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资料馆

雄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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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眼里的沈曾植

茅金康

　　

《嘉禾春秋》第二辑《考订＜岛夷志赂＞第一人》简略介绍了嘉兴沈曾植。大概是因为沈曾植参与了张勋复辟的缘故，因此沈曾植在国学方面的成就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他在国学领域的地位也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其实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沈曾植的推崇，就已经足够证明在国学领域沈曾植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学者。下面就让我们从王国维的视角来看一看沈曾植先生对中国学术的影响。

　　研究国学，第一步必先弄清楚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的音韵训诂，称为小学。王国维与沈曾植在上海有一段很密切的交往，对王国维的学问产生根大影响。王森然所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中的《沈曾植先生评传》叙述了这产段沈王交情：“丙辰春，复来上海，所居距沈先生寓所颇近，暇辄诣先生谈。一日先生语维曰：‘棲霞郝氏尔雅义疏于诂言训三卷，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于此似未能观其会通，君盍为部居条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学，由许氏说文以上溯诸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不获见也。音原学，自汉魏以溯诸群经尔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则知文字之孰为本义，孰为引申，假借之义，盖难言之。即以尔雅权舆二字方释诂之权舆为始也。释草之其萌？萮，虫之蠸舆父守瓜三实一名，又释草之权黄华释木之权黄英，亦与此相关，故谓权舆为？萮之引申可也，谓？萮蠸舆用权舆之义，以名之可也，谓此五者同出于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义，亦无不可也。要之欲得本义，非综合后起诸义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国维感是言，乃思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义之通。”①

　　王国维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中对“权舆”作了如下的考释：“又释草，其萌？萮，释虫，蠸舆父，守瓜，释诂，权舆，始也。案权及权舆皆本黄色之名。释草权黄华，释木权黄英，其证也。虫之蠸舆父，注以为瓜中黄甲小虫，是凡色黄者谓之权，长言之则为权舆矣。余疑权即？之初字，说文，？，黄黑色也。广雅，？，黄也。今验草木之萌芽，无不黄黑者。故蒹葭之萌，谓之？萮，引申之则为凡草木之始，逸周书文酌解一干胜权舆，”大戴礼诰志篇百草权舆是也。又引申为凡物之始，诗秦风不承权舆，逸用书日月解日月权舆是也。始之义行而黄之义废矣。”②

　　沈曾植对王国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王国维深深钦佩沈曾植的学问，把他与顾炎武等并列：“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③并且认为沈曾植是学术的继往开来者：“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过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④
在王国维眼里，沈曾植是不亚于顾亭林等开创大师的国学大家，是中国学术源流承前启后的桥梁，治学的楷模，后学者的方向。


注：

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转引自《民国丛书》第五编第81册第38页。
②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第224页，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
⑧王国维《现堂遗墨》卷之上“沈乙庵尚书七十寿言”，陈乃乾辑，民国十九年影印本。
④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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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曾植为吴保初墓志书丹说开去

戴家妙


　　1913年，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因中风逝世，葬于上海静安寺路侧。其长婿章士钊请章太炎、康有为为之撰墓表、墓志，本来还想请康有为再为之书丹，康则谓：“寐叟健在，某岂敢为？”（见王森然《近现代名家评传》）后由康有为撰写墓志，沈曾植书丹，珠联璧合，传为书坛佳话。“四公子”中，有两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他们分别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与文坛圣手陈三立；另外两位是：丁惠康、吴保初，就鲜为人知了。“四公子”中惟独陈三立享大年，其余三位均以悲惨告终：谭嗣同被戮杀于北京菜市口，丁惠康呕血而亡，吴保初穷至无钱买药叫号而绝。

　　吴保初(1869一1913)，字彦复，又字君遂，号瘿公、婴公、北山，人称北山先生，安徽庐江人。其父吴长庆(1833一1884) ，字筱轩，是李鸿章手下的著名将领。清咸丰五年(1855年)率乡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率部下500人组成庆字营。同治元年(1862年)随李鸿章到上海镇压太平军。后回安徽募兵，并与太平军作战于庐江。光绪元年(1875年)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后晋浙江提督。1882年奉命率部到朝鲜汉城平定兵变，助朝建军，救灾恤民。1884年回国病故，谥武壮。

　　吴保初少时，就随父亲征战南北。其父平时喜欢结交文人，吴保初得以从小有机会与贤士大夫游，深得大家的器重。吴长庆在金州驻兵时，得大病。年仅16岁的吴保初渡海看望父亲，并“刲膺肉以疗”。（见章太炎《清故刑部主事吴君墓表》）他的孝举感动了许多人，其父病卒后，时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向朝廷上报其事，褒奖吴保初，授主事，补刑部山东司主事，后改任贵州司。他的任职时间约在1886年至1897年，时沈曾植也正在刑部任职（1889年后，沈改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两人的交往即始于此。1899年，沈曾植应张之洞之邀，北上武昌帮助张氏创办两湖书院。仕途失意的吴保初也来到武昌，常到沈氏的双梧阁谈诗论艺。沈曾植有一诗记述，曰：“吴郎意气狎龙虎，未惜屈曲居世间。云鳞东西偶舒卷，仕已去来非等闲。落叶声乾旅怀积，锦衾梦冷丽情闲。藏书万卷足归隐，江汉风尘凋玉颜。”

　　吴保初在刑部任上时，“勤于吏职”，（见章太炎《清故刑部主事吴君墓表》）“持律守正，尝平反裕董氏之大狱”，（见康有为《吴彦复墓志》）名震一时。吴保初虽官拜仅六品，却在晚清维新变革潮流中做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即两次上书朝廷，痛陈时弊，请求变法。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甲午战败，他应诏上书奏《陈时事疏》，倡导变法维新，被时为刑部尚书的刚毅压下，后在上海报纸发表。第二次上书是在1901年，也就是庚子“义和拳”大起，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蒙辱签定《辛丑和约》以后，他又入京上《请还政疏》，恳请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其书“辞指切直，当事忌之”。（见章太炎《清故刑部主事吴君墓表》）幸好，他这次上书没有招致杀身之祸，一方面是清政府自戊戌变法之后，已是风雨飘摇，无暇顾及；另一方面，李鸿章暗中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不然的话，就会像谭嗣同那样喋血菜市口了。

