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即法

上官云天

我书即法
观王冬龄创作巨幅狂草《心经》
□斯舜威
　　我书即法

　　观王冬龄创作巨幅狂草《心经》

　　□斯舜威

　　曾经以创作巨幅狂草《逍遥游》、《道德经》而惊绝于世的王冬龄，开始了他大幅书法创作生涯中的第三次“登顶”：创作高7.3米、长17米的巨幅狂草《心经》。早在1年多以前，他就着手准备这次大型创作工程，开始悄悄“养气”。早在1个月前，他就以写《心经》作为晨课。几天前，他就安排专门磨墨。他在搞大创作前，都是需要一段时间静心“养气”的。这次的创作特别重要，难度很大，“养气”的时间也格外长一些。

　　我说难度大，并非难在作品的形制上。他的《逍遥游》高7米、长12米，《道德经》高5米、长37米，对一位曾经以大创作见长的书法大家来说，创作一、两件大作品与创作几件大作品，这之间似乎并无多少不可逾越的障碍。所谓“难”，或许是我“杞人忧天”：一是指艺术风格、艺术理念与其所表现题材内容在哲学思想、艺术思想上如何融合，王冬龄老师狂草的飘逸灵动、即兴挥洒，与老庄逍遥游、道法自然的状态是非常合拍的，但与佛教经典《心经》的内涵，是否会高度契合？二是在表现形式上，是前两次的简单重复，还是另辟蹊径，有所突破？当然，我知道王老师曾经多次创作过《心经》，以及与佛教相关内容的书法作品，他对历史上凡能搜集到的文化名人写《心经》的作品，都有所关注，但是，历史上除张旭、吴镇写过《心经》草书外，极大多数都用楷书书写，且尚无人写过如此大篇幅的《心经》。要以形式的“大”博得一个“第一”容易，要写出富有时代精神、时代气息的《心经》，要写出在书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就不那么轻而易举了。我的“担忧”，说到底是一种内心的期待：期待王老师能藉此为自己的艺术生涯来一次里程碑式的大超越！期待当代书法能产生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作品。

　　中国美术学院室内体操馆观众如堵，除了中间地面24张丈二匹宣拼接而成的等待王冬龄抒发灵性、阐释佛性的洁白空间，四周围满了热情的观众。

　　面对密密麻麻的观众，王冬龄用敬畏、感恩、努力三个词表达了创作这件作品的心声：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在取得不俗的艺术成就后，依然怀着赤诚的心不忘感恩时代、感恩母校、感恩师友；在已经开创大字创作新天地的情况下，依然清醒地意识到“一位艺术家创作一两件大作品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坚持不懈努力创作作品”。而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用他惯有的富有诗人激情的简短有力的讲话作了“战前动员”，他认为这是“当代书法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标志着传统的书法艺术在新媒体时代新的变革的开始”。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王冬龄终于提起那支如椽之笔，饱蘸浓墨，气定神闲地俯身在地上挥写。看他写完第一个“观”字，看他沉着、缓慢、凝厚的运笔，我就知道，我的“担忧”是多余的，王老师对《心经》有着深切的理解，并用他擅长的笔墨语言进行有效的演绎。不知为何，我的脑海里冒出的第一印象竟是“温柔”两字。事后我问王老师：用“温柔”来形容他刚刚开始的创作状态贴切吗？王老师露出了一脸灿烂的笑容，说：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之下，能不温柔吗？

　　我为之释然，我感到成竹在胸的他，其实早已找到了书道和佛道之间的关联点。老庄哲学的核心是一个“道”字，“道”是无法名状、无边无际的；佛教哲学的核心是“空”，简而言之，“色”与“空”相互圆融，组合成世界一切的一切，“空”也是无法名状、无边无际的。从哲学的层面来说，老庄哲学和佛教并不虚无、消极，而是努力探求世界的本来面目的一种方法。翁方纲云：“空山独立始大悟，世间无物非草书。”世间万物都可转化为草书的符号，用草书、特别是狂草来表现老庄的“道”和佛家的“空”，是最适宜不过了。

　　王冬龄用1小时零8分钟完成了《心经》260余字的书写，我留意了一下，期间一共蘸墨77次，有时一次蘸墨书写多达五六字，从至浓、至重、至湿到至淡、至轻、至枯，兴之所至，一任自然，而气韵始终一以贯之，这大概得益于他对黄宾虹、林散之用笔精髓的深刻体悟。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枯笔、竭笔的运用，看似墨已耗尽，却挥洒之意未尽，笔由兴走，依然钢筋铁骨，气足神完。特别是在写完“即说咒曰”之后，下方留下大块空白，换行写“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搞书法的观者，料想接下去肯定要用浓墨湿笔，以便与边上的空白相映衬。谁料王冬龄在空白旁边，仍用极枯、极竭之笔，且将一腔心力全倾注其中，反而成了全篇的点睛之笔，大家纷纷赞叹：非大家不能及此也！

　　在书写过程中，王冬龄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飘逸灵动的风格，但与平时激情四溢、疾风扫落叶式的书写相比，这次在书写速度上略略放慢了一些，用笔更沉稳凝练，他的招牌式上挑、下拖用笔，也有所节制，这或许可以视为他对《心经》的理解在书写方式上的一种反映。

　　许江把王冬龄的这次大创作活动定义为“标志着传统的书法艺术在新媒体时代新的变革开始”，是有见地的。传统书法家习惯于在书斋书写，习惯于创作适宜于把玩的作品，即使在当今展览时代，许多书画家也局限于将成品陈列于展厅，而王冬龄却将书写过程变成了一个公共行为，吸引数百上千人观摩，动用浙江卫视的摇臂机全程录像，杭城的媒体倾巢出动，外地专业媒体也纷纷通过现代通讯工具在当天进行采访。他在大创作时，喜欢营造一种气场，自己反过来从观众的热情中受到感染，进一步激发创作欲望。写到精彩处，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整个书写过程，“掌声响起来”达10余次。中途小憩两次，他都到场边和师友握手，并向观众挥手致意。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过一把“明星瘾”，而是为了进一步引起社会大众对传统书法的热情与关注。

　　弘一曾说：“余字即是法”。他出家后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以书法弘扬佛法。借用弘一的“余字即是法”，我觉得王冬龄的巨幅狂草《心经》创作活动，也是一种“弘法”的行为：用心写字，藉此弘扬书法艺术。当然，每个人对《心经》的理解方式各有不同，如果有人通过王冬龄的巨幅狂草《心经》，增进了对佛教的理解，则更加善莫大焉。创作完成后，过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晚上，王老师仍沉浸在创作状态之中。我问他感受如何，他随手在我的本子上书写一联，表达了他的真实心境：“心经久诵心无碍，书谱常临书有神。”

　　我深受感染，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个题目：“我书即法”。　　

　　2011年3月30日晨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