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的当代寻绎——冯印强的书法创作和书法观

冯印强

书法文化的当代寻绎

——冯印强的书法创作和书法观

朱中原

  　  印强是我多年的书坛挚友。不但是挚友，而且是诤友，更是患难之交；不但互相关照，而且互相批评。我们经常相约去刘正成先生的松竹草堂，一起探讨书法问题、文化问题和学术问题，有时一直到深夜，甚至有时为几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只有与印强和正成先生在一起，才能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书生意气，什么是为了艺术的天真。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有人为了一点点利益和地位，争得不可开交，甚至搭上了身家性命，而印强与我，位虽不尊，名虽不显，但却为了书法、为了艺术、为了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学术和思想而较真。

　    我曾经对着印强和刘正成先生开玩笑地说，现在，我们三人都是边缘人物，我和印强是一直处于边缘，而刘先生则是从核心走到了边缘。但转念一想，古往今来，举凡是当时在艺术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艺术家，后世皆处艺术之核心，甚至以其惊世骇俗之杰作、言论和人格影响整整几代人。此论虽偏，然倒是可以自我阿Q一下。的确，无论是在财富还是在地位上，我们都处于边缘的状态。和别的书法家一样，我们都知道书坛的潜规则，都痛恨潜规则，但都对潜规则无能为力，甚至一不小心就进入了潜规则。也正因如此，我与印强亦才有“书法社会学”之思考。

　　老实说，印强无论是在学术、艺术还是在为人上，都十分真诚甚至虔诚。但虔诚而不中庸，他的观点是尖锐的，激烈的，他绝不从流，绝不盲从权威。有人玩书法，是把书坛的所谓大腕当成崇拜和巴结对象的，看人家怎样写自己就怎样写，凡是看到人家是什么会什么会的头头就说人家的字好，一见到官员腿都软了。但印强不，他藐视权贵，怀疑权威，他可以把权威踩在脚下。他很自信，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很自负，但他的自负完全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书法尤其是隶书的系统研习基础之上的。他常年沉浸在秦汉文化的熏陶之中，并系统地梳理了中国隶书发展史。就此而言，说印强乃当代书坛隶书创作之实力派书家，实不为过。

　    当代书坛，所谓的书法家很多，但真正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表现元素和笔墨语言的不多，即使有些书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语言，但由于对传统吃得不深，难以入古，以至成“俗书”，甚至误入“旁门左道”，有些人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写得是好还是差。

　　晚明徐文长曾有“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之说。这是他的自夸，也是自嘲，更是一种无奈。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是孤独的，尤其是对于书法这种高雅的艺术而言，因其受众群体相对狭小，其审美标准更难获得群体性的认同，尤其是在当代文化娱乐化、市场化和低俗化的今天，书法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已经越来越边缘化，因而，很多人对书法的评判标准也越来越异化，俗书、劣书、伪书遍地，非但如此，许多俗书、劣书和伪书却被当作了艺术精品，不断地“强奸”着公众的审美视觉，尤其是一些处于书坛主流和核心地位的书家，他们占据着书坛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资源，其他非主流但真正优秀的书法家的资源都被他们挤占了，形成了一种扭曲的艺术生成规则。

　    我时常对人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其艺术人格必须是独立的，甚至是孤独的，绝不能盲从时流，也不要被时人之观点、言论所左右。古之米癫如是，石涛如是，今之宾翁如是，白石老人亦如是。黄宾虹就曾放言：“我的画至少要五十年以后才能获得真正认可。”此非妄言也。就这一点来说，我以为，徐文长的孤峭和傲岸，在印强这里也能找寻一二。论一个书家书品之高低，必先论其艺术精神和文化品格之高低。只有首先具备独立的艺术精神和文化人格，其艺品才具独特之气象。此古今皆同。

