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文脉——陈丹青凤凰网访谈读后

刘兆彬

也说文脉——陈丹青凤凰网访谈读后
                                                                                       刘兆彬

       在2011年7月1日凤凰网文化栏目举办的访谈中，陈丹青一脸忧思地说“两千年文脉已断”、“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的草根文脉已被切断”。这段访谈被网友发到“书法江湖”论坛上，我看了以后感觉很不理解，说他和吴冠中一样“好作耸人听闻之言”，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关于这件事，我原本不想多说的，但我的简单发言立即遭到了挺陈者的批评，不得不多说几句，以便进一步说明我的看法。

       说到“文脉”，当然不得不谈到中国的文化。就这一方面，陈丹青提到“草根文脉”一词，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词，不知他究竟要指什么。在我看来，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草根文脉”，更不用说“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了，因为中国的文化主要地是由“士”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即“儒士”、“文士”和“卿士”等创造的，但他们中很少有什么“草根”。

       “士”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一开始与“男”同谓，指种地的人，后来也指“武士”，再后来又指“官吏”，在不同时期的用法并不一样，换言之，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经历了历史的发展的。按照余英时先生的意见，“士”在先秦多指“游士”，秦汉以后多指“士大夫”，但是在宋代以前，“儒士”、“文士”和“卿士”从来都不是“草根”。在宋代以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士”的主要成分是门阀士族，只有到了宋代，“科举”考试给“庶人”提供了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并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才有越来越多的“庶人”变成了“知识分子”，但“庶人”仍然只是“知识分子”的来源之一而不是全部。更进一步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源自“庶人”，最后都成了“官”，成了“官本位文化”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作为政府官员，他们维护皇权和礼教，所以他们创造和维系的官本位文化，就是“两千年文脉”的主要成分。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草根文脉”，更说不上“已被切断”，相反，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成分，迄今为止，这种文化不但没有断，反而还很牢固。毫无疑问，陈丹青对此没有作任何具体的考察，否则就不会有“两千年文脉已断”这个错误的判断了。

        在访谈中，陈丹青指责中国人“没有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倒它，如果翻翻历史发现有用，又会再拿出来，中国人不讲原则，不像欧洲人按照一个哲学系统、思想系统来处理国家的事和私人的事。”必须说明，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很对的，但是将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归之于“两千年文脉已断”，这是判断力的极度缺乏！实际上，不讲原则，以“实用主义”为真理，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理观！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管是“穷”是“达”，不管是“独善”还是“兼济”，都是针对政治、经济地位和生活处境而言的，从来不是针对“真理”、“科学”、“正义”而言的。道家就更不管这些了，他们“避世”，才不管社会现实呢！佛家行善，有“救人”之志，但他们之“救人”，是遁入空门，而不是改善社会。所以，在中国人中，为科学、真理和正义而赴死的人要少一些。

        为了维护“两千年文脉”，陈丹青恨恨地说：“我们一直活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后果里！”“我们的文明本来很稳定。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没有变，到19世纪末一看，不得了！赶紧抄！开始破坏传统。”“这一切是从五四闹起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核心：着急走极端、浪漫主义。我们都活在后果里。”其实，“五•四”不是人们故意破坏传统，而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根本进程是不断地走向全球化，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在封闭的空间里发展，中国的固有文化必须接受世纪历史进程的挑战，必须在吸收新成分的基础上自我发展、自我更新，否则就应对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以，“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所走的路一直是一条被逼无奈的路，是不得不变化，是不变化就面临着灭亡。陈丹青不管这一点，而是批评这种变化。他要使我们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没有变的文明继续不变，那就只能回到“五•四”之前去，重新扎起辫子、拖起长袍，继续懒散的农业文明。他收集这样的文明！在访谈的末尾，当记者问他“以后的规划”，他说自己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攒几个小钱，在每年的拍卖会上买一些世界的老影集，……买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影集。……我在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了中国原来的城市，从日军的炮和军队的后面看到了完整的城墙。”这种对于固有文明的留恋之情很感人，我也有这种感情。但是，我和陈丹青的认识不一样，我欣赏它们，但也知道变化的不可抗拒性。

       从访谈的内容看，陈丹青的表述极为矛盾。一方面，他痛恨“五•四”对文化的“破坏”，称之为“文化激进主义”，一方面又抱怨说“今天弄不起来‘五•四’那样的运动了，今天的精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转移到城市来，根本上是因为一个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草根文化的文脉全部被切断，一个两三千年文化摇篮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不要召唤，也召唤不起来，大家还要混饭吃呢。反抗的时代、革命的时代都已过去，现在就是大家顾自己……”

