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灯——李叔同与马一浮

一棵松

智慧之灯——李叔同与马一浮

        有人曾提到弘一大师与马一浮在上海曾共同发起成立“天马会”，但马一浮自己却声明没有此事：“溯不佞与法师相识于沪上，在壬寅、癸卯间（引者按：1902～1903年），其后十余年未尝得见。直至民初，法师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始复相过从，迄于出家受具。此数年间，时接谈论。前此法师有天马会之设，不佞初未与闻。此与事实不符，当系传闻之误。”由此可见，在1902至1903年的时候，他俩只是初交。而李叔同到杭州后情况就不同了，他俩同城居住，交往的机会自然增多，尤其是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实行断食修炼后，对佛教的兴趣日增，自然会更加亲近这位深居简出的佛学大师。

        初识

　　弘一大师的出家与马一浮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俩的相识当是在1902年至1903年之间。是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之后，而马一浮此时亦在上海游学。有关他俩当时的交往情况，现在很少有资料可考。

        有人曾提到弘一大师与马一浮在上海曾共同发起成立“天马会”，但马一浮自己却声明没有此事：“溯不佞与法师相识于沪上，在壬寅、癸卯间（引者按：1902～1903年），其后十余年未尝得见。直至民初，法师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始复相过从，迄于出家受具。此数年间，时接谈论。前此法师有天马会之设，不佞初未与闻。此与事实不符，当系传闻之误。”由此可见，在1902至1903年的时候，他俩只是初交。而李叔同到杭州后情况就不同了，他俩同城居住，交往的机会自然增多，尤其是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实行断食修炼后，对佛教的兴趣日增，自然会更加亲近这位深居简出的佛学大师。

　　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谊

　　李叔同心中的马一浮李叔同年长马一浮三岁，但在佛学方面，他一直把马一浮视作良师。这种情况跟苏曼殊颇为相似。苏曼殊在1916年12月25日复刘半农的信中说过：“此间有马处士一浮，其人无书不读，不慧曾两次相见，谈论娓娓，令人忘机也。”李叔同也对他的学生丰子恺说过：“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谈佛论道 有关李叔同断食以后跟马一浮的谈佛论道的情况，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有形象的记述。丰子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第一次我到这陋巷里，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只十七八岁，正在杭州的师范学校里读书。我的艺术科教师L先生（L即指李叔同——引者注）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里去断了十七天的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日，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M先生（M即指马一浮——引者注）。我跟着L先生走进这陋巷中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应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只椅子上听他们的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的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即哲学——引者注）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

　　丰子恺不愧是一位文章高手，他对马一浮的描写十分传神：“他的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假如身体不是这样矮胖，一定负载不起。他的眼不像L先生的眼纤细，圆大而炯炯发光，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线，切着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须髯从左耳根缘着脸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颜色与眼瞳一样深黑。”

　　当然，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谈也并不是全谈佛学的。他俩都是书法大师，彼此也有关于书艺的交流，甚至还都爱好古琴。但相比较而言，李叔同与马一浮之间的交往，更多的还在于佛学方面。他从马一浮那里请了不少经书回去阅读，并从1917年下半年起发心食素，又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供起佛像来。大师对虎跑已经有了感情，年终放年假的时候他不回上海，再次赴虎跑过年。他住在方丈楼的楼下，只觉得趣味无穷。

        马一浮对彭、李二人出家的看法

        马一浮有一位名叫彭逊之的朋友。此人先是与马一浮一起研究《易经》，两人一度颇合得来。此时，彭逊之请马一浮介绍一处清静的寓所。因李叔同曾在虎跑断食修炼，听他说起过那里的清静，马一浮就介绍彭逊之到了虎跑。1918年正月，彭逊之也曾与李叔同同住在虎跑。正月初八日，这位彭逊之忽然起心，当即出家了。此情此景，使李叔同深受感动。他原以为自己从佛的信念已够坚定的了，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像彭逊之这样即修即悟的人在。