　    当代隶书创作，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进入民间化与正统化相互激荡、互为补充、互为损益的时代，而民间化渐次成为当代隶书创作的一个主潮。随着甲骨、简牍、砖瓦铭文等书法文物的发现和出土，当代隶书创作的取法素材和笔墨元素与晚清之前相比，已经远为丰富了。甚至可以说，取法甲骨、简牍和砖瓦铭文等非正统的篆隶刻石，追求笔法和线条的粗疏和荒率，已成当代隶书创作的一大审美趋势，尤其是热衷于“流行书风”的书家对此乐此不疲。隶书家们已经远远不满足于在张迁、史晨、乙瑛等正统完美的隶书碑刻中寻找表达语言了，而是将自己的笔触远远放大，上至先秦石鼓文、甲骨和篆籀，下至汉隶八分铭石、砖瓦陶文和公文牍牒。整体观之，当代隶书创作似乎已经开始向“古典主义”跃进了，乐于在秦汉古典文化中搜寻自己的精神轨迹。作为一个当代隶书家，冯印强显然也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正积极探索如何在秦汉文化气象中寻找到自身的笔墨元素。

  　  然而，“古典主义”决不是像某些书斋学者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很多理论家对于“古典主义”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朦胧的憧憬之中，并将东方书法之“古典主义”与西方文艺复兴之“古典主义”混为一谈，从而渐入误区。

   　 “古典主义”固然是一种美好的审美理想，然而，在实际的书法创作实践中，却极容易走向另一面：粗鄙和荒率。须知，质朴离粗野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即单纯追求秦汉民间碑刻的那种荒疏、古拙的线条气息，却易丢弃书法的文人精神和儒雅韵致。很多隶书家一味追求外在的形制和雄强、厚重，却丢弃了内在的文化品格，以外形观之，似乎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然仔细一推敲，线条不过关，造型不过关，笔墨不过关，所有这些，导致了书法气格的低劣和缺失。而印强不是这样的，他在隶书创作上，真真下过苦功夫，他一遍一遍临习过许多汉碑，反复临，变化着临，他的隶书，线条遒劲，结体开张，既雄浑厚拙又儒雅氤氲，既古朴又具有现代气息，既在传统上吃得很深，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语言，笔笔有来源，然又笔笔都是自己的语言。他在字型结构及章法上，均有不俗的安排，不躁不媚不滑不平。印强的书法中，没有时人那种躁动、粗疏和荒率。
    应该说，印强书法所追求的，正是溯源于秦汉之际的那种古典主义书风，是汉代文化的正大气象。他的隶书成就，源于他正确的隶书观和对“古典主义书风”的正确理解。须知，古典主义不是一味的复古，也不是一味的粗野和狂怪，而是在保持书法文化气格之下的古典回归。他的隶书不是野狐禅，也不是对汉隶的亦步亦趋，而是古典精神下的现代探索。

    　中国隶书史，自汉至清，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局面，直到有清一代，随着金石、甲骨及朴学的兴起，才产生了整个有清一代隶书的中兴。出现了郑板桥、郑谷口、赵之谦、金农、伊秉绶、邓石如、陈鸿寿等隶书大师，他们的隶书，既保留了汉碑的那种古朴和典雅，同时又对汉隶进行了创造性的变革，甚至为当代隶书创作开创了道路。然而，自清末民初以来，隶书的发展似乎又遭遇了停滞，到了当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对于汉碑的整理和发掘工作又开始复兴，各种汉代民间碑刻的出土，大大丰富了现代书法家的表现元素和表达技巧，于是，有人断言，当代隶书创作已经超过了清代的隶书发展水平。然而，这种论断是粗疏的，起码没有有力的证据。论取法素材和表达技巧，当代隶书与清代相比，当然远为丰富，然而，论艺术品格和线条质量，当代隶书远不能和清代比肩，就即便是许多学清代隶书的人，也只学其形，而未得其神，仅得其皮毛而已。对于这一点，印强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汉代隶书、清代隶书和当代隶书创作都作过一些充分的比较研究，并据此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那就是：以书法创作寻绎当代文化发展脉络，以书法精神演绎文化精神，以书法文化观照社会演进与人类文明之变迁，这也是我与他“书法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课题。

