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现实主义——我对陈丹青及其绘画的一种理解

刘兆彬

浪漫的现实主义

——我对陈丹青及其绘画的一种理解

刘兆彬

        有很多人认为，陈丹青的绘画当然是“现实主义”的，然而这是一个不真的判断。因为我最近批评了陈丹青的“两千年文脉已断”说，其fans又以他关怀现实为理由唱起了赞歌，所以有必要说说这件事。

        但是在谈陈丹青之前，应该先谈王国维，这是因为有时候迂回一下能把事情说得更清楚。王国维有一段话着实让人佩服！因为他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可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很容易分别的，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看走了眼，在无意中把事情弄错！

        本文使用的“浪漫的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从逻辑上看是绝对不能成立的，但是给一种混乱的思想加上一个混乱的标签，也算是天造地设，能够以悖论的方式凸显事情的内在矛盾。2005年，陈丹青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回想陈逸飞》的文章，文章设问道：“陈逸飞，浪漫的现实主义者抑或现实的浪漫主义者？”答案他没说，当然不清楚。但究竟什么是“浪漫的现实主义者”或“现实的浪漫主义者”？我们不用指望陈丹青做什么理论分析——习惯于凭感觉说话的人没有这个习惯，指望他说明白什么是“浪漫的现实主义者”或“现实的浪漫主义者”，还不如打消自己的念头。

        人们说陈丹青是“现实主义”画家，这是有据可查的。在这一方面，人们所举出的例子不算少，譬如他在1980年创作的《西藏组画》。美术界评论说：

    《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并持续获得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1]

    陈丹青……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在色彩和笔触的运用上极尽朴实。[2]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既标志着中国写实主义油画技术的巅峰，也标志着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美术史意义的终结。[3]

不管相关评价对陈丹青绘画价值的估量是否客观，但是认其作品为“现实主义”的意见最多。陈丹青本人声称《西藏组画》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自然主义”正是“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的产物。而且，恰恰是这种“关注现实”的面孔，为陈丹青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尤其是近些年来，他开始“转行”，从言行看越来越像一个“社会批评家”了！他对中国当代教育制度的批评，更是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好评。

        那么，陈丹青似乎是“写实家”了？是“现实主义”了？且慢，此事需要有所分析。如果说他和现实主义没有关系，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其实也不对。也许陈丹青自己是有所意识的，他在《回想陈逸飞》一文中的设问更像是一种“夫子自道”。从绘画和他所讨论的社会问题看，都是“现实的题材”，但这不是判定一个人是“现实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的真正依据。“主义”云云，是一种“艺术主张”，它是“思想”而不是外在的现象。就陈丹青所要处理的艺术现象和社会问题看，无疑是“现实主义题材”，但从思想上看，他相当“浪漫”。所以，他是以“浪漫主义的心态”处理“现实主义的题材”，从本质上看，他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浪漫主义者”。无论是他对艺术的发展前景的看法还是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都是相当“浪漫”的，是以极其理想化的态度看待社会现实问题，丝毫没有现实主义者的坚忍和毅力。