       这一段表述的意思，与前一段文字不一样，前一段文字是批评“五四”精神，这一段倒像是怀念“五四”精神了。有这两段相互矛盾的文字，“五四”精神究竟是该批评还是该怀念，实在让人难以判断。还有一个矛盾，隐含在他对教育教“党文化”的批评中。他所谓的“党文化”，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政治思想教育是“两千年文脉”之外的事？但是从历史上看，“以吏为师”本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儒家教授“六经”，而“六经”中的“礼”，包含了数不清的政治思想教育，其中讲了很多“国务院语言”。儒家那一整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恰恰是陈丹青所谓的“权利教育”，因此“政治思想教育”或“权利教育”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传统。

       整个访谈的内容，大体就包括以上主要观点，其中包含了诸多的混乱。他最根本的观点，是“两千年文脉已断”。这是一个针对整体文化的判断，本来是极难的判断，必须有对组成文化的各具体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然后才能准确。但是陈丹青的话说得很轻巧！在没有作具体考察的情况下就下了一个肯定判断，让人猜不透是大胆、无畏还是鲁莽。

        如上所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断，不但“官本位文化”没有断，其它具体文化形式也没有断。历史就是这样，并不是想割断就能割断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先秦文化造成了破坏，但是“文化”在精神中，并不仅仅在秦始皇烧掉的那些著作中，所以他没能割断传统文化。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以后，与本土思想产生了长期的冲突，最后被中国化了，“中国”的“文脉”不但没有断，反而因为吸收了佛教的成分有了新的增长点——产生了“禅宗”这种中国化的佛学。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来的，还有西方的文化，但是中国的“文脉”仍然没有断，恰恰是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上，诞生了20世纪的“新儒学”，产生了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徐复观等一大批思想家。“五四”运动，并没有将传统“文脉”割断，“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将传统“文脉”割断，因为“文化”也者，在乎人心之中，而不仅仅在书本中，也不仅仅在古代遗留的文物上，那仅仅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精髓”从来都在“人心”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它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不是通过砸烂一些古代建筑就能连根拔掉的。在这一点上，陈丹青所理解的“文脉”太过肤浅了！认为“人们有意无意地砸掉、拆掉、毁掉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古时建筑和文物”就能破坏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这是一种极其表面化的看法。

       为什么陈丹青会说这种片面的话？这本来与我没有关系。但是由于不能捂住自己的耳朵和眼睛，还是有一些关于他的消息进入了我的世界。根据我的了解，他实在是一个很偏激、很情感化的人。在清华美院的时候，他提出几个报告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加上自己招不到研究生，就宣布辞职了，辞职之后便开始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其实在世界上作任何事都很难，有时候你的建议没有道理，当然不会被采纳，但即便是有道理，也不见得就一定被立即采纳，因为还有一个“可行性”和“时机”的问题。陈丹青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本来就不满，后来又因为国内研究生考试要考英语，他喜欢的学生英语不好，考不上他的研究生，于是愤而辞职。他不是劝他的学生狠下心来，拼上一年时间把英语学好，反而抱怨国内的研究生考试制度。他的理由是：画家不用学英语。也就是说，他要招的学生是“画家”，但是如果是“画家”，其实也不用考研究生，“研究生”是科研工作者，要求他学好英语是很合理的事。如果仅仅是学画，采取到陈先生门上直接拜师学艺的方式，效果一点也不比读研究生差。但是你要读“研究生”，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研究工作者，国家就有理由让你考英语。记得我考研究生的时候，英语放下了13年，结果努力学了11个月，还是轻松过关了。似乎英语这东西，只要肯努力、方法得当，并不能阻碍一个有志学画者考取陈丹青的研究生。可惜的是，陈丹青不考虑这些，他不是劝自己的考生拼命去努力一年，而是抱怨国内的考试制度，抱怨完了就撂挑子——咱不跟你玩了！据说这种决绝的做法赢得了很多人的首肯。然而，在我看来这总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件事说明陈丹青缺乏做事的耐心，世事本来难做，所以古人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本是中国士人精神的重要方面，可是陈丹青既不弘毅，也无坚忍不拔之志，遇到一点挫折就撂挑子，实在算不得“两千年文脉”的维系者。

       最近几年，陈丹青的抱怨越来越多了。这一次在凤凰网的发言，好像装了一肚子真理似的。但仔细想想，在他说“两千年文脉已断”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潜台词：我陈丹青是这个文脉的守护者。然后又有很多人支持陈先生的观点，都自认是两千年文脉的守护者。这样看来，守护两千年文脉的人真是大有人在，为什么说“两千年文脉已断”呢？恕我愚笨，未能理解。

附：陈丹青《两千年文脉已断》

陈丹青：两千年文脉已断



来源：凤凰网




作者：吕美静


核心提示：从文革到现代建设，人们有意无意地砸掉、拆掉、毁掉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古时建筑和文物，有学者就此愤慨地评论“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急于践踏自己的文化”，而著名文化人物陈丹青却语出惊人：这是“中国人大气的一面”，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最伟大的信仰，即使“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的草根文脉已被切断”。（凤凰网文化讯 编辑吕美静）

