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与帖学

雄浑之路

《淳化阁帖》与帖学

潘良桢

       宋太宗作为宋室第二代君主，其情与唐太宗颇相仿佛，在位期间，编成《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集成之书，淳化三年（992）又敕命编刻历代法书为《淳化阁帖》十卷。虽然有南唐刻《昇元帖》、《保大帖》的记载，但并无实物传世，事尚可疑，其对后世并未真正发生影响则是可以确定的。故后人尊《淳化阁帖》为丛帖之祖。

      《淳化阁帖》刻成，拓本赐大臣进登二府者以示恩宠。然而未久即停止不赐，很快就成稀罕物，欧阳修《集古录题跋》已称“人间尤以官《法帖》为难得”。赵孟頫收罗《淳化阁帖》亦颇艰难，先购得二、五、八三卷，次年又觅得七卷，但其中重第八卷仍缺第九卷，后以第八卷复本另加柳公权帖一卷与人换得第九卷，方得收全。赵喜而题曰：“虽墨有燥湿轻重，造有工拙，皆为淳化旧刻无疑，是可宝也。”文衡山称之谓：“凡三易而后完”。

      《淳化阁帖》问世即引起相反的两种反应，一是公私竞相翻刻传播，二是指摘编者王著不学，采择不精，摹刻失真，真伪不辨，编次失序，标目多误。这显示了《淳化阁帖》的价值以及存在的缺陷。

       最近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金从美国购回《淳化阁帖》存世最善本四卷，洵为国宝回归之盛事。其中六、七、八三卷为王羲之法帖，曾经清道人李瑞清收藏。1918年李跋：

      “自来言汇帖者，莫不祖《淳化》。《大观》、《绛州》、《潭州》皆其苗裔也。《淳化》覆本无虑数十家。”

      《潭帖》为翻刻较早且影响深远者，庆历五年（1045），刘沆摹刻《淳化阁帖》真本十卷于潭州郡斋。潭州即长沙，故又名《长沙帖》。三年后又命僧希白重摹，字行增高，添入王羲之《霜寒帖》、《十七日帖》以及王濛、颜真卿诸帖。刘又别刻一本于私第，称“私第本”。不久黔人秦子明摹刻希白重摹本，人称《黔江帖》。宋人翻刻《潭帖》还有“长沙新刻本”、“长沙别本”、“长沙碑匠家本”、 “三山木板本”、“蜀本”、“庐陵萧民本”等。试想，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转相翻刻，化身千百的同时面目出入也越来越大了。仅此《潭帖》一脉，衍生子孙如许，则细究所有的翻刻，有人说几于无数，其情不难想见。

      《淳化阁帖》除引来大量翻刻之外，更带动了绵延千年的刻帖与仿帖风气，并形成了所谓“帖学”。《元祐秘阁续帖》主要收《淳化阁帖》未收的法书，《临江戏鱼堂帖》内容于《淳化阁帖》颇有增损。宋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再出内府所藏命龙大渊、蔡京等更定编次，重摹上石，为《大观帖》十卷，以其摹刻精良编次有序而备受识家推许。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刻帖之著名者达数十种之多，风气既成，后更大行于世，公私摹刻，品类繁盛。有收罗范围不同的历代法书丛帖，有断代的法书汇刻，也有大书家的个人作品专集。明清间著名书家颇有刻帖者，如文徽明《停云馆帖》，邢侗《来禽馆法帖》，董其昌《戏鸿堂法书》，梁清标《秋碧堂法书》，更有藏家之刻，累累不胜枚举。乾隆十二年（1747）出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历时三年而编刻成《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卷。此帖收罗广泛，传拓亦多，光绪间有石印本行世，故影响之普及可称所有集帖之冠。几十年前，笔者在上海曾见一位老先生视其父为他购置的一部装在专配木匣内的《三希堂法帖》为传家镇宅之宝，只准沐手敬观，绝不出借。后来我到皖南山区，曾拜访一位在当地老书家，此老数十年摩挲仿写讨津寻源的就止于一部石印本《三希堂法帖》。