　　吴保初一生慷慨，仗义行侠，轻财好施，喜交天下豪杰。康有为在墓志记道：“母王太夫人遗财丰溢，君散以养士恤孤，舍田千亩为义塾恤族。”1889年，15岁的梁启超中举人，留在京师活动，与吴保初认识。吴保初对这位誉为“神通”的小举人非常欣赏，并把他引见给京师中的重要人物。自是，梁启超便扬名闻京城，大家视为“奇人”。可以说吴保初对梁启超是有知遇之恩的。两人的友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真挚的，吴氏逝世后，梁有诗挽曰：“君遂之节如其才，呼天不应归去来，海枯石烂诗魂哀，吁嗟吾国其无雷。”此外，他与“戊戌六君子”都有很深的交情。变法失败，他南归写《哭六君子诗》，称：“圣朝不杀士，尼父吊三仁。西市诸君子，东林旧党人”，把“六君子”比作“东林旧党人”，还四处奔走为“六君子”伸冤。后在上海《苏报》案中，他竭力保护入狱的章太炎。

　　张謇早年随袁世凯入吴长庆的淮军，与吴保初结交，情谊很深。吴逝世后，张謇写有《吴彦复哀词》： “十年寥落吴公子，家国艰辛不自由。世论推归南部党，诗才寄与北山楼。金银散客贫能壮，莺燕离巢说尚愁。万事分明一杯水，逍遥今看海鲲游。”吴保初工诗文，善书法，著有《北山楼集》。书法追摹褚赵，妩媚蕴藉如其人。与吴昌硕、罗振玉亦常来往，据王个簃在《苦铁印选序》中回忆，吴昌硕一共为吴保初刻了二十余方印章，现藏于南通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还藏有一方吴昌硕刻的“合肥龚心铭并弟心钊庐江吴保初安吉吴俊同时鉴定金石之印”。罗振玉亦曾为吴保初治印两方，均为汉制白文，分别是：吴保初印与吴君遂。

　　吴保初很有魏晋风度。他虽为名门之后，最后却“贫至无法买药，叫号而绝”。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曾招吴保初入津门，并劝他入京复仕。袁世凯曾是吴长庆的手下，又是吴长庆的义子，吴保初完全有理由享受这一待遇。但当他来到天津后，发现袁世凯的用心只是怜悯他，“月致常廪，而约不得议政事”，（见章太炎《清故刑部主事吴君墓表》）这样苛刻的条件让吴保初无法接受，致使他心情抑郁，遂南归，隐居上海，杜门谢交游，而贫益甚。他曾自述：“丈夫饿死寻常事，何必千金卖自由”，“终是直钩无所获，不如归去抱空山”，士大夫的气节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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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曾植的学术成就
      《海日楼文集》等三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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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仲联



这里刊行沈曾植的《海日楼文集》及学术遗著两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   

  沈曾植(1851一1922)，字子培，别字乙庵，晚号寐叟，还有薏庵、睡庵、逊斋、巽斋、李乡农、皖伯、谷隐居士、东轩、潜皤、姚埭老民等许多别号，浙江嘉兴人。清光绪六年进士，由刑部主事历官至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护理巡抚。宣统二年辞官归。清亡后，以遗老居上海。生平事迹，载于《清史稿》本传、宋慈抱《嘉兴沈曾植传》、谢凤孙《沈公墓志铭》、王蘧常《沈寐叟年谱》。他在政治上，主张新政，拥护君主立宪，在学术上，经、史、音韵训话、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碑帖、画、乐律，无不精通，胡先骕在《海日楼集跋》中，以为他是“同、光朝第一大师”。《海日楼文集》里绝大部分的学术性文章以及《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虽不是一种像《蒙古源流笺证》那样的学术专著，但我们在这里可以多少看到沈氏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治学方法，以及这一时期的学风，和关于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一些研究材料。   

                                                                             一

《海日楼文集》共四卷(孙德谦编校本原为二卷，我重加整理增补后，为四卷)，内容大致有八个部分，西北史地、佛学、文学、碑帖是重点.   

  《文集》的第一部分是经学。   

  沈氏自少即沈潜义理，承其祖父维桥之绪，后又尽通清初及乾、嘉诸经师之说。其经学兼汉、宋之长。《文集》里如《释易卦反覆相配》上下二篇，畅论“消息之所以为十言之教”之理，贯通京房、虞翻、王弼、干宝、李鼎祚诸家之说。《关氏读易札记序》阐况“汉儒言《易》以天道，而虞氏纳之于消息;宋儒言《易》以人道，子程子、子朱子约之以时位”，“原始乎辞变象占，要终乎开物成务。”特别是《论语孔氏本郑注跋》，从敦煌唐写本罗振玉跋文“深以卷题孔氏本，与何(晏)、皇(侃)所称就《鲁论》为注之说违异为疑”进行辨析，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所称郑本校核，证明“陆所见本非此本”，以何晏《集解》所引郑说，与敦煌本有“义解绝异者”，证明何晏所采，“亦非从此本出”，又考定此注为皇侃所未见，“非梁、陈立于国学之郑注”，然后根据《隋书·经籍志》郑玄《论语》凡三本，题不相同，此本为《古文论语》注本，为孔氏本，所以与其它《论语》郑注本参校时，发现抵牾。此书隋代已亡佚，故《隋书·经籍志》云“梁有隋亡”，而敦煌反保存此唐初人手写秘书内库所佚遗之书。“代越千年，炳然著见，孔壁真本，独存天壤，岂非儒林奇瑞”。此文不特考订精密，且解敦煌学专家罗振玉不解之疑，沈氏无疑是时代显学的“预流”者。   