        然而，李叔同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彭逊之所谓的“即修即悟”并不是因为崇拜佛教所致，而是他迷信命理，经推算，认为必须出家方能免于忧患。马一浮对他的这种举动不以为然，曾对他说，研究佛教不一定要出家。在彭逊之出家后，马一浮仍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承示新著《天命说》，兼以相从讲论见勉。公所谓道，虽非浮之所及知，然以朋友之爱言之，可谓至笃矣。……然以其不好公之道为罪，则不亦过乎。人之契理各有所会，续凫截鹤，未可强齐。公之谆谆屡以为言者，岂不以实见有生死可出、佛道可成乎？乃若浮则无得无证，不见有生死可出、佛道可成，与公今日见处正别。若今执吝幻色而修如公所示法门，此皆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公即作佛，浮亦甘处大阐提。岂不闻大集魔王临危不变，虽瞿昙不奈伊何。虽然如此，朋友之旧决不因是而改，公虽尽力诃斥，浮亦决不谤公。愿泯然平怀，勿存愤怒，此于公之道无损也。”可见，马一浮与彭逊之的分歧相当严重，像这种因推算命理而出家为僧，马一浮当然是反对的。

          彭逊之出家，留下一妻二子，生活无着，马一浮仍以朋友之道适时接济，直至其子就业。后来，彭逊之又推算命理，自沉钱塘江底，幸被人救起。鉴于他无人照顾，又是马一浮担负起了护理之责。此后，彭逊之果然还俗。对于彭逊之后来的情况，李叔同应该是知道的，可当时却被彭氏的“即修即悟”所刺激。彭氏出家后，李叔同也向住在方丈楼里的弘详法师提出拜师要求，虽未决定立即出家，但先做在家居士也是可以的。这位弘详法师知道李叔同是一个很有名望的艺术家，一时不敢贸然答应。鉴于李叔同皈依心切，弘详法师就请他在杭州松木场护国寺的师父了悟法师回虎跑寺来接应他。于是李叔同就在1918年正月十五日这天拜了悟法师行了皈依礼，取法名演音，号弘一，并于这一年夏天正式出家为僧。

　　马一浮显然把李叔同看成是与彭逊之完全两类的人物。换句话说，马一浮对彭逊之的出家是不屑一顾的，而对李叔同的出家则是理解而敬重的。因为李叔同的出家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而彭逊之的出家是由于迷信所致。而就实际成就论，马一浮对他俩有过评价：“弘一法师天才不及安仁（引者按：安仁即彭逊之），而持律守一，一事不苟。由今观之，成就乃有过之。”所以，当马一浮得知弘一大师出家两个月后要在灵隐寺受戒的消息后，亲自到灵隐寺看望他，并向他赠送了明代藕益大师《灵峰毗尼事义集要》、清代见月律师《宝华传戒正范》各一册。关于此事，弘一大师后来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自序里写道：“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从客观上讲，马一浮为弘一大师的学佛研佛起到了“指路人”的作用。

