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书法报老绪访谈之五十七——宗绪升对话杜浩博士

孙鑫

宗绪升对话杜浩博士

宗绪升：杜浩博士，您是中央美术学院邱振中先生的书法理论博士，现在全国招收书法专业研究生的院校较多，中央美术学院在培养博士生方面有何不同，邱先生又是如何指导你们的？

杜浩：中央美术学院作为国内最重要的美术学院从培养学生的目标上来讲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来说，中央美术学院一直强调学术前沿，即学生研究的课题无论从选题还是从研究方法都要求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要求学生必须要选取新的视角发现问题并用新的学术方法解决问题，强调研究课题的深度而不是大而全的旧的研究方法。

邱先生在理论研究方面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他的研究成果即是这样做出来的，他要求学生要始终关注国际学术研究的动态。他对书法研究的定位是，首先书法研究属于世界人文学科范畴，然后属于艺术研究的范畴，然后才是中国人文学科里的艺术研究范畴，在这样的定位下，自然首先要关注全球人文学科和艺术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这也就是邱先生在博士选拨中特别强调学生读书的高度，即必须要关注国际学术的动态，然后阅读一些相关的论著。

至于具体的指导则是比较灵活的方式，邱先生喜欢读书，不但自己藏书甚丰而且经常带学生去逛书店，经常推荐他最新读到的人文社科领域的新著作，并经常和学生一起分享他读书的心得体会。有时候会召集所有的学生一起讨论，这样的训练让学生思路开阔，眼界提高，然后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课题进行研究，即使是老的课题同样能够用新的眼界视角重新切入，以发现有意思的重要问题。

但是因为每个学生的学术背景并不一而同，所以最终学生是否能够达到老师的要求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宗绪升：您发表了一些研究颜真卿方面的论文，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以颜真卿为对象，请谈谈您为什么选择颜真卿作为研究课题？

杜浩：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继王羲之后最重要的一位书法家，然而其崇高书学地位的确立不是在唐代而是在宋代，颜真卿身上所体现的不仅有书法本体方面的问题也有复杂的书法文化内涵，这一现象一直没有得到书法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与其说我研究的是颜真卿不如说我研究的是颜真卿书法现象。

我硕士期间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主要是颜真卿宋代书法地位凸显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唐代书法史将颜真卿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实际上这样一种地位并非是唐代的真实状况，确切的说是后人眼中的唐代书法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将发生于颜真卿身上的诸多疑问阐释清楚。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同构与冲突——颜真卿书法评价研究》，同样研究对象并不是颜真卿而是颜真卿现象，直接的对象是后世对颜真卿评价的所有史料。之所以这样进行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关于颜真卿的书法史料看上去虽然不少，仔细梳理后其实都是后人的，直接的经过前人考证的唐代史料几乎没有，就颜真卿本人而言其不但对于书法就是整个文艺方面的言论也是寥若星辰，对于书法更是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史料。记得当时博士论文开题时现在已经故去的邹跃进老师说“研究一个死了的颜真卿更为有意义，你想重新定义颜真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已经形成不要和古人争长短”，我深受启发，后来刘涛老师问起我时也说道，“从史料来看，一个死了的颜真卿更容易找到资料，而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书法家单独做一个书法研究的难度大而且根本找不到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料。”其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颜真卿实际上并不属于唐代，要想知道颜真卿本身必须首先要弄清楚我们现在意义上认识的颜真卿是如果演变而来的。其三，我们所谈论的颜真卿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属于一个语言现象，即颜真卿的形象是人们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语言本身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而语言本身有自己的规律，从全球大的学术背景来讲，从对对象的研究转向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这一趋势是有一定道理，是学术发展不断深化的结果。

宗绪升：您在一篇论文提到颜真卿书法地位是宋代确立的，那么在唐代颜真卿书法的地位到底如何呢？宋代又是为何推崇的颜真卿？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杜浩：颜真卿书法地位的确立这一书法史知识，前人早已经指出，但是具体是怎样一个演变过程前人很少指出，我硕士论文《颜真卿——“道统”与“书统”的冲突与融合》一文简单考察和梳理了一下，“安史之乱”以前颜真卿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书法声名，当时名望最高的是和颜年龄差不多的徐浩，“安史之乱”后名声日隆，但是也仅仅是作为一般的书法家，一直到北宋欧阳修开始重新受到重视，这于当时金石之学兴起也有不少关系，颜真卿的碑刻受到金石学家的不断重视，需知金石之学中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并重，其中原因并不单一。