  《文集》的第二部分是史地，重点在西北史地。   

  沈氏在四裔舆地方面，是用力最早而收获较多的。光绪元、二年间。始为蒙古地理学，稍稍认识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脉络，其后学益广博，至光绪六年庚辰会议对策第五策对，言西北檄外诸国，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创获甚多。《文集》中此类作品，如《元圣武亲征录校本序》、《穆天子传书后》、《读元秘史后记》、《蒙古源流事证跋》、《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书后》、《书西域水道记卷四后》都是，《阙特勤碑跋》、《阙特勤碑释文跋》、《突厥芯伽可汗碑跋》、《唐口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跋》，当时俄国学者曾译以行世，西人有关著作，往往徵引其说。其它考订云南史地的，则有《樊绰蛮书校本跋》、《汉孟广碑跋》、《大理国渊公塔碑铭跋》、《大理国渊公塔铭第二跋》。考订北魏史事的，有《魏李壁墓志跋》。考订唐代史事的，有《跋鱼元机诗集》。考订明清史事的，有《吴氏安危注跋》论明季阁臣督师的功罪机宜的实况。有《秦边纪略书后》考定作者。有《道光乙酉科福建明经通谱后》的论张际亮事件。有《抄本明季诸贤列传跋》的考定作者为叶燮之子启祥。有《跋投笔集》为柳如是经营的反清事业表微。可谓沉沉夥颐。与论述史地有关的，又有《隋赵芬碑跋》，以碑文校《隋书》本传，“见《隋书》裁剪之法，魏文贞(徵)、颜(师古)、孔(颖达)撰述意旨。”《论读明史》指示学者读《明史》方法:一传具一事本末，类传同纪事本末;应以读《钦定纲目三编》、《辑览》为入门阶梯;应谙体例，王鸿绪《明史稿》凡例，即《明史》凡例之本;尚论明事，应治国闻，论经世;明人矜气节而议论多疏阔，儒效短长不相掩;应折衷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著作的持论;应读《明会典》、《明一统志》等书以读《明史》中诸志，是以约致博之道;读《明史》诸志，应证以清代《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律吕正义》诸书之渊深完备，以通因革之源。有《答王静安徵君书》，论述新撰省通志的条例方法，对后人富有启发意义。《说宛委山》明潜越都有宛委，潜之宛委即潜山天柱。《重建天柱阁记》又考订了潜山今昔及天柱阁今昔，足资互参。   

  《文集》的第三部分是佛学兼及道教。   

  沈氏治佛学，开始在四十岁前后。光绪末，游日本，得《大藏经》全帙回国，致力益勤。但他所学不专一宗，于华严、天台、三论、般若、法相、禅、密诸家，无一不深入探讨，不为拘墟之见，而视法性宗较重于法相宗。于儒佛异同，更能会通。《文集》中所存佛学文章，如《频伽精舍大藏经序》，全面阐说了“佛教为穷理尽性，智周法密，义颐语圆，约示一心，广诊万法，涵盖空有，师表天人”的体用。《南朝寺考序》精密考说了南朝江南佛寺的发展史，属于寺志学范畴。《石芝居士口口口口序》阐说了念佛三昧的真谛，它与华严、法华、般若、涅槃诸宗的亲密关系，所以为学佛的不二法门。《跋佛祖统纪》考此书版本。《传法正宗记跋》判定禅家有先后两达摩说的是非，属于僧史考订。《记大智度论后》，鼓吹“依《智度论》以继罗什之志”，可证沈氏对空宗的重视。《记说无垢称经跋》，强调佛家的“大悲度世”。《书止观科节后》，确订此书著者的时代。《书悉昙字记后》，辨证天竺音韵源流。《唐代国长公主碑跋》，讨论补《善女人传》人物问题。《义琬禅师墓志跋》，谓其材料可补入《传灯录》五祖下三世系中。《支提龛铭跋》，谓赞宁《宋高僧传》，蒐采阙略的很多，凡此碑文材料，若注《宋高僧传》，皆不可不收入。《大证禅师碑跋》，记昙真传法本末，为北宗弘忍门下大通下第三传正统，《宋僧传》及《灯录》并网，疏略太甚。《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跋》，考订三阶院，属于佛寺史料，《净业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跋》亦涉及三阶院史料。《杨居士塔铭》、《支那内学院缘起》，为近代佛学发展的重要史料，并可见沈氏与支那内学院的关系。   

  有关道教的文章。《文集》里有《跋黄庭经》、《徐灵府天台山志书后》、《书道藏目录太平部后》、《书白石神君碑后》四篇，皆考订精确，末一篇论巫，尤足供学术界参证。   

  《文集》的第四部分是文学。   

  沈氏为晚清杰出的文学家。其散文承其乡朱彝尊、钱仪吉之绪，参以龚自珍之奇诡，以其渊博的学识发而为文，其内容固涵盖众有，其文艺特点，又往往古雅奥衍，千锤百练，做到言之有则。沈氏是同、光体主要诗人之一，具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代表者之资格。早期承秀水派传统，融朱彝尊、钱载、钱仪吉于一炉，用力于谢灵运、孟郊、韩愈、张籍、李商隐、黄庭坚，而不轻易低斥明七子，与袁昶共同发展浙派诗为新浙派。其词亦如其诗，叶恭绰《广箧中词》谓其“力矫凡庸，乃词中之玉川、魁纪公也”。《文集》中论诗之作，《浙西村人安般簃诗序》，推本小雅楚骚，“玄同道情，该练俗变。”《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借佛学深义论诗，以空、假、中三谛，遍计、依他、圆成实三性，阐说诗家意、色、笔三者的关系，足令严羽一流以口头禅谈诗者咋舌。此文中又创元嘉、元和、元佑三关之说，谓必须通过元嘉关，便有“解脱月”在。这是为纠正陈衍开元、元和、元枯的三元说而发。《瞿止庵诗序》，畅论诗家第一义谛、胜义缔、祖师禅之别，与《诗集》中《渔洋生日诗》的理论相发明。《储刻晞发集跋》论“四始六义之绪”，谓“愚于南宋诗人最喜晞发”。《书龚定庵文集后》，谓“定庵之才，数百年所仅有也”。俱可见沈氏对二家的推崇，正是沈氏自己诗作趋向于奇诡的原因，而其对定庵特别褒扬，在近代同光体诗人中是未曾见的，亦可见沈氏目光与同光体诗人不同之处。《续携李诗系序》、《定庐集序》阐述秀水派之源流和对朱彝尊、钱载、钱仪吉的评介，可见沈氏诗作继承之绪，是研究浙派诗必须取资的重要文献。《疆村校词图序》，论清代词学发展与学术的关系，《李审言学制斋骈文序》，论文选学家胡氏、梁氏的得失，都具有卓见。   

  《文集》的第五部分是版本目录校雠。   

  沈氏家藏多古本善本，与缪荃孙、傅增湘等版本目录学家交往，见多识广，因此在这方面，也成为近代的专家之一。《孙抑安汉书艺文志举例序》，论校雠学及章学诚所云“由艺文以见道原，推史以言经，而校雠之体益尊”。开宗明义，立足高处。如《重刊江西诗派韩饶二集序》，对南宋时江西诗派板本，有详尽之述评。《宋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外集跋》，论黄庭坚集各种版本，判定“此改刻之本，遂为百代黄集之祖”。《影宋本重详定刑统跋》，则是详考刑律版本之作。   