        他不满意当前的考试制度。诚然，我们国家的考试制度并非尽善尽美，只是陈丹青所认定的缺点未必是缺点，他认定的优点却常常是真正的缺点。他批评教育体制的言辞上吐下泻，就像堵塞了的老黄河口一样胡乱奔流。但是正如朱其先生所说：如果不是当前的教育体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前些年请名人当博导之风”流行，“陈丹青也不可能通过严格的博导资格评定”。[4]在他进入清华美院担任博导这件事上，清华美院或许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在进入清华美院之前，他只读过硕士，1982年毕业后便到纽约做了“自由职业画家”，既缺乏从事教育的经历，也没有经过职称晋升的程序，2000年受聘于清华美院时摇身一变就成了“博导”。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没有讲师、副教授的职称，一下子就聘了个教授；他没有经过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的遴选过程，一下子就成了“博导”；他没有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经历，一下子就获得了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说得好听，这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结果，说得不好听，是破坏职称制度和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的产物。也许是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当时的清华美院做通了相关部门的工作，“破格”提拔这样一个“博导”，这样的事情也算是“有情可原”。就这样，陈丹青高高兴兴地进了清华美院，清华美院也以“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为由，为他举办了作品展和研讨会，由庄边先生在《装饰》杂志2000年第6期发表《“陈丹青作品展研讨会”座谈纪要》一文为其宣传。在这个座谈会上，杜大凯、王宏建、陈绶祥、翟墨、邵大箴、韦尔申、殷双喜、刘骁纯、程大利、朝戈、钟涵、袁运甫、吕品田、刘巨德诸先生都锦上添花地做了发言，面对着诸位先生令人心花怒放的评价，陈丹青自己也表了态。可见，当时的清华美院真心实意地要“重用”他，他也想好好干，眼看就要风生水起的样子。但是当时在场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料到，在接到“教授”、“博导”的聘书后，他高高兴兴地进了清华美院，可是进去后他后悔了，先是“大闹天宫”，后来又“反出天庭”，弄得自己和校方都很难堪。对于这件事，清华美院至今没有正式的表态，陈丹青是后悔了，不知清华美院是不是也后悔了……

        不管怎样，陈丹青进了清华美院。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不管是校方还是陈丹青一方，目的都是要把眼前的学科建设搞好。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很不顺利，陈丹青想招收的学生考不上，考得上的他不想要，导致他一连几年都没有招到研究生。唯一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必须考英语，而那些报考的学生英语又不好，一直无法通过这个考试。经考察，那几年艺术类硕士研究生考试的英语复试国家线如下：2001年，45分，仅高于工学类的英语线（40分）；2002年开始分“基本线”和A、B区，分别为50、47、45分，在所有考试类别中仅高于照顾类——如少数民族考生——的英语线（40分）；2003年划分为A、B、C三区，分别为44、41、39分，在所有考试有类别中也不算高；2004年，A、B、C三区分别为43、41、38分；2005年，A、B、C三区分别为47、45、41分。当时的英语试题相对简单，情况如上。现在的英语试题难度有所加大，艺术类A、B、C三区考生的英语复试线到2011年已经下降为35、33、30分，成为除少数民族考生外所有考试类别中的最低分了。由于清华大学是经教育部许可的“自主划线”的34所学校之一，其英语复试线比国家复试线略微高几分。但是无论如何，这道关口并不是很难突破，只要方法对头，自己肯努力，拼上一年时间足以解决问题。所以，通不过这个考试的考生，根本的原因在于自身不努力，应该“反观自身”，作为“博导”的陈丹青，更应该鼓励这些考生努力突破这一道算不得很难通过的关口。但是不管是考生还是陈丹青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们都拒绝自身反思，转而批评教育制度，让教育制度为自己的懒散让路。

        由于不能正确理解，所以陈丹青不满，由于不满，所以陈丹青“不平则鸣”，逐渐摆出一副“大闹天宫”的架势来。他先是不断地向校方提交一些自以为写满了真理的报告，随后又因为这些报告没有被批准和得到解决变得愈加愤怒。我曾经说过，陈丹青这种让他所在的群体无条件地服从他自己个人意志的做法，是“做皇帝的思路”，也是很浪漫的想法，事实上这是绝不可能的。现代社会不是个人意志决定群体意志的社会，即便是美国总统的个人提案，也可能因国会的否决而搁浅，何况是陈丹青的个人意志呢？我国的教育制度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这种“改进”绝不是任何个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并可以立即执行的事情，即便是清华美院的院长或者教育部的部长也没有这个权利。他得召集一个专家委员会之类的班子进行讨论和论证，讨论和论证通过了才可以执行，否则清华美院的院长和教育部的部长也只能暂且搁置问题。陈丹青对此似乎没有任何意识，并且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意见被暂且搁置，这本是他作为一个画家的习惯——在一次访谈中，当采访者问他“你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带给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陈丹青说：“自作主张”[5]——可见“自作主张”是他的习惯。很好！现代社会是一个个人自由的社会，你可以在私人生活方面“自作主张”，但是这种自由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是：你在群体生活领域不能“自作主张”，要受到群体意志的限制，要与群体意志进行协调。换句话说，在清华美院工作，至少有两个意志需要协调——一是陈丹青的个人意志，一是清华美院的群体意志，只能采取相互协调而不能采取一个压到另一个、一个必须服从另一个的方式，清华美院既不能剥夺陈丹青的个人意志，陈丹青的个人意志也不能强加于清华美院的群体意志——那些清华美院以校方的规章、制度、研究生培养目标等文件表达出来的群体意志——它们是经过群体讨论和协调后的产物。群体意志不是不可变化的——规章制度不是不可改动的——但是仍然需要通过群体的形式，换言之，你陈丹青的个人意愿要通过清华美院得到执行，就得经过清华美院的集体研究、讨论并获得通过。如果通过了，你的个人意志可以借助集体的力量得到推行，如果通不过，对不起，你得等等！——美国总统的提案过不了国会的关口也得等等。但是陈丹青很浪漫，甚至很专横，他等不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个人意志被群体意志所否决——他有“做皇帝的思路”，他要“自作主张”。他不考虑校方的难处，校方也无法满足他的个人要求，于是他挥舞着大棒一阵乱打，终于“反出天庭”。

