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博物院收藏书法管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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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博物院收藏书法管窥(图)

来源：《收藏》杂志     陈根远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占有无可争辩的重要地位。

　　石器时代，半坡先民留在陶器上的天真简明的刻划符号，已显示出他们对均衡、对称、和谐、节奏的朦胧审美追求。

　　进入青铜时代，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王朝定鼎关中，在西周彝器上铭铸下古奥浑融的金文，迄今所见总字数已达3万多字，相当于两部今文《尚书》。陕西西周青铜器除极高的史学价值为历史学家所青睐外，诸如利簋、史墙盘、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等等西周重器同时又是有口皆碑的金文书法代表作。1977年，岐山周原发现西周甲骨窖藏，出土甲骨的数量超过17100片，其中有字卜甲290余片，计581字。这些甲骨字型细小，极富天真散落之趣，为继河南安阳殷墟甲骨之后甲骨文书法的又一重大发现。

　　春秋战国，中国进入铁器时代。在铁与石的撞击中，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件石破天惊的煌煌巨制《石鼓文》在陕西诞生。从此而后直至书法以碑刻为最主要载体的宋代以前，秦、汉、西晋、前赵、前秦、夏、西魏、北周、隋、唐等11个王朝都定都陕西。千余年间，长安一直是天下机枢，文人书家汇聚之地。因而三秦大地留下了无数具有很高史料与艺术价值的碑版。我国第一部全面详备的金石学集大成著作清人王昶所撰《金石萃编》，其著录之碑石出于陕西者居大半。据初步统计，截止1984年10月，陕西古代碑刻共有13840多条。

　　漫步三秦大地，残碑断碣随处可见。汉中石门汉魏摩崖、耀县药王山北朝造像、醴泉昭陵初唐碑志、西安碑林汉唐碑版更是世所共仰的名碑书艺之渊薮。凡举三秦名碑便足以照见秦汉隋唐不断推陈出新、多姿多彩的中国书法发展史。反之，掩去这些三秦名碑，一部生生不息、群星璀璨的中国书法史将变得残缺不全，黯然无光。

　　也许周秦汉唐的光焰在中国古代史上太耀眼了，宋代以来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陕西逐渐淡出了世人的视野。谈及书法，人们似乎惟记忆有江浙的风起云涌，书家辈出。提及陕西公私收藏的古代法书，似乎亦乏善可陈，不足挂齿。

　　其实包括书法在内的陕西文化在宋元明清时代并非一片黯淡。北宋张载在陕西关中创立关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清时代唯物论发展的方向”(张岱年语)。明代中晚期的马理、冯从吾，清初的关中三李(李二曲、李因笃、李柏)继扬关学之波，与明弘治正德间(1488～1521年)陕西路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前七子”力戒浮华，“文必秦汉，诗必圣唐”的文学主张前后呼应，他们的实学道路对明清之际学风的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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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于1300多年前唐代皇家荐福寺旧址内的西安博物院收藏有历代书画8000余件，其中明清、民国陕西学人的书法最为引人注目。如明代马理以及清代民国王弘撰(图1)、贺瑞麟、刘光蕡、宋伯鲁(图2)、毛昌杰等陕西著名学者的书法颇为可观，但一直以来鲜为人知。

　　王弘撰(1622～1702年)，字无异，号太华山史，人称山史先生，陕西华阴人。其父王之良曾任明朝南赣巡抚。他终生不仕，曾主持西安关中书院。中年后常游学江浙，与著名学者黄宗羲友善，黄曾来陕客居其家5年。他学兼南北，是清初陕西杰出思想家。为文主张“简、淡、洁”，亦长于金石书画。著有《山志》《周易图说述》《正学偶见述》《砥斋集》等。

图1，王弘撰  寄怀王似鹤  清代  纵162厘米  横48厘米  绢本立轴  钤印：王弘撰印、无异、□鹤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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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伯鲁(1854～1932年)，字芝栋、芝田，陕西礼泉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戊戌变法(1898年)失败后，革职回陕。致力诗词书画创作。书则参合柳公权、赵孟■。目力至佳，年逾七十，犹能写蝇头小楷。对联雍容淳厚，清逸从容。

图2 ，宋伯鲁  楷书七言联  纵126厘米  横30.5厘米   纸本对联  钤印：宋伯鲁、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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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理(1474～1556年)是明后期经学大师，有“今日横渠(指宋代思想家张载)”之誉。其行书朴野不雕，使人体悟到晚明书坛崇尚个性、力避平庸的些许风貌(图3)。

　　马理(1474～1556年)，号溪田，陕西三原人。明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曾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南京通政司通政、光禄寺卿等职。晚年隐居讲学于商山书院。精“三礼”之学，是明后期经学大师，有“今日横渠(指宋代思想家张载)”之誉。不幸罹难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大地震中。著有《春秋修义》《尚书疏义》《溪田文集》《陕西通志》等。行书朴野不雕，气势纵横。