  《文集》的第六部分是碑帖书画。   

  沈氏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钊，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于一炉，错综变化，纯以神行，谈艺者推为大家。《文集》中关于碑帖的跋文多达12篇，有专属考订的，有评论得失差别的。如《魏李璧墓志跋》，考订北魏史事以外，称其“书法峭劲，极似张神圆”。《东魏廉富造天宫像碑跋》，论及洛阳出土碑别体字。《跋残本娄寿碑》谓“传古碑有二法，一者摹刻，二者双钩”。因评论二者之得失。《潘允谅本淳化阁帖跋》、《顾氏玉泓馆淳化阁帖跋》，合观可知各本相异处。《大观太清楼帖跋》、《宋拓阁帖残本跋》，合观可知肥本瘦本之别。《跋星凤楼帖》，考其来源，寻其端绪。《记郁冈帖第七卷晋索靖月仪帖跋》、《唐无名书月仪跋》，考订索靖、王羲之、萧子云、唐无名人等月仪帖的源流和时代风尚，历历如数家珍。此外又有《十七帖跋》、《定武真影兰亭跋》，皆有灼见。特别是《宋拓澄清堂帖》，考定此帖出于四川利州，“即宋人所称利州路，三百余年疑案，一朝决破”，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同时又指出了此帖丰腴清劲的艺术特色。一些碑帖跋中，也有提到书法问题。专论书法之文，有《刘云樵先生草书册书后》一文，畅谈草书之渊源变化，为书法史之人，于此可有所取资。沈氏亦能画，余事为之，不多作，《文集》论画之文，《沈石田山水卷跋》、《石田长卷跋》、《仇实甫桃源图卷记》、《王司农严滩钓台立轴跋》、《李迪长卷跋》、《郭起庭山水评》皆非泛作。《沈石田山水卷跋》谓其水墨滃郁，醇恣醇厚”，“古人得意处往往以无意得之。”可谓赏会深入之言。   

  《文集》的第七部分是刑律。   

  沈氏于光绪六年庚辰成进士后。官刑部主事，湛精今律，继复深究古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刑统》、《唐律》以上治汉、魏律令。刑部尚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尝为薛作《汉律辑存》，其书已失，《文集》中存其《凡例》，可以见沈氏古律学说。《影宋本重详定刑统跋》，则是考订版本之作。《高进宝狱辞》，是论今律而融以《春秋》、《周礼》经意者。《书张氏二烈女事》，揭发军阀时期所谓法律的反人民性及其过恶。《文集》外沈氏古律专著《补晋书刑法志》一卷，已佚。   

  《文集》第八部分是其它。   

  《文集》中文章，零散而不属于上面七个部分的，如《龚自珍传),可与沈氏《书龚定庵文集后》互参，可见沈氏对龚自珍的评价，此传文视《清史稿》龚传，高出何止倍蓗《文君云阁墓表》，则对晚清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大词家文廷式的精要传记，可补《清史稿》之阙。《古磁碗记》考证江西的磁器，在南朝陈的时代已精，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江西磁始于唐朝。《记先太夫人手书日用帐册》，载咸丰、同治以来兑银价之变，钞票行与废之变，“凡经变，物价增倍者，及复，率不过半。”谓“后此三十年，有为食货志学者。倘见此书，将持为枕秘”。文艺性文章，如《研铭》、《杖铭》及若干像赞，俱古朴清劲。《涛园记》、《重建天柱阁记》、《双花王阁记》俱兼文艺性与学术考证之长，《涛园记》可与《涛园诗集序》参读，《重建天柱阁记》可与《说宛委山》参读。至于少数祭诔之文，有可批判之处，那是沈氏遗老立场的局限，是不容为之讳的。   

                                                                           二

  《海日楼札丛》八卷，丁亥夏，我客沈氏家，先生嗣子慈护以沈氏学术札记21种授以董理，因略仿《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形式编次而成，李证刚别据21种以外的佛学诸稿，加以董理，选录其中70余条，编入《札丛》第五卷，详情见《札丛》我的跋中。《札丛》名称，是我所定。它所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按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重点在于史、地、佛学和文学。   

  《札丛》的第一部分是经学。   

  在这里，属于考证方面的，如说《韩奕》诗“其追其貊”之“追”，用追、狄音和，翟、狄通用，翟从佳声，佳、追同部，证明“追”即是“翟”;说《释名》“拜于丈夫为跌”，“跌”乃“跋”之误，关于《韵集》、《广韵》的考证，不同于王国维之说，而可以互参。这都是恪尊乾、嘉学者的治学途径的。至于说《国语》韦昭注的“九黎，黎氏九人同位”和《尚书·吕刑》的苗民，结合西洋史例，以为“殆可称为共和民治”，则已突破了汉学家说经的樊篱。他如理论的阐释，“调人”一条，言儒家重耻辱之义，尤见心得。   

  《札丛》的第二部分是历史与舆地。   

  有关古代地理的研究，《札丛》中保存了不少零星的资料。例如考《史记·李将军列传》所载李陵所走的龙城道，是唐以前绝幕之道见于史载之最详者;指出马援已尝言由滇入越之水路，在元人开道之前;考《魏略》的劭提，即《魏书·鲜卑秃发乌孤传》的寿阗;《魏书·蠕蠕传》的天山，即畏兀儿祖居和林川的天灵山;《隋书》的𡚁刺国即布拉特，阿得水即额尔齐斯河的下游;《新唐书》的室韦即索伦;《元史》钦察之地即喀山，会通河在金、元之际民间已自开运;指出《水经注》叶榆河的错误;雷翥海是里海而非盐海;据道书以参证地志，知潜、闽二地各有霍山都称南岳;都是发前人所未发。   

  此外，如关于南诏史的考证若干条，对云南史地的研究有帮助;考证《四裔年表》的散者和即耶律大石，对西辽史的研究提供了材料;“《金史·宗浩传》北方兵事”、“撒里部陀括里”等条，关于部落地理，考订甚详。又如考王延昌《使高昌记》称捻厓天子和《五代史》所称金山白衣天子，天子乃汉语太师音转;据《蒙古源流》和《明史》以考订《明史纪事本末》所载三小王子事;谓清初五卫之称即巴林、噜特二部旧称等，也多所创获.   