中国人最伟大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

陈丹青：国学要热就热，可以“养”很多官员嘛。就像钱文忠说中国国学基础很差，开那么多孔子学院，他想不通老师从哪儿来，想的太天真，一成立孔子学院，院长、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就都有饭吃了？！中国最要紧就是混饭吃，大家都有口饭吃，管它什么文化。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现在商业突然开始利用文化？

陈丹青：人太多，该利用的都利用过了，忽然想起来把文化忘了，干脆来弄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机会主义文化。活着一天是一天，逮着一件事是一件事，中国人是不讲原则的。这是中国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最好的地方。

凤凰网文化：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吗？

陈丹青：是没有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倒它，如果翻翻历史发现有用，又会再拿出来，中国人不讲原则，不像欧洲人按照一个哲学系统、思想系统来处理国家的事和私人的事，照胡兰成的说法叫“无故一本正经”，永远在问“我们从哪儿来、我是谁，我们往哪儿去，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中国人不管这些，一会儿很怂、一会儿很猖狂，但是他总能过自己那关。

凤凰网文化：像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1942》，写河南大灾荒时，人们卖国求荣也要活下去？

陈丹青：对！我觉得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史，远的读不懂算了，近代史多读。虽然近代史以前被掩盖很多，但现在慢慢在拼凑、还原，很多史书已经出来了，像张鸣写辛亥革命的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里头还是有很多实情的，你们自己去判断这10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很有文化。

城市乡村化PK乡村城市化：中国用60年毁掉5000年文化

凤凰网文化：你之前说过，“人口流动已经让上海的气质改变了”，这种人口流动也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吗？

陈丹青：不仅上海改变了，到处都是一样。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到1979年，就是我们这些城市人都给送到农村去做农民，“城市乡村化”很成功的做到了，我做了8年的农民；1979年到现在，“乡村城市化”，农村人往城里跑，变得城不城、乡不乡，没有像先进国家那样的大都市，也没有先进国家那样纯粹的农村区域，就这样混在一起过。

凤凰网文化：“城市乡村化”会不会破坏程度小一些？

陈丹青：都破坏得很大。那个时候农村被改变得很厉害，农村地主被枪毙掉或者管制起来，地主的孩子都找不到老婆。农村破坏是从土改就开始。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断了一段时间，然后人民公社后来弄不下去，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农村慢慢富裕，现在又开始盘剥农村、占用土地，农村跟官方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就这样，农村被掏空，完全被掏空了。现在的农村根本不是农村，只是暂时还没有变成城市的一片区域，有人在那活着，那也不叫农民。

凤凰网文化：文革破坏和现在经济开发，哪一种对文化破坏更严重？

陈丹青：都很严重，没钱的破坏是一种严重，有钱的破坏也是一种严重。山西平遥的城墙之所以保护下来，是因为没有钱拆城墙，结果留下一道城墙，当时全国的城墙基本全拆了。比如北京，六七十年代的城市环境比现在有意思多了，那真是一座古城，现在哪叫什么古城啊？也不是现代都市也不是古城，隔开几块地方，有个紫禁城、有个故宫，其他地方全是高速公路、大楼--很奇怪的城市。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故乡、对于传统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恋和追溯欲，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兴起了“寻根文学”，而另一方面，又把传统破坏得相当厉害，比如文革或者拆迁？

陈丹青：说怀念是以前，现在已经不在乎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你去问问民工，民工还在乎什么家乡？哪儿能打工就行。现在家乡概念慢慢淡薄，拆迁拆得很多家乡都消逝了。中国人最伟大就在这里，寻什么根啊？活下去最要紧。

这就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另一面，我从胡兰成和一些零碎的文人书中读到，中国人很大气，毁了就毁了，摔了就摔了，忘了就忘了，他承受得起。中国人永远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排斥新鲜事物，看看麦当劳和星巴克的生意，经常比中国人自己开的餐馆要好。这可能跟中国长期被异族统治有关系，唐、元、清，中国人跟异治文明相处时又跟其他民族不一样，会付出很大代价，会死很多人，但是高高兴兴继续吃继续喝，活着就好，保国保种就好。

我们一直活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后果里

凤凰网文化：中国人破坏传统文化的症结在哪儿？

陈丹青：症结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激进主义。国门打开，跟西方人一打，失败了；往外一看，落后了？就着急。我们的文明本来很稳定。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没有变，到19世纪末一看，不得了！赶紧抄！开始破坏传统。

凤凰网文化：你反复提起五四时期的人物和精神，你很喜欢那个时代？

陈丹青：也不是喜欢。这一切是从五四闹起来的，他们也做了很多错的、过激的事，“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核心：着急走极端、浪漫主义。我们都活在后果里。