        陈丹青“反出天庭”，从来不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自己的意见是否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他愤怒着——彷佛在特洛伊战场上失去了密友帕特罗克洛斯的阿喀琉斯——胸中燃烧着誓欲碾碎特洛亚城的战火。他批评清华美院，完全忘记了那些请他进入清华美院的人的一片拳拳之心——那些都是费尽心力以“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为由把他从一个“自由职业画家”直接捧成“博导”的人，他批评教育部的考试制度，从不考虑这个考试制度的合理的方面——研究生考英语的必要性，也从不考虑艺术类考生自从恢复高考之后一直是一个“特权阶层”——可以以远远低于其他类考生的文化课录取分数去读大学——这一事实，而是向教育部门进一步索要特权——取消绘画类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英语考试。他的理由很片面也很浪漫——“不识字都没关系，画得好就行了”。但是，正如王宏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美术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

        “具有较深厚的艺术理论基础；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对本学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有准确的把握；论文体现创造性见解并具有理论价值，具备独立从事高层次研究与教学的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可见，对美术专业的博士生，无论培养其能力或其今后从事的工作，都是美术研究而不是创作。[6]

也就是说，研究生的身份定位是“学者”，否则不配承当“研究”二字。由此看来，陈丹青所列举的那个理由——“不识字都没关系，画得好就行了”——实在是有些荒唐。当然他还有一个理由，要培养瞧不起博士的博士。但是很遗憾，他自己都说“艺术就是个才能”，也就是说是“天分”——是“生而知之”不可后天学习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学生的禀赋是爹娘给的，还需要陈丹青来教育？正如朱其先生所说：

    艺术家为什么一定要当博士？目前清华美院等一些艺术院校设置绘画博士，这在学科逻辑上就有问题。绘画的技术层面实际上也就限于解剖、形体、透视、色彩，这在本科层面都可以解决。绘画更上一层的境界实际上并不是技术，而是个人的天分、综合素养和艺术观念。到了美术硕士层面，主要是在艺术观念、艺术史和人文学科综合基础方面的理论教育和研究，但这实际上属于艺术史和艺术理论范畴，跟绘画创作本身的继续高端训练并没有关系。高端的创作能力并不需要培训，也不可能是培训出来的。

    而现在设置的以绘画创作为目标的博士课程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绘画博士如果是创作博士，那么它以什么作为目标呢，培养艺术大师，还是伟大的艺术家？而普天下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是从博士训练出来的？[7]

自身就是“天才”的人，还需要陈丹青来培养？天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他能超越前人。他本身就比你强，你要教给他什么？可以说，陈丹青所陈述的这一方面的理由是丝毫站不住脚的。