      《淳化阁帖》虽然问世百年即受到米芾、黄伯思的严厉批评，但刻帖之风不仅不减其势，反而愈演愈烈，终于使此后近千年的书法史被“帖学”所笼罩，累世书风为其左右，其根本原因还是社会需要。

       至少从晋唐开始，书法不唯成为独特的艺术，而且已是文人学士必需的修养，也是每个读书人必做的功课。古人学书，其初以乃师所作为范本，后来名家作品成为最佳榜样。晋王导书学钟、卫，丧乱狼狈，犹将钟繇《宣示帖》衣带过江。庾亮怀张芝章草十纸过江亡失而常痛妙迹永绝。王羲之《君学书帖》：“君学书有意，今送此真书二纸。”可见当时法书之被珍视与流传的情况。名家法书，供不应求，于是复制品应需而生，其初是临本，如世传钟繇《墓田丙舍》、《宣示》实为王羲之临本。摹本精能以唐人为最，米芾谓只下真迹一等。此法虽妙，但不可能大量生产复制品。欲使法书剧迹化身百千，还得另谋它途。

       金石刻辞，由来已久。汉末立《石经》，天下学子纷纷前来观摩，显然尚无传拓。传拓始于何时已难确考。有人据《隋书·经籍志》以为始于隋，而敦煌石室出唐太宗《温泉铭》拓本后有题记：“永徽四年八月卅日”云云，则至少唐前期已有传拓。唐贞观间以欧摹《兰亭序》刻石置禁中，又将右军书札一卷摹勒上石为《十七帖》。法书摹刻，唐代已开其风。《集王圣教序》摹刻法书之意亦甚显。但唐内府为数甚巨的法书名迹却未择其精者编刻为历代法书集，甚为可惜 。这个遗憾，到古法书已大量亡失的宋初得到了弥补，这就是《淳化阁帖》的产生。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更懂得珍惜。

       把法书摹刻于石或木，然后墨拓流传，其方法在印刷技术上来说与金石刻辞的传拓一般无二，显然前者是受了后者启发。后来成为冤家对头似的“碑学”与“帖学”其实“本是同根生”，都是采用了当时原始的印刷术。在印刷术萌生时期，法书墨拓本已算得上是“高科技”产品了。书籍印刷由刻版到活字，渐有进步，而图版印刷直到很晚，在石印技术发明和照相技术传入后才发生根本改观。这就是“帖学”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盛行不衰的技术上的根本原因。

      “帖学”以《淳化阁帖》为起端，露头不久便受到非议和批评。欧阳修比较委婉，在《集古录跋尾》中他借评《绛帖》指出：“传模不能不失本体”，“传写字多转失”。到了米芾、黄伯思就尖锐无所顾忌了。米《跋秘阁法帖》，序作总评，复逐卷指陈伪讹，认为“其间一手伪帖大半”。黄著《法帖刊误》谓：“王著受诏绪正诸帖。著虽号工草隶，然初不深书学，又昧古今，故《秘阁法帖》十卷中，璠珉杂糅，论次乖伪。”条分缕析，揭其失误。“宋四家”中其余三家，年辈最高的蔡襄从目前所见材料看竟无提及《阁帖》者。苏轼《东坡题跋》指明“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跋所载卫夫人书谓：“此书近妄庸人传作卫夫人书耳。晋人风流岂尔恶耶！”黄庭坚于书法主张广收博取，《山谷题跋》中有“跋法帖”与“题绛本法帖”，在黄的题跋中所占比重很小，意思主要是将刻帖取作研究书法的材料，时而也指出些问题，如《阁帖》中某帖“‘而’失一笔，‘冒’多一笔，古帖或不可读，类皆如此。”米芾《海岳名言》称：“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其“不可学”者自包括《阁帖》在内。故虽说自宋以后帖学风行，而苏、黄、米、蔡“宋四家”却并不在其中。他们能够看到古法书的真迹或唐摹本，“曾经沧海难为水”，故不屑于在刻帖下讨生活。南宋历年与北宋相近，书家之著名者有杨万里、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吴琚、张即之等，北地金代则有王庭筠，书风约如近人钱钟书《谈艺录》所说“南宋人书多取迳本朝”，即以北宋四家为法。而广大世人就无一睹晋唐法书的幸运了，恐怕连苏、黄、米、蔡的真迹也难占有把玩，此之所以《阁帖》虽经大名家之严厉指责，世间仍盛行不衰。高宗赵构在《翰墨志》中的一段话颇耐人玩味：