凤凰网文化：今年恰逢鲁迅诞辰130周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我4月份在周海婴先生的追悼会上采访过萧红和萧军的女婿王建中，他说他们正在策划纪念，他们不怕“沉渣的泛起”。你也写《笑谈大先生》纪念鲁迅，你觉得当代需要召唤鲁迅精神吗？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需要现代人学习吗？

陈丹青：乖一点吧！鲁迅是很不听话的一个人，五四那一代精英：陈独秀、鲁迅、周氏兄弟都是山村地主的孩子，十九世纪的八零后。今天弄不起来“五·四”那样的运动了，今天的精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转移到城市来，根本上是因为一个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草根文化的文脉全部被切断，一个两三千年文化摇篮就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不要召唤，也召唤不起来，大家还要混饭吃呢。反抗的时代、革命的时代都已过去，现在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比较有文化就很好，穿的像样一点、讲话文明一点就很好，洗洗脚、按按摩、喝喝茶，多生活。你一回家就有传统文化嘛，爹妈管着你、三姑六婆管着你。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中国文化更多。

育需剔除党文化  世界应倾听年轻人

凤凰网文化：你觉得在急促追赶经济发展潮流的文化激进主义下，当下的人们应该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来，尽量挽留一些纯粹的文化呢？

陈丹青：光开会没有用，光呼吁也没有用，我觉得就是别管文化这一摊，让老百姓自己办，自己玩。管好国防，管一些大的工业、航天就行了，但是60年来它从来没有停止过管制，什么事情都在抓，好事是它在抓，坏了也是它抓，这也是一种文化--党文化。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我们活了这么大年纪才明白这是一个党文化，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

凤凰网文化：这也是你现在渐渐离开媒体的原因吗？

陈丹青：对呀，我不想说套话，就没什么话了。我巴望最好早日完全离开媒体。而且我们这些50后的年头不是很多了，总是被请来请去，而那些年轻人在想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他们在乎什么，其实我蛮想知道的，应该给机会让他们发出声音。

但是我比较沮丧的还有教育，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权力教育”。因为之前在清华教书，多少还要跟80后、90后沟通，他们都非常可爱，外形上跟我在纽约见到的ABC孩子相差不大，那股单纯气息也很接近，可是一开口一交流，讲的全是“国务院语言”，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我想起来蛮沮丧的。

凤凰网文化：你以后的规划是怎样的？

陈丹青：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攒几个小钱，在每年拍卖上买一些世界的老影集，说起来也挺难受的，买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影集。日本人打这场战争非常认真的，他一个阶段战事告一段落的时候，立刻会有精美影集出来给全国人民看。我在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了中国原来的城市，从日军的炮和军队的后面看到了完整的城墙。
我很想跟人交流这个。其余的，到了我这个年龄，马上60岁，能活着、不生病就很高兴，还规划什么？我被人规划、被你们规划；我走了，又被另外的人规划。就是用来用去的。
（感谢《南方周末》报社）

刘兆彬

陈丹青不说“两千年文脉已断”，改口说“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了——180度的大转弯。
http://news.sina.com.cn/c/2011-08-18/20452301412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8日20:45  新周刊

　　陈丹青访谈

　　陈丹青 原来我睡在大时代

　　《新周刊》：最后一问，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发生效用了么？

　　陈丹青：《阿Q正传》大约发表于1922年前后，过了十多年有位外国记者见鲁.迅，问道：“您的阿Q怎样？”鲁迅说：“哈，更糟，他们已当了.国.务.委.员了。”我以为鲁迅不是在说笑话——我也是个阿Q，藏着好多种精神胜.利法，我要是愿意做.官，好歹也混个副.处.级吧。

　　所谓国.民.性，十九世纪末的洋教士全给说齐了，我读过那本著名的《支那人的性格》，鲁迅的改.造目标就是从那里拿来的。我一条条数，都对，都没变，记得有一条似乎是中.国.人的冷漠与世故，那洋教士有一天对镇民说起国家的什么问题，大家听着，没表情，然后一位“长得很英俊的青年”把手放在教士肩上，亲切而好意地劝道：“这些事都有咱.皇.上.在，我们何必费心思想呢？”

　　改.造国民性不是鲁迅先给提出来，梁启超那代就发急了，写了好多文章，全国讲演好几百场，说咱国.民太不行，得彻底变变了。我想这些文人全都白忙了，要论改.造.国.民.性，您瞧瞧今天，旧瓶新酒，新瓶旧酒，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凡事要顾面子啊、没有时间概念啊、对面生的人冷漠、遇同乡就帮忙啊……只是故事与剧情变了，角色还是那些角色，您仔细想想吧。

刘兆彬

他最近不说“两千年文脉已断”了，改口说“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了，意思当然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几千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文脉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保存得好好的。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说“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算是终于说对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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