         虚心求教

         对于这样的一位“指路人”，弘一大师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的。这从他以及他的道友的一些书信文章中都能透露出若干信息。比如，范古农居士在《述怀》一文中写道：1918年，弘一大师出家后，“即于九、十月间来嘉兴佛学会……居会约两月，杭州海潮寺请一雨禅师打禅七，马一浮先生招之往，遂行。”弘一在回到杭州后，也曾在给旧友许幻园的信中提到：“在禾晤谭为慰。马一浮大师于是间讲《起信论》，演音亦侍末席，暂不他适。”一年以前，马一浮就有意约李叔同同往海潮寺，当时李叔同还未出家，因故未能同行。此信息从马一浮于1917年致李叔同的一封信中可知：“昨复过地藏庵，与楚禅师语甚久。其人深于天台教义，绰有玄风，不易得也。幻和尚因众启请，将以佛成道日往主海潮寺，遂于今夕解七，明日之约盖可罢已。海潮梵宇宏广，幻和尚主之，可因以建立道场。亦其本愿之力，故感得是缘。月法师闻于今日荼毗，惜未偕仁者往观耳。浮和南。叔同居士足下。初六日。”既然上一年无缘前往，而这回马一浮在海潮寺讲《起信论》，弘一大师自然是十分珍惜听讲的机会了。在佛籍的交流方面，对弘一大师与马一浮来讲，应该是经常性的。1928年6月27日马一浮曾有一信致弘一大师，信中就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去月李荣祥居士见寄尊撰《五戒相经笺要》卅部，已分赠所知，并感垂诱之切，敬谢无量。”——这是弘一大师向马一浮赠书；“曩时奉对，曾谓欲得《清凉疏钞》一部。今嘉兴陆序兹愿以其父无病居士遗书奉赠。谨托同庄为致之，至时希命侍者赐答。”——此乃马一浮为弘一大师觅书并转赠之记录。

        题辞题诗

        马一浮曾多次为弘一大师手书佛经题辞题诗。1924年农历十一月，弘一大师之师弟弘伞法师出弘一大师手书《梵网经》请马一浮题词，马一浮欣然题一偈。1937年12月15日，马一浮应刘质平之请为弘一大师书《华严》集联手迹题跋。在这篇跋中，留下了马一浮对弘一大师书法的评价：“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尝谓华亭于书颇得禅悦，如读王右丞诗。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弘一大师也曾因自己的书法得到马一浮的赞赏而引以为荣：“拙书尔来意在晋唐，无复六朝习气，一浮甚赞许。”这便是两位大师的心交神会。

　　1920年初夏，弘一大师将赴浙江新登闭关。临行前，马一浮有诗赠别。诗题为《弘一上座将掩室新登北山敻绝处，以此赠别，且申赞喜》，诗曰：

　　平地翻登百丈崖，涅槃有路绝梯阶。
　　何人把手成相送，第一安心是活埋。
　　古庙香炉非去住，晴空连榻莫差排。
　　白豪影里看行道，遍界莲华眨眼开。
　　消息应闻木马嘶，住山锹子任轻携。
　　了无一物呈高座，不见当前有阇黎。
　　何必度河兼过岭，是谁曳耙与牵犁？
　　他年放出关中主，始信东方月落西。

　　马一浮曾为弘一大师所书《阿弥陀经》题诗，诗题为《题月臂师书〈阿弥陀经〉，用嗇庵韵》，诗曰：

　　身似匏瓜岂系予，谁能郁郁此久居？
　　末法已无三代礼，群迷赖有西方书。
　　天台山下客骑虎，大庾岭头人网鱼。
       莲华若见金台相，功德休计恒沙如。

　　弘一大师曾名其宴坐之所为“旭光室”，马一浮又为之作《旭光室记》：

       弘一上座专心净业，远秉藕益大师，近承印光长老，以为师范。嘱颜其宴坐之所曰旭光，示于四威仪中不违本志。予既随喜赞叹，因谓初时后日，并照高山；海印森罗，同归本曜。故赤日杲杲，乃知夜半正明，回烁乾坤，亦是天晓不露。这一络索，也要上座委悉。然则二老只是一光，西方不离当处。旭光即是上座，上座即是旭光，岂复更有光相可寻，名字可得。虽然如是，也不得草草入此室来，急着眼看古德与汝相见了也。