       “《淳化帖》、《大观帖》，当时以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择善者刻之，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意象皆存。在识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

       刻帖、学帖之风，起始于宋代并延续甚久，无可疑者，但以刻帖所载法书为学书取法的主要对象，帖学书风笼罩书坛，大概还是宋元之际才开始的，赵孟頫可以说是书法史上以学帖为主的第一个大名家。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和民国及至晚近，帖学名家就很多很多了。

       赵孟頫谓“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人亦多认为晋人书法赖阁帖以传。自唐代尊右军为“书圣”之后，晋人尤其是二王书法是世上学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明乎此，刻帖之久受欢迎就更不难理解了。帖学的真正受到挑战和跌失在书界的统治地位，乃在清代“碑学”兴起之后。
       碑学正式异军突起的标志，是阮元所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揆其意，初似不在崇碑抑帖，持论亦尚平和，其谓“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碑之与帖，本可各擅胜场的。但要把世人目光从久来注视的刻帖转到碑上来，不免揭帖之短而扬碑之长：“宋帖展转摩勒，不可究诘。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一经揭破，碑与帖传达法书之真的优劣立见。碑版由书家直接书丹于石，刻工佳者能曲尽笔意而传其真，而刻帖的情况就复杂多了。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

      “近来人又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迹所存者惟法帖中有之，诚为可宝。但石刻多是将古人之迹双钩下来，背后填朱，摩于石上，故笔法尽失，所存但结构而已。若展转翻勒，讹以传讹，则并结构而失之，故惟淳化祖帖与宋拓二王帖为可宝，其余皆不足观。况近时各处翻刻，大费楮墨，可笑可笑！”

       据苏轼《东坡题跋》揭示，宋内府所藏古法书其实大部分是唐人临摹本。这样，《淳化阁帖》祖本所据底本一大部分已经转了一手，而摩勒的第一步作双钩影写时再转一手，双钩本背后填朱钩摹上石，又转一手，刊刻、墨拓又转二手，如是已四五转其手矣。若是翻刻，又至少须再经四转手，底本已与原作相隔四五层了，八九转其手，相去何远！以此再作翻刻，层层叠加转手，不管你主观上多努力，愈刻相去愈远的大趋势是不容置疑的。相比之下，碑版书丹于石，只经刻与拓二转手，书迹失真的可能性就小得多。《淳化阁帖》原刻祖本刻成七十年欧阳修已叹人间难得，然则历元、明而至清，充斥于世的只能是一翻再翻的翻刻本。事至末流，其遭贬斥亦事所必然。阮元举出碑之“书丹原石”与帖之“展转摹勒”作比对，实是从二者在制作过程中对原作的保真度这一点上来为崇碑抑帖立下理论根据。但是，刻帖并不因此完全失去存在价值，碑宜以篆隶真书，帖则为行草简札，学行草书，在无由见到法书真迹或唐摹本时，只有帖学一途可行，所以连抑帖最力的康有为也说：

       “帖以王著《阁帖》为鼻祖，佳本难得。然赖此见晋人风格，慰情聊胜无也。”

       早于康氏著《广艺舟双楫》二十余年，著名学者和书家杨守敬在《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序言中就有十分重要的见解：

       “昇元以降，首创集帖，逮及有宋，斯风愈炽，而王著之徒，学疏识浅，考证亦乖，鉴别亦舛。潭绛汝利，递相祖述，莫悟其非。矧旧拓罕存，赝本淆乱。即遇祖刻，价等球图，寻其谱系，多是重镌，安在皆足贵乎？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芻灵耳。见芻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