        他不同意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英语，这是一个研究生身份究竟应该如何“定位”的问题。国家的考试制度与研究生的培养目的有关，而且这个“培养目的”，不是某个人的目的，是一个国家的目的，一个教育部门的目的，一个教育机构的目的。国家考虑一项具体的制度，要看一个国家目前发展的需要。当前世界正面临着一个谁也阻挡不了的“全球化进程”，西方人正在学习汉语并以此为工具来获取我们民族的智慧，中国人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学习外语去获取西方人的智慧。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不去学习外语，但是国家要求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外语是合理的，其理由是——“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绘画类硕士、博士研究生考外语是对研究生基本素质的要求，因为绘画研究就要面对整个绘画研究领域——人类的绘画——既包括中国的绘画也包括中国以外的绘画。尽管某个研究生个体可能会选择一个中国画家作为毕生研究的课题——但这只是选题的事，对一个合格的绘画研究生的基本要求是：他遇到国内外的绘画类课题都应该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这是国家的教育目标、群体的教育目标，也是民族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目标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严格的一一对应。教育是公共事务，它要面对一个普遍的目标而不是某些个人的特殊要求。当遇到某些个人的特殊要求——譬如陈丹青夸张出来的“天才”——只能采取补充的方式为他们留有一定的余地，但是无法更改整个的考试制度。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因为闭关锁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华民族必须应对全球化进程的挑战，所以，作为高端知识分子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责任代表整个民族“睁开眼睛看世界”，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家教育部门的要求。陈丹青当然不理会这些，他是批评“五四”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他比五四那帮人更浪漫。他希望中国社会符合他的个人理想，丝毫不想想地球上是否有这样的地方。

        他被人看作“现实主义者”，被人看作“关怀现实”的人，但他实在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不太愿意理会他——迄今为止，教育部门根本就没有理会他的狂想，因为没有理会他的理由。他可以继续愤怒下去，但结果就是依然不被教育部门理会。

[1]王征《陈丹青的“自然主义”及艺术变迁》，载《科学之友》2011年第9期。
[2]贺炜《曾经的高度：陈丹青和他的油画》，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
[3]林钰源《中国油画去“工具化”——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2期。
[4]朱其《对陈丹青辞职意义的质疑》，载《中国文化报》2005年5月17日版。
[5]唐辉《自作主张——艺术家陈丹青先生访谈录》，载《荣宝斋》2008年第6期。
[6]王宏理《陈丹青的意义何在》，载《美术报》2005年4月16日版。
[7]朱其《对陈丹青辞职意义的质疑》，载《中国文化报》2005年5月17日版。

刘兆彬

陈丹青不说“两千年文脉已断”，改口说“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了——180度的大转弯。
http://news.sina.com.cn/c/2011-08-18/20452301412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8日20:45  新周刊

　　陈丹青访谈

　　陈丹青 原来我睡在大时代

　　《新周刊》：最后一问，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发生效用了么？

　　陈丹青：《阿Q正传》大约发表于1922年前后，过了十多年有位外国记者见鲁.迅，问道：“您的阿Q怎样？”鲁迅说：“哈，更糟，他们已当了.国.务.委.员了。”我以为鲁迅不是在说笑话——我也是个阿Q，藏着好多种精神胜.利法，我要是愿意做.官，好歹也混个副.处.级吧。

　　所谓国.民.性，十九世纪末的洋教士全给说齐了，我读过那本著名的《支那人的性格》，鲁迅的改.造目标就是从那里拿来的。我一条条数，都对，都没变，记得有一条似乎是中.国.人的冷漠与世故，那洋教士有一天对镇民说起国家的什么问题，大家听着，没表情，然后一位“长得很英俊的青年”把手放在教士肩上，亲切而好意地劝道：“这些事都有咱.皇.上.在，我们何必费心思想呢？”

　　改.造国民性不是鲁迅先给提出来，梁启超那代就发急了，写了好多文章，全国讲演好几百场，说咱国.民太不行，得彻底变变了。我想这些文人全都白忙了，要论改.造.国.民.性，您瞧瞧今天，旧瓶新酒，新瓶旧酒，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凡事要顾面子啊、没有时间概念啊、对面生的人冷漠、遇同乡就帮忙啊……只是故事与剧情变了，角色还是那些角色，您仔细想想吧。


他最近不说“两千年文脉已断”了，改口说“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了，意思当然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几千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文脉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保存得好好的。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说“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算是终于说对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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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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