　   当代人习隶难以入古，难得高古气象，这是当代隶书创作的重大问题。书不入古，难得其品，书不出古，难具其象。印强对入古与出古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文化思考，在他看来，书法之入古与出古问题，关涉书法文化传统的问题。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必须具备自身的文化传统，当代书法之创新，必须从传统中来，汲取传统之文化养料，如此方能使书作有高古之文化气象，入得古，方能接续传统书法之文化脉络；而于此基础上再进行当代文化的观照与探索，探讨当代文化语境之下的书法表现形态，则是出古。只有将传统书法置于当代文化语境之下，将书法创作主体融入现实的问题情境之中进行文化的考量与自我的审美体验，方能使自身的书法具备一些现实的人文内涵，能经受得住历史与时代的检验，从而流传于世。自古至今，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徐文长、傅山、王铎、谢无量等等，莫不如此。与其说这些人是一个时代的书法符号，不如说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社会观照者和文化演绎者，只不过，他们的表达工具是书法这种抽象的艺术文本而已。

  　  古人论艺，有文野之分。孔子《论语》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隶书创作同样如是。若质朴胜过文采，则显粗野，若文采胜过质朴，则显虚浮。只有文采和质朴兼备，才能格高气盈。遗憾的是，今人的很多隶书创作，大多偏于一隅，要么质胜而文弱，粗鄙有余而文雅不足，要么文胜而质弱，显得拖软疲沓，有墨无骨。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自古就讲文采与骨力的结合，文采是由墨来体现的，骨力则是由笔来体现的，书法之笔与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二者不可偏废。就书法而言，若有笔力线条而无韵致，则有骨无墨，若有韵致而无笔力线条，则有墨无骨。笔和墨，骨和韵，都是评判中国书画的两个重要元素。冯印强对汉碑无论是雄强一路，还是俊秀一路，抑或是不规整的简牍帛书一类，都多有临习，他的隶书在文和质、骨和力、笔和墨上都把握得很好，不走极端。他规避了当今书坛某些书家一味地在学术上倡导“古典主义”而在创作上则堕入粗野狂怪路子的积弊。

　    一个书法家，除了笔墨技巧等基本功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艺术眼界和文化视野。艺术眼界和文化视野的开阔往往是决定一个书家书品高低的关键因素。作为一个隶书家，从纵向上说，冯印强几乎遍临过汉代各个时期的隶书碑刻，再参以篆籀笔意，得汉隶之精髓；从横向上说，他对当今书坛隶书创作趋势和动态有一个总体的客观的把握，能敏锐地捕捉到当代书法创作之动向和不足，并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予以学术地审视，再加上他经常与刘正成、刘文华等理论家和创作高手交流，从客观上拓宽了其艺术眼界和文化视野，使得其在创作时能够得心应手，线条挥运游刃有余。

    　当然，在创作的同时，印强还是个善于进行理性思考和文化观察的评论家。多年来，他一直沉浸于书法文化的思考和探索中，发表了不少振聋发聩、高屋建瓴的书法文化观察文章。他从文化学视角、社会学视角深刻地梳理过当代书法的文化脉络。关于书法的文化思考，关于当代书法文化的状态和走向，融入了他生命的血脉之中。我称他是当代书法文化的寻绎者和守望者。

　　当然，印强在某些方面的学术思考或许也存在着偏激之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文化思考者，我相信，这种偏激恰恰可能是其深刻之处。偏激有时会让人误入深渊，但是，奠基于理性思索之上的偏激则会变成深刻。古往今来的艺术、文学大家莫不如此。

　　我相信，多年的书法创作实践，开阔的学术视野、执着的艺术探索精神和深邃的文化思考，将会使他在书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文化学者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
                                                           人民日报《大地周刊》编辑记者

当代书法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