       沈寐叟也很早就悟到了，故无视碑、帖之争，从容出入于碑和帖，得兼收并蓄之利。康有为晚年亦幡然悟此，于其所书“天青竹石”联跋道：

       “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逼人不敏，谬欲兼之。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同识而夺之，……”

       康氏自诩可能过高，但从此可见消弥碑帖对立，相互借鉴结合已然成书坛大势。

       稍后，照相制版技术传入，而且随着清王朝灭亡，社会改制，法书文物渐渐公诸世，并可借照相制版术而化身万千，帖学受到的威胁更大了。现在能见到的二王书帖唐摹墨迹印本，比之丛帖中所刻岂可同日而语？近年制版印刷术突飞猛进，原色精印法书比唐人钩摹技术更能贴近真迹，几可乱真。碑和帖的珍稀古拓本亦可以此得到高保真的复制。所以，现代人通过先进的印刷技术可以从三大类形式的法书载体取法，即墨迹和碑、帖的佳刻佳拓本。此时，再过分作碑学、帖学的标榜而排斥其它自是不合时宜的事了。优秀的丛帖在现代仍有其不可完全替代的作用，其中收刻法书多数已经亡失，赖此留下的倩影当然更加弥足珍贵。但只有摹刻精良传拓逼真的本子才真正有价值。如同校勘古籍，所用本子一重初刻，二重名家精校精刻，丛帖中《淳化阁帖》祖本与《大观帖》皆从墨迹摹勒，尤为可贵。如《淳化阁帖》卷七“皇象帖”，以前所作释文多据翻刻本，此帖释作：“皇象草章，旨信送之，勿三，当付良信。”其中“勿三”颇费解。王世贞《淳化阁帖十跋》中说：

       “杨用修谓‘勿三’非‘勿三’也，系是笔误。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还皇象草，故止之勿三耳。”

       真是强为之解。但看几种翻刻《淳化阁帖》，“‘三’字甚明”也是事实。今见上博所得存世最善本则大为不同，此字分明见四笔，第一笔作向上长点若策，第二笔为一短横画，第三笔为向右下倾之短横画，起笔处有与前画呼应之意，第四笔为一长画，距上部稍远。细审之，此字应作“忘”。然则帖文：“皇象草章，旨信送之，勿忘当付良信。”立即文从句顺意思豁朗。仅此，善本之可贵与非泛泛之翻刻者可比已见一斑。当然，前贤指陈阁帖的种种伪误还是值得注意的，应该再做一番整理研究工作，让善本刻帖在三大法书载体的鼎立并峙中发挥其作用。

       当初李瑞清获藏此祖本《淳化阁帖》，于题跋中欣然称道：

       “古称淳化刻以二王帖为最佳，况此三卷，全是大王帖，是虽残本尤得精华。每一展临写，如右军伸纸操觚也。”

       此番上海博物馆重金购回国宝，且在其曾藏的三卷之外更多出一卷，闻将公开展览并精印行世，则不久即可人人得见右军伸纸操觚，诚盛世之幸事也！

杨之

潘老师好文章啊!谢谢!!楼主辛苦!!

杨之

潘先生的书论文章可以多发些个!谢谢:)

天怜幽草

好文！
此应为前年良桢兄为上博《淳化阁帖》研讨会写就的与会论文

天怜幽草

正文字体四号即可
不然读起来有些费力
我编辑不好
哪位帮忙？

张立宇

难得糊涂

下面引用由 天怜幽草 在 2008-1-13 11:28:03 发表的内容：正文字体四号即可不然读起来有些费力我编辑不好哪位帮忙？

总算完成！

雄浑之路

下面引用由 杨之 在 2008-1-13 2:41:18  发表的内容：潘老师好文章啊!谢谢!!楼主辛苦!!

哪里!!!!举手之劳!!!!

问月主人

天怜幽草

良桢兄的文章和他的书法一样，无一废笔，令人感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