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湛 邓石如的身世身份、书艺成就、历史地位与影响

一聪

邓石如暨清代碑学书法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

邓石如的身世身份、书艺成就、历史地位与影响
□        胡湛





【内容提要】邓石如以山人自居，自称出身寒门，艰危困苦，使很多人误以为其出身贫苦之家，幼年缺乏文化教养。其实邓石如的出身应定义为：出身书香门第（虽清贫非官僚世家），幼受庭训，虽曾坠学，但确有着深厚的文艺教养基础，其发奋努力，辛勤耕耘，终成书艺卓绝，为靠书法谋生的职业书家。他的书法成就主要在篆、隶、楷上，其行草书是差强人意的。邓石如的艺术成就在篆隶的复兴和碑体书法的实践和以书入印皖印风的开创。其历史影响除艺术成就外，于社会文化上也彰显出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平民文化艺术的兴起，平民职业艺术家社会地位的获得承认与确立，从而开近代平民民主文化的先声。

关键词  邓石如  身份 书法成就  地位  影响

一聪

清代碑学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次自觉的革新运动。如果说康熙年间的冯班、杨宾是碑学理论的肇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是理论上的逐步构建的话，那么，在创作上，由郑板桥、金农的欲变而不知变，则邓石如确是碑学风潮的开山大家，受其影响，吴让之、何绍基、赵之谦、以至吴昌硕等蔚成标领时代的碑学代表人物。邓石如在清季以来的中国书法史上，确是引领时代风潮、改变书风方向的历史转折性人物。但通常文献对其身世、身份、书法社会价值思想、书艺评价、及历史地位影响之记述评价，多存偏颇。故我们尝试通过对其有关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辨析，以期获得一个较为客观真实准确的认识和评价。
一、        邓石如的身世身份
邓石如（1743-1805年），名琰，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生于安徽怀宁。日本和中简堂先生在《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一书序言中说：“在日本，邓石如的传记并不正确。我一直对‘生于贫寒的山间小村……’等日本所记载的传记抱有疑念”。日本的传记当然传自中国。既是在当代诸种邓石如书法资料中，对其身份多介绍也多为出身寒门，布衣一生。简单看来这种描述没有太大问题，但若细纠则其似乎在说邓石如缺少必要的文化基础修养。这自然是对邓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实际早在其当世即已存在。如邓石如自云：“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邓石如于书法辛勤耕耘一辈子，但社会并不把他作为有学问有修养的“识字人”相待。而其实对邓石如出身的准确说法应该是：出身书香门第，幼受庭训，发奋努力，书艺卓绝，为靠书法谋生的职业书家。
邓石如祖父、父均善书画。邓石如的祖父名士沅，字飞万，号澹园，爱好书画。当于寿州当过授课先生。其父名一枝，字宗两，好北林，善诗文，工书画，喜刻石。石如九岁时即被父亲送往私塾读书，虽一年后辍学，但其十三四岁“心窃窃喜书”，已从内心开始喜欢读书作学问，17 岁时就开始为别人作书、刻印谋生，二十岁开始在家乡开设书馆，教授童子，后又随祖父到寿州蒙馆授课。之后其游走江湖，混迹士大夫达官显贵之间。以上身世经历如何能以“不识字人”观其人呢？
中国社会向以官本位衡量人之社会地位，但至明代，王阳明心学与狂禅的结合汇就中国中世纪自由浪漫思潮的兴起，“满街都是圣人”“我心即佛”“心即理”的思潮成一代风潮，打破了官本位思想的彻底笼罩，加及明末清初朝代更替，民族矛盾等原因，不仅出现了一大批没有官阶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也出现了许多具有独立人格的书画家，如徐渭、傅山、金农、高翔、黄慎等。邓石如不仅工书法篆刻，而且有《铁砚山房诗抄》传世。因而对邓石如之身份决不能以一句布衣而简单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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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邓石如的书法社会价值观  
邓石如和其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不再把进入仕途为官看作是唯一的士人“志道”之途。以一门专业的学问相追求也是其人生价值和社会担当的一种恰当方式。其同时代相前后的傅山、八大、曹雪芹、袁牧、扬州八怪等都是这类在野而以专业文化艺术相追求的文人士子。中国文人自孔子确立“志于道、据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士价值观后，皆以济世为己任。及晋陶源明出，士子在不得志时，又表现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骨气和亮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醉心田园生活，也是文人们超脱尘世的一种人格追求。邓石如少贫，无曾科举，但后来游走大好河山和达官显贵之间，其是有机会混迹官宦某些公干的，但他以耿介之性，疾恶阿谀奉承，从内心深处，乐心田野自然生活。其尝作《述怀》云：“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其又有长联：“沧海日、赤城霞、峨媚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姻、潇湘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自然和文艺成为其生命的全部寄托。一代平民书坛圣手的造就则势所必然。
然而就象陶渊明虽淡泊醉心田园生活，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流淌着千余年传统的潜意识建功立业思想。所谓：“猛志固常在”，邓石如终于将自己的儿子培养为挤身仕途的翰林院待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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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邓石如的书艺成就求是
邓石如的艺术成就自其当世就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其受家庭影响，自幼热爱书印，加其勤于用功，出手不凡，先为梁巘所赏，被举荐于梅镠，后游走京师。刘墉当时见到邓石如的字，拍案惊呼道：“千数百年无此作矣！” 包世臣在评述清代书家成就时，评述邓石如为兼善四体的大书家，以其篆隶为神品、分及真书为妙品上，草为能品上、行书为逸品上。（详见包世臣《艺舟双楫》）邓石如虽为布衣，但书艺却胜过刘墉、翁方纲、王文治。堪称其当代平民书圣。
包世臣为邓石如的学生，学生鼓吹老师多一些溢美之词，也在所难免。从邓石如流传下来的书作看。其篆书、 隶书确开秦汉后常年底迷甚至失传的一种新面。邓石如的成功用现在较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实力派”，他的成功和书名完全是以实力说话赢得的。包世臣其著《完白山人传》中云：“山人既得纵观，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燉煌太守碑》、苏建《国山碑》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二十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日味爽起，研墨盈盈，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饗》各五十本，三年书乃成。"其在学习古碑帖上，动辄临写数十上百本，研习时间以三五年计，如此用功习书焉有不成？
就其篆书讲，我们可以概略出三个特点：
一是功利深厚，笔墨精熟，以其临古碑每每数十上百本，研习三五年，必达到技进于道，沉厚圆润之境。
二是行笔无笔不屈，行笔中锋、绞转并用，出锋一任自然增加了流动飘逸之感。一些学者认为是采用了羊毫和隶书笔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其要在于邓石如把小篆写活了、写灵动了、笔意写丰富了；
三是结字承继李斯、李阳冰，后参以汉碑额，打破用笔中锋划一，结字匀等板滞格调，结字以“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思想为指导，大胆分割、组合笔画黑白、虚实空间，依据审美需要，一些笔画夸张放长，一些笔画凝炼收缩，从而创造出一种古朴雄浑、刚健婀娜令人喜爱的新书风。
邓石如的隶书是宗法汉名碑的。其用笔没有后世写碑的颤抖笔法，而以精致大沉厚之境。如同其写小篆进行的用笔结字以“计白当黑”进行创变一样，其隶书也在继承汉碑特征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笔画和结字的夸张处理，达到了古朴气厚，宽结而疏放的效果。其与篆书共称清代神品，实不罔也。
邓石如楷书包世臣列其妙品上。虽品次较篆隶稍底，且相对而言邓楷书作品略少，楷书用笔结字偶有生硬处。但其一反唐季书风的笼罩，而以北碑为宗，实开清代碑学真书崇北碑之先河。其价值与影响甚至远超其篆隶之上。清代碑学大家赵之谦、张裕钊皆其滋乳也。
邓石如的行草书许多人也给予很高评价，我们认为则是有背事实的。也许是邓石如沉潜隶书太久，或许是其在其当代一味崇碑的风气下，其习帖较少，或许是性情使然，总之邓于行草，我们认为其使不得使转要领，不如行草正宗晋书飘逸流美帖韵之法门的。我们不必苛求他事事尽善，但我们同样没有必要为他做缺憾之讳。向世人揭示一个真实的邓石如，也许正合完白先生的一贯风范和心愿。
邓石如在其当代受到社会广泛的赞誉，但也受到翁方刚等一些人诟病。考察翁方刚的书风，我们知道他是崇尚帖学文人书风的，他自己不仅推崇晋韵文人流美书风，而且尤为崇尚苏轼的笔精墨妙、具有书卷气的尚意书法。当邓石如壮游京师，以篆隶正书为主示人时。翁方刚提出相左的批评观点也正在情理之中。不是邓石如没去前拜山门，只怕前去拜了，也不一定能获得较好的肯定性批评意见。
由邓石如书法的创变也影响到其篆刻艺术同开一家新风，影响所及并形成具有历史标杆性的邓派或皖派书风。其印风之特点在于“以书入印”，因其篆书的创变也使其印风一扫文人篆刻元明以来赵孟頫匀称平整之风，而为聚散疏密、婀娜流美、古朴清新之风。其影响所及使后世、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蔚然大家。邓石如印风的开创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其影响之大不小于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聪