  至于据《扶南土俗》、《佛国记》、《太平寰宇记》、《宋史》、《诸番志》、《职方外纪》、《瀛寰志略》、《海国图志》、《异域录》等以考订域外古今地名的，为数至多。他不通外文，但能采用对音、互证等方法，作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筚路蓝缕的工作。   

  《札丛》的第三部分是哲学、宗教与医学等。   

  沈氏早年究心义理，后乃融通梵释。《札丛》中有关这方面的阐说虽少，但亦有所见，如说“象山从宇宙两字悟道，所悟之道为太极，极似华严法界观，终不肯说物字，由今日言之，可谓之为儒家之唯心论”;说“今日儒门刻急，天下豪杰，将望望然去之”;说“老氏道德仁义之说，盖古《易》家微言，或《归藏》玄旨”等;是融通儒、佛、老与古今而为说的。至于沈氏于儒佛异同，更能会通。《札丛》所收有关佛学史考证的，如说《魏略》所云临儿国即王舍城，《魏略》所引《浮屠经》为《历代三宝记》的作者费长房所未曾见;指出《舍利弗问经》与《宗轮论》叙述大众部、上座部的歧异，谓《宗轮论》对于大众部的片面评述是“加诬过实”之词;考证密宗萌芽在龙树之前等;都是前人在佛学研究领域中所没有触及的问题。   

  又，关于禅宗史的部分，创见更多。如说佛大先即是佛陀斯那;少林禅业开自佛陀，在达摩之先;订正《传灯录》以佛大先与达摩同学于佛陀跋陀之误;据圭峰《禅门师资承袭图》、赞宁《宋高僧传》以考证禅宗诸祖，谓《传灯录》所记禅宗列祖是合《付法传》与《萨婆多部记》为之;考鸠摩罗什所传禅法，与佛陀跋多罗所传禅法同出于萨婆多部;谓达摩出于用力在文字的萨婆多部而不立文字，是救弊扶偏之意;指出禅宗四、五、六祖的分支是唐人旧说，以正《传灯录》定于一尊之非;而有关南宗七祖菏泽神会的阐扬，自钱谦益以后，到沈氏才把这问题提出(钱说见《钱注杜诗·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注)，而胡适写《菏泽大师神会传》，已在钱、沈之后了。沈氏这种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治禅学，是宋、元以后空疏庸陋的狂禅所不能梦见的。   

  其次，有关佛学理论方面的，如谓小乘极深研机，影响大乘;空处天即空宗之空，识处天即唯识论之识;谓提婆破外道，世亲破本宗，法相应机，隘于法性;谓《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等大乘五部经典，弥勒宗皆有论释，惜其学蔽于唯识十师，后世无能发挥诸论宗纲者;谓法相是论藏之说，法性乃经藏之说;谓“禅学马祖会无，龙树宗也;曹洞知有，无著意也”;是皆能融通诸宗以立论。   

  其次，有关融通儒、道两家言以论佛学的，如谓密宗慧门十六尊是乾道成男，定门十六尊是坤道成女;谓《成实》说性，即是儒家之习;谓《发智论》说风不吹、河不流、火不燃、乳不注、胎不孕、日月不出不没、染净自性住不增不减等边执见，即《庄子》“飞鸟之影，未尝动也”之意，亦甚精辟。   

  至于针贬僧徒的话，如谓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僧徒不识世间心，何从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间心理，亦具卓见。   

  此外，还有一些考证佛门零星故事的，如谓佛寺壁画出于西天，后世门神亦出佛家;辨九子母与鬼子母非一;考证密宗成就剑法与唐人剑侠小说的关系，为今天研究唐传奇文学者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尽管近人在佛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已超出沈氏之上，而沈氏所得，特别是有关佛学史的考订方面，确是反映了清末佛学研究的水平。   

  沈氏不仅精通佛学，同时对道藏也涉猎匪浅，可以继武宋濂。其研究成果，保存在《札丛》中的，有的是有关道教史本身的探索，如考订五斗米道的来源，章醮的来源，《太平经》的源流，鲍靓的生死，道教各派的相互关系，正一教杜京产与《真诰》杨、许的关系等;有的可以补史传之不足，如考太平道与东南豪的关系;如考道教徒卢竦之举兵，事在闽中;指出苻融、姚苌、司马道子等杀戮道教徒，是对黄巾之事有戒心，我们正可以从这里看出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用道教，迹同而心异。   

  沈氏有时还用儒、佛之书作旁证，考中黄太一之目起自纬书，三洞本迹之说袭自天台宗，《五千文解节中经序》近于外道神我之说，智棱以佛经润色道经，而引用《甄正论》、《辨惑论》、《二教论》、《笑道论》等佛家撰述以发道教徒伪造道经之秘覆等等，都有创识。至论道教中之西域外道，则有助于研究民族思想史的参考。   

  又，其他宗教方面，如论明教即回纥末尼之遗，《元史·文宗纪》之术忽乃宗教名称，也是前人所未经拈出的。   

   医学方面，他对王叔和的时代与著作的考证，对吴普以来诸医家医书的考订，都有助于医学史的研究;至论荣卫并以气言，指出后人专以卫属气、血属荣之误，则可以供医理研究的参考。   

  《札丛》的第四部分是文学。   

  沈氏的诗论与词论，语多精辟造微。其论诗，如谓曹操《短歌行》意指孔融诸人;指出陆机《乐府》十七首的现实意义，可以反证近人以陆机诗为形式主义作品的错误;如评陶渊明《荣木》、《形影神》、《归园田居》、《示周掾祖谢》、《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郑治中》、《和刘柴桑》、《于王抚军座送客》诸诗，指出陶诗感慨怫郁、意气奋迅的一面，与朱熹、龚自珍、潘德舆、鲁迅诸家所见略同;至论诗与绘画、宗教的相互关系问题，更可以给研究我国古代文艺史者以新的线索，他说:“密宗神秘于中唐，吴、卢画皆依为蓝本，读昌黎、昌谷诗皆当以此意会之。颜、谢设色古雅如顾、陆，苏、陆设色如与可、伯时，同一例也”;论开元文盛，也以文学与书法绘画等艺术作联系考察，指出他们“尽华、竺变通之用”，“为通变复古之中权”。这些见解，显然不是旧时代一班的诗文家所能道的。   

  其论词，谓李清照词乃闺阁之苏、辛，谓姜夔词略如诗之有江西派，诗与词几合同而化，确是拈出了两家倚声风格继承变化的特点;谓吴文英词未得为雅词胜谛，而为南唐、北宋词者概予排斥亦为非是，同时批判了朱祖谋与王国维两家的偏见;谓“五代词促数，北宋盛时啴缓，皆缘燕乐音节蜕变而然，即其词可悬想其缠拍”;辨陈师道比苏词于教坊雷大使舞以为非本色的错误，他结合乐舞作落实的研究;至于辨明《兰畹集》是宋词而非唐人集，解释杜诗剑器浑脱是舞曲之名，虽属于名物的考证，也是发前人所未发，有益于多闻。   