图3  马理  七绝读史有感  明代  纵247.5厘米  横59.5厘米  纸本立轴  钤印：马理之章、溪田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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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瑞麟(1824～1893年)是清代关中理学的最后一位学者。书法清健可喜(图4)。刘光蕡(1843～1903年)是陕西清末极有影响的教育家，被梁启超誉为“关学后镇”，其书法工整端严。从他们留下的墨迹中，可以看到帖学在清代学人中的强烈影响。

　　贺瑞麟(1824～1893年)，号复斋，陕西三原人。早年屡试不第，遂绝意于科举，本着“居敬穷理”的精神，致力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与弘扬。曾整理刊刻了大量程朱理学的著作，先后主讲于学古、正谊书院，是清代关中理学的最后一位学者。著有《清麓文集》《清麓丛书》《朱子信好录》等。书法遒厚清健。

图4  贺瑞麟  论学(局部)  清代  纵30.3厘米  横156厘米  纸本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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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陕西韩城人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状元，官至宰相，被誉为“文苑群瞻”的才子，“名冠朝野”的直臣(图5)。蒲城人王鼎(1768～1842年)官至直隶总督、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为反对签订割让香港协议、保荐林则徐，王鼎决然向道光皇帝尸谏，展示了陕人忠谠、耿介的铮铮铁骨。这些名臣以及前举学者堪称陕西人中之龙，品读他们的书法，无疑会丰富乃至填补人们对陕西乡邦文化的认识。

　　王杰(1725～1805年)， 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状元，历任吏、工、刑、礼、兵五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兵部尚书。1786年，任军机大臣。官至宰相，凡14年。被誉为“文苑群瞻”的才子，“名冠朝野”的直臣。晚年辞归，嘉庆皇帝写诗相送，以示尊敬。书法赵孟頫，具富贵姿。作为陕西明清之际唯一的状元，王杰在陕西影响很大，墨迹流传也较多。此幅行书婉通堂皇，显示了精深的帖学修养。

图5  王杰  临蔡端明书帖  清代  纵127厘米  横62厘米  绢本立轴  钤印：王杰之印、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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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民国，陕西三原于右任(1878～1964年)出，他浸淫北碑，尤得力于《郑羲碑》《石门铭》《龙门二十品》，精于笔法而以稚拙简漫出之，魄力雄强，势不可遏，成为过去一个世纪中碑学阵营一杆大旗。作为20世纪最受推重的书法大师之一，他为辉煌的陕西书法史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图6)。

　　于右任(1878～1964年)，陕西三原人。是20世纪最受推重的书法大师之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1906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8年返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1931年后长期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1964年在台湾病故。书法得力于《郑羲碑》《石门铭》《龙门二十品》，精于笔法而以稚拙简漫出之。善草书。1932年在上海创标准草书社，编撰《标准草书》。于右任书法，北碑系其根基。此幅行书有浓重的魏碑楷书意味，魄力雄强，势不可遏，系为其外甥周伯敏所书。

图6  于右任  龙门游后有感  1932年   纵129厘米   横31.1厘米   纸本立轴  钤印：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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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一代，许多赫然于书史文坛的大家都曾来陕为官，如号称清代集帖学之大成的刘墉(图7)，享誉海内的金石学大家吴荣光、钱坫，民族英雄林则徐，出身贫寒的状元曹鸿勋(图8)，近代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樊增祥(图9)等，捧读他们留在陕西的墨宝，我们仿佛看到了咸阳古道上他们仿古探幽的足迹，听到了汉家陵阙旁他们感慨浩叹的吟哦。

　　刘墉(1719～1804年)，号石庵等，山东诸城(今属高密)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累官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江宁知府、陕西按察使、湖南巡抚等。嘉庆帝继位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提领文渊阁事。书法得力于董其昌、颜真卿，尤工行楷，圆劲敦儒，骨力内含。因喜用浓墨，时称“浓墨宰相”。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盛赞：“近世行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大成也。”此幅行书反映了其书敦厚悠游的面貌。

　图7  刘墉  吴镇轶事  清代  纵170厘米  横48厘米  绢本立轴  钤印：刘墉之印、石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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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鸿勋(1846～1910)，字仲铭、竹铭，号兰生，山东潍县人。少清贫，发奋读书，为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收为弟子。光绪二年(1876年)中状元，入翰林院。曾在云南、贵州、陕西为官，官至陕西巡抚，有政声。书学欧阳询、董其昌，老益浑朴。并工汉隶。

图8  曹鸿勋  行书  清代  纵63.5厘米  横41 厘米  纸本立轴  钤印：曹鸿勋印、仲铭、御赐多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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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增祥(1846～1931年)号云门、樊山。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曾任陕西宜川、渭南等县知事。后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逃居沪上，是近代晚唐诗派代表诗人。书宗欧、颜，拙厚而有自家面目。

图9  樊增祥 寄端午桥中丞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直径25.8厘米  绢本圆光  钤印：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