SOS：救救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舒乙先生访谈录

杨之

现代文明与古老文化的撞击，敲响了世纪末的警钟

SOS：救救北京的胡同四合院
———舒乙先生访谈录

杨之/文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一大批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现代化小区和公路立交桥相继建成。古老的北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和活力。但是，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惊喜及愉悦之后,却隐隐地感到,有一种熟悉而亲切的东西,正在悄悄地离我们远去——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越来越少。不少有识之士惊呼：救救北京的胡同四合院！
      在发展现代文明的同时，怎样保护好北京的古都风貌，确实已成为当前首都城市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先生（以下简称舒）。
      记者：舒先生，作为新当选的九届政协委员，您对北京的城市建设一直很关心，曾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多次撰文呼吁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听说您在一项政协议案中还专门提到保护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问题，可否就此谈谈您的想法？
      舒：可以。最近正好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关头。话题是由平安大道引起的。平安大道本身论证得比较好，准备工作也很长，注重了保护文物。而且此前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包括文物局的意见。所以开始时沿途20多个文物保护单位都保护得不错。可是现在又出了问题。因为建设费用市政府拨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要由东城区和西城区自筹，两个区便把筹资放在了房地产开发上。房地产商在平安大道的两侧开始运作商业大厦，并大大扩展他们的用地。这样又出现了没有计划、破坏北京城市格局和文物的状况。我觉得这样很不好。不是平安大道本身不好，是平安大道工程中的“搭车”现象不好。据我了解，严重的地方，向两侧推出100米，甚至到200米，所到之处，四合院，其中不乏有文物价值的纷纷倒下。
      北京的文物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虽没有受到保护，但它依然是文物。其中最典型的是美术馆后街22号旁门。我为此向市领导写了信。22号旁门是一处在建筑风格和人文价值上具有双重特色的建筑。这是一座集建筑、文化价值于一体的小四合院，是现代文化人难得的一处纪念地。但是，现在，却要把它拆除掉，在那里搞商业大厦。我们请求保护这座四合院，并顺理成章地促成保护住整个北京城内较好的胡同和四合院。
      记者：这件事目前有没有什么进展？
       舒：据说贾庆林市长接到信后，非常重视，并给有关部门作了批示，要求慎重考虑旧城的改造规划。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结果。
      记者：近年来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老北京”，您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更深。您对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印象如何？
      舒：确如您说的，北京象全国一样，由于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城市面貌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全国都是这样，像个大工地，拆旧立新，高楼起得很多，仿佛实现了城市面貌的一种现代化。只有当今的中国人，只有咱们有这种幸运，能看到这种变化。但是，我觉得北京也好，全国也好，在城市面貌的变化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失掉了民族特色，失掉了自己的风格。每个城市，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应该是不同的，应该有各自的特色。现在全国都一样了，见不到地方特色和个性，这是第一。第二，北京是文化古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城市之一，她自身又有她自身的特点。矮的平的宽广的建筑是北京建筑的特点。可是现在平的矮的宽的建筑风格被破坏掉了。北京建筑的结构就是围棋棋盘似的一种胡同的结构。这种结构，站在这边一只能看到那边。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咱们现在的建筑师所参照的模式是香港，香港所参照的模式是东京，东京所参照的模式是纽约，盖来盖去都是一个城市的翻版。世界上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城市，都在拼命捍卫自己的特点，如伦敦、巴黎、莫斯科、圣彼得堡、罗马、佛罗仑萨、京都等，这些城市都成为文化古都。北京作为著名的文化古都，如何保护并发展自己的特色，确实是个不容忽视的大课题。
      记者：您觉得发展现代文明和保护古老文化是否有矛盾？
       舒：并不矛盾。去年11月，因为要拍老舍先生的《二马》电视连续剧，我有机会到伦敦去看了一下。我有意地观察了一下他们城市的变化。我发现伦敦是顽固地在坚守自己的建筑风格。由机场到伦敦市中心，开车大约走了45分钟。45分钟没看见一座高楼，把我给吓坏了。伦敦在人们印象里是非常现代化的都市，但是她就是二层和三层的小楼，沿途经过的城镇全是这样。下了车去看，那房子上都写着它的原建年代，就好像现在的伦敦人还住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环境里。但它的内部非常现代化。我在城里找老舍先生原来住过的房子，20年代他在英国生活了5年，先后租住过四个地方，我找到了3个。这些房子保护的太好了，给我的震动很大。因为老舍先生离开那个地方已经70多年了。70多年，按照北京这种速度，那些房子早就没有了。可是人家保护的还挺好。不是因为老舍先生，当时他是个极普通的教员。我去访问那些房子的居民，他们谁也不知道当年这里曾经住过一个中国人。但是那房子却保护的那样好，就像原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处理现代化和保护自己的文物方面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路。他们没把这个当成两个很矛盾的事情。既保护了文物，又带来了大量的旅游收入。如果你把自己都变成跟纽约、东京一样，就没人来了。所以我觉得处理现代文明和保护自己的文物是没有矛盾的。
      记者：您觉得舒适理想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怎样的？是胡同里的大杂院吗？
       舒：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我们现在住得还差。为什么？人口爆炸得很厉害！刚解放的时候，城圈儿里是100万人，现在是600万人，原来是独门独院，现在一个院子里要住很多家，变成了大杂院，这就很糟糕了，客观上的确需要建设更多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原来四合院的格局不是大杂院，四合院的格局是非常超前的，因为他里面有一块空地，这个空地是栽花种树植草的。这就相当于现在外国人城市里住很嘈杂便跑到城外盖别墅。而住四合院的北京人不需要别墅，四合院就是他们的别墅，所以说四合院是非常现代的。一个小院子就是一个小的“肺泡”，这个小“肺泡”可以储存水分，可以躲避噪音，可以吸收灰尘，可以调节小气候。就我而言，我觉得理想的舒适的居住环境显然是过去的四合院，因为它更接近大自然，而不是现今的大杂院。
      记者：保护胡同四合院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并已得到政府的认同，问题在于怎样做。
      舒：的确是这样。现在，原则大家都懂，而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具体的做法。我曾提出过这么几个方案：第一，要规划更多的胡同保护区。过去的胡同保护区是26小片和条，我数了一下，大概之占内城面积的5%，这样就没法体现城市结构。所以我建议把胡同保护区扩大到20—25%，具体的走向大概是东单——东四——后三海——西四——西单。这么一个倒“U”字型。它的宽度大概是东单到南小街，西单到民族文化宫。其中东边包括了东四三条道八条，西边包括了西四一条到十条，北边包括锣鼓巷左右和后边的“三海”，这样可以把北京的胡同最好的区域包括进去，大概占内城面积的20—25%，可以把城市结构保护下来，也把一批最优秀的古建筑保护下来；第二，在这个保护区里面的人口外迁，不能再有大杂院了；第三，实行保护区内的房屋私有制。现在大部分房子是公家的，或者隶属机关，或者由房管局管，他们手里头没钱，没办法修。变成私有制以后就可以修了。国家规定好内城胡同保护区必须按照什么规格修，保护成什么样，准做什么，不准做什么，都有细化的规定。内部可以随意现代化。这样我想胡同和四合院是可以报得很好的。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感谢我们的。

                              
       （舒乙先生简介：舒乙，北京人，1935年8月16日生于青岛，1945年赴原苏联学习林产化学工艺，五年后学成回国。著有《散记老舍》、《老舍》、《父亲最后的两天》、《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我的风筝》、《我爱北京的》等。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研究馆员，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幽州书院院长，中国民族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

                      （原载1998年5月8日《首都建设报》）《北京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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