  论词变为曲的关键，由于“字少声多难过度”，柳永已开其端，如果没有大晟府的整齐，周邦彦的严谨于持律，则词化为曲不必待元代;以《芝庵论曲》(金、宋间人著)所用术语，与张炎《词源》、陈元靓《事林广记》相参证，窥见曲家词家承接之迹，从而阐明词曲递变之因;又从顾仲瑛《制曲十六观》的点窜张炎《词源》，证明曲是慢的演化。这些发现，给词曲史研究者开拓了门径。   

  有关乐律方面的考证，如以七曜配七音，用佛典《七曜攘灾诀》以证《宋史·律历志》;用陈旸《乐书》所载胡调七调与婆罗门曲调止六调相参证，说明陈旸之说影响僧徒，从龟兹乐说明齐、隋至唐乐相变的关系;这都可证成古代华、梵文化沟通之理。   

  他如从姜夔《乐议》推知宋世乐曲分配四声之法，说明平声可为上入，和乐家喜轻清而不利重浊;说阴平声为徵声等等.都是他研究音韵的心得。至谓一声一字则雅乐不永言，字少声多则俗乐难过度，两义相违，问题的提出.也是有启发性的。   

  《札丛》的最后部分是书法。   

  《札丛》中保存的论书法材料，虽不多，但持论往往深入精微。如谓“《礼器碑》细劲，流沙木简中‘始建国\’、‘折伤薄\’、‘急就章\’皆此体”;谓从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令，吴、会书法，形成一种风气;谓“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谓“夏承、华山诸碑，皆绍中郎分势，刻意波发，伯英《府君帖》收平为侧，波发之作用已生;其啄掠向背，与中郎分势相应，上承史游，下开索靖”;谓“点画即波发之变化”，用中郎《隶势》语、《笔论》语以证夏承诸碑，用《书法》所称钟太傅书语以证明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谓“钟太傅王基残碑，使转笔势，体现十二种巧妙，楷法之妙，八分之漓，故知元常老骨，定非朴质”;论“《急就章》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则令隶章草”;论“右军笔法点画简严，心仪古隶章法。欧、虞为楷法之古隶，褚、颜实楷法之八分”;从展蹙之秘，悟出大令草书开率更，旭、素奇变又皆从率更出;谓“六代清华沿于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欧阳”，比之于佛氏空有二宗，禅门能秀二派;论南朝书法，分为写书、碣碣、简牍三体，分析行草用于写书和用于简牍的殊异;考证《洛神赋》是碑刻而十三行是墨迹的差别;以及其他论书画融通之理，论行楷隶篆迁变之迹等等，都能擘肌分理，以治学方法谈艺，可以补包世臣书论所未及。

                                                                           三

  《海日楼题跋》三卷。1926年以前，商务印书馆曾刊行《寐叟题跋》，凡一集上下册，二集上下册，是影印沈氏手写之稿，次序较乱，且有并非题跋之诗文，亦羼入其中。余重行分类编排，每卷复以年代先后为序，凡已收入《海日楼诗文集》者，不再复出，并补佚跋22篇。凡三部分，首书籍版本，次碑帖，次书画真迹。重点在第二部分。   

  《题跋》第一部分是书籍版本。   

   这一部分，不仅对于版本目录之学，沈氏具有自己的见解，订正前人的误说，比勘各本的异同与优劣，探索某些本子的原来面目，特别是有关黄山谷诸集的跋文，原原本本，如数家珍;而且，其中也保存了一些沈氏在学术上的见解，如关于《释名》之以音言义，阐扬姚鼎的诗歌成就等就是。   

  《题跋》的第二部分是碑帖。   

  这一部分，融会各篇，可以系统地成为沈氏研究碑帖的一家之学。如《礼器碑跋》中谓《娄寿碑》碑估覆本，未尝不粗存形质，然不得为考证之资，关键在于有来历与无来历之别;《张黑女墓志跋》中指出它笔意风气的渊源所自;于《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北周碑刻》诸跋中，详论北碑的艺术风格和时代变化;于《多宝塔碑》、《李绅龙宫寺碑》诸跋中，则阐述了唐碑的源流与体尚;帖部诸跋，辨别《兰亭》各本以及阁帖的源流，亦多具创识。   

  《题跋》的第三部分是书画真迹.   

  这一部分，颇见沈氏对古典艺术的修养。如示人以辨析祝枝山草书真伪的法门;对文徵明草书的正确评价;于《金刘贯道画金显宗西冷探梅图轴跋》中，旁证章服的制度;于《元陈仲美金山图卷跋》中，订正《画史汇传》所载时代的错误;于《明刘定庵山水卷跋》中，指出明代嘉靖、隆庆以前诗文书画的时代风格;于《明唐六如梅谷图卷跋》中，评价唐寅画，别具只眼;于《明文衡山养鹤种松图卷》、《张夕庵山水卷》、《宋芝山晴江列岫卷》诸跋中，标举古韵与古法，批判麓台、石谷、南田末派之失;于《谢退谷观生山水卷跋》中，指出艺林真脉和今后融化中外的方向。所有这些，都可给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者，提供很重要的参考意见。   

                                                                      四

以上是对《海日楼文集》、《海日楼札丛》和《海日楼题跋》的提要和初步探索。至于沈氏一生的治学途径和学术成就，王国维作了这样的概括:“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观堂集林，卷十九《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氏的这个概括，对沈氏的学术面目作了恰如其分的钩勒。当然，沈氏于域外地理的解释，也偶有失误，如《札丛》谓蒲甘为暹罗都城之万谷，实则蒲甘(Pagan)是缅甸地名;《文集》会试对策以汉之奄蔡与今之俄罗斯比对，实则奄蔡即西史之Aorsi，为操伊朗语之民族，今日北高加索奥塞梯人之祖;于其他议论，按其立论根据的历史时间亦有未合，如《文集》的《王弼老子注跋》谓“辅嗣注老，盖有慨于泰初、平叔、叔夜之事”，近人指出，亦有不完全相合处，叔夜之死在王弼死后。虽然沈氏只言有慨于平叔、叔夜之事，并未言有慨于平叔、叔夜之死，且平叔之死，尚在王弼之死之前，但沈氏行文不太明朗，难免疵病。学术发展，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不足怪的。