四、        邓石如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邓石如的历史地位与影响首先在于其艺术成就的取得。第一，是在书法上复兴了沉寂近两千年的篆隶，不仅把古篆隶继承下来，而且还通过“计白当黑”进行结构创变，使其更加变化多姿、好看好些，让更多人能够打破神秘感，而使之宏扬广大，广为更多书家书写、鉴赏、传播。在其后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都是篆书或隶书大家。只有到二十世纪大量秦汉简牍的出土才使篆书的书写揭起又一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第二，是对清代碑学推崇的北碑的率先实践创作，使书法创作碑学时代真正揭起。邓石如的碑学实践当在阮元之后，而邓的实践影响所及，不仅培养了包世臣碑学理论大家的学生，也是清代碑学成“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一时风尚。何绍基、张裕钊、康有为诸多碑学大家渐起，其影响所及，至今不衰。而邓石如于清代碑学实践确有开创之功。第三是邓石如以其独具新面的篆书入印，又开创出篆刻的新风貌、新天地、新局面。其不仅影响地域印风形成皖派或邓派，其实其对整个印学史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影响。综观印学史，以皖派别出，徽、浙诸派便日渐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印坛大家，如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等，无不被皖派印风所笼罩。

而最重要的是邓石如以其布衣平民一己之力，在篆、隶、楷及印领域逐次融会古法开创出新的格局，则尤具历史文化意义。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书法批评中，特别是在宋代以后以人论书风气的形成境况下，以平民身份和单独凭书法篆刻实力被推上神品圣坛者，还属首次。这其中既有明清心血狂禅平民文化的影响作用在，更是其自身刻苦钻研的结果。邓石如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平民文化的胜利。邓石如的出现和成功正是近现代中国平民民主文化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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