　　在上述文字中，马一浮除了对弘一大师的净修表示敬意外，显然也有他的修佛主张。

　　1929年，夏丏尊编选《李息翁临古法书》，马一浮为该集题签。出家后的弘一大师曾与学生弟子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1929年2月《护生画集》初集由开明书店出版，而为画集作序的也是马一浮。他在序言中对《护生画集》的点评十分到位：“《华严》家言：‘心如工画师，能出一切象。’此谓心犹画也。……月臂大师（引者按：月臂大师即指弘一大师）与丰君子恺、李君圆净，并深解艺术，知画是心，因有《护生画集》之制。……三人者盖夙同誓愿，假善巧以寄其恻怛，将凭兹慈力，消彼犷心，可谓缘起无碍，以画说法者矣……”这篇序言写于1928年农历七月，是弘一大师亲自请马一浮撰写的，马一浮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处说道：“月臂来书，嘱缀一言，遂不辞葛藤而为之识。”1929年，马一浮还有《题弘一大师影像》诗一首：“看取眉毛拖地，何妙鼻孔撩天。一任诸方□邈，还他法尔依然。如来叵见色相，普贤遍出身云。若问观音正面，更无一物呈君。”

　　1936年，由弘一大师撰词的《清凉歌集》出版，该书封面的题签者也是马一浮。

　　目前收录在《马一浮集》里的马一浮致弘一大师书信有5通，其中谈论佛教的有4通。而实际上，目前还能从图片资料上看到的马一浮致弘一大师的书信。在1939年弘一大师六十初度之时，马一浮有一首六言诗致贺：

　　世寿迅如朝露，腊高不涉春秋。
　　宝掌千年犹驻，赵州百岁能留。
　　遍界何曾相隔，时寒珍重调柔。
       深入慈心三昧，红莲化尽戈矛。

        悼念与阐释

　　对于弘一大师的圆寂，马一浮是很伤感的。这在他于1943年4月19日写给朱镜宙的信中有直接的表露。他在信中说：“弘一法师，公所推挹，惜遂迁化。失此僧宝，丧我良朋，能无悼叹？旧与嗇庵各有二诗，今以录奉。亦缘公于弘师，久欲参承，当同赞仰也。写诗者为山中学人王伯尹，夙好弘师楷法，颇能得其仿佛，虎贲中郎，亦或公之所喜邪。”此外，马一浮有悼诗《哀弘一法师》曰：

　　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
　　祇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后人常对弘一大师圆寂时的照片和大师绝笔“悲欣交集”有不少评说。马一浮也一样，他以诗的方式对此表示了他的态度。

　　《有人传示弘一法师吉祥相，因题其后》（手书题为《题弘一法师吉祥相》）这样写道：“彩笔依空绘，山示胁眠。夜长犹选梦，诗至乃通禅。叶落归根近，花开见佛先。涅槃非有相，错被世人传。”在这里，马一浮用一种更高远而深广的佛家见地表达了他的意见。

　　《题弘一法师本行记》一诗谈到了“悲欣交集”：“僧宝空留窣堵砖，一时调御感人天。拈华故示悲欣集，入草难求肯诺全。（师出家不领众，临灭手书‘悲欣交集’四字示学人。）竹苇摧风知土脆，芭蕉泫露识身坚。南山灵骨应犹在，祇是金襕已化烟。（师持律为诸方所推，远绍宣律师，为中兴南山宗尊宿，人谓末法希有。）”

　　马一浮在1942年11月13日致李芳远的信中说道：“前闻弘一法师迁化，曾以一诗寄丰子恺，托为转奉法师嗣法人，以志哀悼。顷承录示法师临灭二偈，赞叹有分。复用偈中语成一诗，并以写去（前诗即不更录）。可告法师灵座，不须编入纪念刊也。”

　　弘一大师圆寂后的第二年，印西自北天目山致函马一浮，谓浙中沙门仰师高行，欲奉大师生前衣钵，营塔于山中，要求马一浮为之题记。马一浮遂于1943年11月18日为之写了一篇《弘一律主衣钵塔记并铭》。