【原载】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1

雄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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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宇

好作品。

雄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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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年表

　　　沈寐叟先生，曾祖学阶，字自堂，邑庠生，诰赠光禄大夫。祖维？，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国藩即其门下士。父宗涵，字俨伯，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先生有二姐早卒。兄弟四人，长曾棨，先生居仲，弟曾桐、曾樾。
　　一八五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生于北京南横街寓所，其父 年三十二岁，洪秀全是年起义。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八岁，五月十八父殁，哀痛如成人。家贫，随母读李义山诗。除夕仰望三星泪下，五十年后诗中忆及。
　　一八六0年(咸丰十一年，庚申)十一岁，英军入侵天津，先生随母避居昌平，登城楼目睹荒凉景象，甚悲痛。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岁，从俞策臣读《礼记》及唐诗半年。师将他去，先生牵衣哭不止，师赠画六页。母授王土祯《渔阳山人菁华录》，能背出许多佳句。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岁。从原仁和县今高隽生习诗词，以蝇头小楷抄读《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论》，对南明史事关心由此始。见老师与友人王砚香和诗，偷偷仿效、藏于书包内，老师发现，认为孺子 可教。次岁老师他去，彼此挥泪而别。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岁，家境贫困，以祖传初拓《灵飞经》送当铺得三十钱卖米，极难割舍。
　　一八七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岁，以大学生应顺天府试，考官罗绎农惊为奇才，荐于主司，先生报罢，罗惋惜。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二岁， 坐海船至沪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静夫人，经紫柏岭张良庙，见风光秀绝，徘徊久之。返京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勉先生读书。次年乡试 中第二十二名。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乙亥)二十六岁，始治边疆地理学，得《游牧记》、《落帆楼文稿》以校东北、西藏、新疆地图及《圣武亲征录》。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二十八岁。去广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
　　一八八0年(光绪六年，庚辰)三十一岁，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土出身，识康 有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铭等学者，李已享文名，先生无名，两卷经翁同和阅，称先生通人。精读历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对蒙古地理有创获。冬，还嘉兴。次岁再去广州省叔父。秋后游苏州灵岩听泉，十月回京。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三十五岁，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书遭盗。法人又欲侵华，先生愤愤不已。
　　次年为广东乡试出策问题目，皆“宋元学案”及蒙古史迹，参试者有康有为，未取，全场交白卷。中秋与京中名土会于陶然亭。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十八岁，考订元代《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定为回回人所画，参考诸书校定城邑，有发现。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康有为上书变法，朝廷保守派大哗，将逮康，先生劝其作沉迷金石态韬晦，康博览群碑，著成《广艺舟双楫》。康甚惮先生，一日说大话，先生云“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愧而退。
　　次岁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日本那珂通博土慕名来华求教西北地理诸事，先生以中原音切蒙古音教之而去。先生兼治诸邻国地理，考订唐宋航海路线，同时研究宋儒及佛道大典。以中和教康有为，纠正气质之偏，言其受质冬夏气多春秋气少，康答信逊谢。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四十二岁，冬，迁员外郎。
　　次春任江苏司郎中。二月叔父卒于穗。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四十五岁。给事中上书抨击康有为，请焚毁《新学伪经考》，皇帝同意。先生营救无效。甲午海战中国败，先生忧愤深广。好友李慈铭殁，痛哭。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岁，上书请求允许他个人向英人借款修铁道，为权臣所阻未果。
　　次年，俄皇尼古拉二世阴谋办黑龙江渔业航务，先生怒斥俄大使。八月二十九日母丧，大哀重病一年，久治不愈，自开处方立治，因侍母疾日久，故通医书。袁世凯召先生去小站委以重任，谢绝。十月。德军侵胶州湾。康有为来吊，先生流涕告康可上万言书求变法。
　　次岁奉母灵柩南归安葬。皇帝将重用康有为，先生赠《唐顺宗实录》，请康一阅，忧康改革过激生变。康读毕默然。五月应张之洞聘 主持两湖书院。提出治学必实用，于人心世道利弊当探本清源。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岁，返家合葬父母于祖茔。回武昌时遇盗，失书籍碑帖数十种。居武昌株园，与陈石遗唱和，评议古诗。
　　一九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一岁，八国联军入侵，先生携家眷在上海，本拟 入京，见时局如斯，乃奔走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赴武昌晤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等，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顾忌，牵制侵略者。七月敌兵入都，九月李鸿章来沪见先生说：“倘某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遇杀身之祸矣!”先生大病一场。
　　次年春至南京为刘坤一拟奏稿，提出：设议局，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整科举，设警察等十事。“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前 八字为用，后八字为体。张之洞召见，共议新政，仍返扬州。不久任南洋公学监督。
　　一九0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三 岁，辞南洋公学职回京刑部效力，前后十八年。住上斜街。调外务部合和会司员外郎。