　　在这篇题记中，马一浮主要对弘一大师修南山律的意义作了阐发。他说：“自唐以来，讲肆禅林，门庭并盛，独南山宣律师以弘律著。迨及灵芝，其传浸微。晚近诸方受具，虽粗存仪规而莫窥律文，不究事相者有之。音公（引者按：音公即弘一大师）生当末法，中岁出家，不为利养，誓以明律，振此颓风。发愤手写《四分律戒相表记》，校正南山《三大部》，并为时所称。讲论尤力，诸方推之，号曰律主。至其秉心介洁，制行精严，俨然直追古德，可谓法界之干城、人天之师范者也。”

　　  有意味的是，马一浮此题记还有附文，曰《文成示学人》。此附文对《弘一法师生西纪念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中乃无一佳文，深为弘一惋叹。”马一浮是大学者，而《弘一法师生西纪念册》也是由他题的封面，他对纪念文章质量的要求自然很高。他的这一批评，初衷乃是为了能对弘一大师有一个准确的评价。他以为别人没有能做到这点，所以他要自己来做了。比如他在附文中就说：印西请写题记，一时未及撰写，但“今日因看此纪念册，忽然触发，即立成之，略不加点，而其言质实，可以示后。”可见，马一浮对准确评价弘一大师是十分在意的。

        马一浮曾多次应刘绵松之请为《弘一大师全集》题签或题词。比如，马一浮于1962年3月15日致姜丹书函中说：“来书并附刘君函，嘱题弘一法师书签，今并刘函奉还。”又如，1965年，马一浮还有《题〈弘一大师全集〉》诗一首：

　　名句文身示法空，一花一叶总神通。
       会看遍满尘沙界，万行庄严在此中。

        按：刘绵松为编《弘一大师全集》努力多年，终因种种原因，此书未能出版。
       1946年9月，马一浮有《弘一上人为苏盦书〈先君遗训卷子〉跋》。跋语不长，录存如下：

        贤父遗规，良师付嘱。高僧所书，崑山片玉。奕世宝之，永励末俗。苏盦出示此卷，嘱为题赞，率书数语以贻之。丙戌仲秋，蠲叟。

　　1948年秋后，弘一大师部分骨灰被送抵杭州暂存招贤寺，后由堵申甫自招贤寺移至虎跑安埋于山冈。当时，马一浮就题写过碑文。1954年初，杭州弘一大师舍利塔落成，马一浮又为塔身题写了“弘一大师之塔”六个篆字。纪念塔落成典礼时，马一浮亦亲自参加，并有《虎跑弘一律主塔成，子恺约往观礼。是日寒雨，至者甚众。苏盦有诗，予亦继作，兼示子恺》诗一首：
　　扶律谈常尽一生，
　　涅槃无相更无名。
　　昔年亲见披衣地，
　　此日空余绕塔行。
　　石上流泉皆法乳，
　    岩前雨滴是希声。
　　老夫共饱伊蒲馔，
       多愧人天献食情。

        马一浮有关弘一大师之塔的诗还有一首，以往很少被人注意。此诗写于塔成之前的1953年夏，题目是《虎跑寻弘一律主塔和苏盦》。诗如下：
　　塔样今谁觅，书名久尚传。
　　青山空满目，白浪竟滔天。
　　暑入双林灭，人来百鸟先。
       残僧知热恼，十斛与烹泉。

        最后特别要介绍的是，弘一大师圆寂后，丰子恺曾请求马一浮为弘一大师作传。然而，马一浮终于没有写。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其中原因，但从目前发现的一张马一浮手迹照片中，可知其理。此照片中的文字这样写道：“音公迁化，诸大弟子因丰子恺来请为作传，书此谢之。音公如在，定当微笑相肯耳。南山已续高僧传，摩诘新题六祖碑。自有儿孙堪付嘱，顶门何用老夫锥。壬午季冬蠲戏老人。”由此可知，马一浮之所以不为弘一大师作传，是因为他以为像弘一大师这样的大智慧，其英名盖世，何需赘言。（《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 作者：陈星）

书心堂主人

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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