　　次年任江西广信府知府。至南昌，巡抚柯逢时召见，共议全省大计。时土子不愿读书， 先生引孟子语“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一九0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五十七岁，天主教徒王安之打伤南昌知县江召棠，民愤起报复，误伤法、美基督教牧师，法、美两国闻讯，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巡抚胡鼎臣要杀百姓数人向法、美乞和，先生以为不可滥杀百姓，坚持谈判，法、美气焰收敛。四月任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日人请教者甚多。归皖，设存古学堂，请陈抑斋按外国高校教学法，取各校高材生聚集一堂施教。与安庆名土马其昶、姚仲实、姚永慨、方纶叔博土、胡季庵、徐铁华论文赋诗。十二月升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苏新法，减轻租税负担。建天柱阁并作联语：“楼阁华严，乘大悲愿；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有挂笏亭，幽静可读书，名官斋为“曼陀罗室”。
　　一九0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九岁，慈禧太后、光绪同日病殁。
　　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己酉)六十岁，创建造纸厂，外国求开铜官山，严拒。命日本教习去黄山采取植物标本，又命人采取霍山药材标本，甚丰富。又欲为两岳植物标本，未成。诏下为礼学馆顾问。八月张之洞卒，甚悲。自写五绝说：“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萨道。无佛无众生，灵源同一照”。
　　为马其昶编订并石印《抱润轩文集》。命举人谢石钦赴日考察税制，日大藏省出示文 书，谢等回国，编成一书，先生序印之。
　　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庚戌)六十一岁，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广记》卷八、《音乐举要》卷九乐星图谱于后，与姜夔自度曲谱互相证明，用安庆造新纸印成。上书言国事，被权臣所扣压。赋一律寄慨：“不待招邀入户庭，龙山推分我忘形。留连未免耽光景，铺缀谁能较醉醒?两后百科争夏大，风前一叶警秋蘦。五更残月难留影，起看苍龙大角星。”贝子戴振到安庆，当局命出巨款招待，先生不许，得罪上方及戴振，后者以贪财色出名。先生上书乞退回故里。在皖五年，多病，夜眠二小时，仍坚持讲学会客。待秋后去沪时只有十万卷书，财物无多，人以为怪。十月回嘉兴，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十二月整理审订张百熙《退思轩诗集》并作序。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六十二岁，去南京与杨仁山居土讨论佛学，一月始归，住上海新闸路三十三号，六月回嘉兴，七月大水，先生和郡守筹办救灾。事毕，清帝退位，先生常居上海。
　　一九一二年(壬子)六十三岁，在海滨建楼，晨雾缭绕，似黄山峨媚山，作《山居图》寄意。中外登门求教者甚多。九月返嘉兴咏故园草木成九首诗。
　　次岁题所居为《海日楼》。俄人卡伊萨林持辜鸿铭信求见，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文：“夙闻儒者沈子培之名，兹得相见之机，余于彼所以期待之者至甚。前在北京，与中国儒者谈论，偶涉欧罗巴事每多舛伪。余意沈氏未必有理解欧罗巴实际之知识，迨一接其言论风采，而宿疑顿祛。沈氏实中国之完人，孔子所谓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异少年，蕴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鄂那德达蒲思评论古代西欧之文明，所谓意识完全者，诚中国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动无不协于礼义，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国之情形无论已；即于国外亦洞悉其情伪，所谓象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更能见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恶改革，守旧派之魁首也。”(辜鸿铭译自卡伊萨林日记) 弟子王蘧常先生评曰：“公在逊清觥之为维新之魁，何云恶改革?何云守旧?盖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过与不及，皆公所深恶。卡氏未为知公也。”卡氏亦贵族，“改革”大抵指辛亥 革命。先生在明，当抗清而死；在清当作遗老 以终。此封建伦理使之然。重君主，轻民国，“民”又何曾有过“国”?在遗老中能改革陈弊，发展工厂铁道，比较重民生，合乎现实，在学术上勇于开拓、一点不守旧，与他门下的王国维同为悲剧人物。蘧老为师辩护，亦时代使然。后人苛求，何益?
　　一九一四年(甲寅)六十五岁，回乡扫墓，登烟雨楼作诗多首。袁世凯连年派人问候，又聘为史馆总纂，谢绝。
　　次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学，给以启导，王甚敬先生。浙人聘先生修省志，提出只续为宜，叙事起于旧志所止的乾隆元年，止于宣统三年，聘朱疆村、张尔田、王国维诸学者任事，人才济济。
　　一九—六年(丙辰)六十七岁，袁世凯窃国，先生早洞悉其奸，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之，见康诗：“巨君谋帝制。假尧衣弟佗。与公谋覆之，日夕同画沙。偕公被密捕，头颅巨万赊。……”其中事实已难考订。
　　王国维自日本来沪，先生说：“郝氏《尔雅义疏》一书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似未能观其会通。君何不分条理之?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释例一卷。”王照办。五月袁贼死。七月，去敦煌盗过唐人手迹的法国人伯希和来与先生讨论契丹、蒙兀儿国书及摩尼、婆罗门诸教源流。
　　一九一七年(丁巳)六十八岁，四月张勋北上，五月七日先生抱病北行。十三日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二十五日事败、奔弟子封家，一见痛哭，七月乘海船归沪。冬大病，头重脚轻。
　　一九一八年(戊午)六十九岁，亲友弟子拟庆先生与夫人七十双寿，苦辞。书商送来元刻明补《乐府诗集》一百卷，乃以此为庆典纪念品。秋移居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题寓楼为“隐谷”，自号隐谷居土，筹备亚洲学术研究会。题在安庆所作的词为“僾词”。
　　一九一九年(己未)七十岁，二月十日起写《月爱老人客话》一卷。海内赠寿文寿诗甚多，先生以自寿诗作答。夏，移居新闸路九十一号，写成《全拙庵温故录》。
　　一九二0年(庚申)七十一岁，为日本学者白川省三讲《尚书》。九月中风，神智清楚，年终痊愈。
　　一九二一年(辛酉)七十二岁，弟殁大哭，病数月。始卖字以自给，求者极多不暇接，日本人尤众。
　　一九二二年(壬戌)七十三岁，正月病愈，三月回乡扫墓。四月弟子林殁。又病，病中每日看书，无学不治。六月十一日，与夫人结婚半世纪，按故乡风习重偕花烛。七月十五日复病，得樊公诗，和以七律五首，后不再作诗，兹录其一：“不死何妨更论文?冀州飙举思夫君。金壶墨尽搜残刻，黄叶阶干省旧闻。俗谛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梦秋云。年年心绪凋残尽，念我桓山鸟失群。”十月初二中午起书二对联。初三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初六葬于祖茔侧南门外王店榨篰村。
　　先生别名颇多，见于题跋者有：惹庵、忆庵、乙僧、寐翁、睡庵、睡翁、乙叟、逊斋、逊翁、耄逊、巽斋、逊叟、李乡农、馀斋老人、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里病维摩、释持、梵持、建持、持卿、随庵、守平居土、谷隐居土、浮轩、癯禅、癯翁、东畴小隐等等。
　　先生著作多，刻印少，现大部散失，存目四十八种：地理十五种，计有刘宋法显《佛国记校注》一卷，唐樊绰《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录注》二卷，《黑鞑事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注录》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岛夷广证》二卷，《女真考略》一卷，《蒙古源流疏证》八卷，刑法二种，与徐博泉同辑《汉律辑存》一卷，《普书•刑法补志》一 卷，二稿已佚。佛书菁华录《佛藏一勺》四卷。《海日楼文集》二卷，《乙庵诗存》、《海日楼诗集》十二卷，朱古微编、陈石遗序《海日楼诗补编》，李证刚编词四卷，书牍二卷，王蘧常编《类贴考》、《寐叟题跋》、《碑跋》一卷，其他札记十四种。


　　　　　　　　　　　　　　       ——摘自王蘧常著《沈寐叟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