    这其中还要区分推崇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是真心推崇还是另有目的，研究书法者往往过分强调了其艺术性而忽略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另外一直延续至清代的一个现象必须引起重视就是颜真卿在享有盛名的同时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贬低。推崇的声音大多集中于题跋类著述中，较为系统而严密的书论著作中批判声音一直存在并占有相当比重。

宗绪升：您刚才说到语言现象问题，颜真卿书法现象上从语言学角度您是如何展开研究的？

杜浩：对于颜真卿书法评价的研究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其一，在系统中理解材料。同一事物处于不同的系统中时会因为所处的时空，所充当的角色不同而彰显不同的意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古代书法家往往兼有多种不同的身份，这是一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历史空间，我们只能基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历史，试图重新还原某种历史情境，虽然我们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同真正的历史仍然有我们所不可估计的距离，但如果从这一角度入手来思考这一问题，却不失为一项追求真正历史意义的工作。

古代的书法家也好，书法评论者也好，他们首先是一个文人，然后才是一个书法家或者政治家等等。而书法史的研究往往将这一逻辑过程省略，于是历史就真的成了碎片，这些碎片因为缺乏了在某种历史时空中的依靠，好多疑问、误解也因此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争端也许正是缺乏了这一整体而系统的视角。

因此我的研究试图将这些历史的碎片重新还原到一定的时空中，某一种观点和评价如果脱离了语境，极有可能被曲解，因此在使用某一评论作为论据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将某一论述放置到它所属的语境中，是我做这一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其二，两种构建——在关系中理解材料。所有的历史人物都经历了后人不断的构建，颜真卿的形象不管作为一个道德楷模还是一个书家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形象的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和生成的过程，这一点无需作过多的说明，只是不同的历史人物因为自身特点不同，构建的方式和具体过程不一而同罢了。

我们将颜真卿形象的构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道德楷模，另一部分是作为一个书家。总体上来说这两个部分实为一个整体，都是对颜真卿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构建。但是我们知道，作为道德楷模的知识构架和语汇系统，与作为一个书法家的知识结构和语汇系统既有某种同构性，又各自独立。（1）道德构建中的书写。道德构建有自身的特点，在这一构建中，书写成为构建人物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有明显的依附性，因而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退居次要位置，而书写的内容就显得相对重要，一切与道德构建有关的文字内容都可以成为道德的证明，它既可以作为佐证史料的证据又可以弥补史料之不足。

在这样一些作为道德证明的议论和题跋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对作品艺术水平的评价，而更多是关注内容所体现的意义。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以借助于实物得以视觉呈现，而此时的碑帖本身已经脱离了作为一件艺术品的价值，甚至“真伪”问题在此时都显得并不重要，因为人们需要的是一件替代品，这一替代品所能承担的意义仅仅作为一种象征，人们需要的只是物品这一部分的属性，对于其它都可以暂且不予考虑。

历史上作为这样一种意义的替代品并不鲜见，就书法碑帖来讲，淳化阁帖中对于仓颉等上古时期的众多碑帖，似乎所要呈现的并不是艺术水平本身，由于历史久远真迹已经不复存在，只能寻找一件替代品，假如此时有一件“伪作”正好符合这一条件，即使人们对于真假问题心知肚明也会视而不见。

（2）书家构建系统与碑帖。作为一个书法家，尤其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在人们心目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一个潜在的标准。

要证明颜真卿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书法家，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将他和平庸的书法家划清界限，这一区分是在将他同唐代的其他书家的比较中实现的。第二个工作就是要将他同已经被书法史认可的王羲之进行比较。

作品的艺术水平是确立一位书家形象的关键，如何从作品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并用于阐释一个书家的成就成为后世大部分颜真卿批评者的主要工作，因此，这些评论者无形中便成了颜真卿书法家形象的构建者。

这一构建中也存在对“真伪”问题的认识，某些对构建一个书法家有正面作用的碑帖即使“真伪”问题存在争议，也会被充分利用。

另外，人们对于一个书法家形象完善的认识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因素，比如笔法传承，对后世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体共同搭建起一个书法家的形象。

其三，在变动中理解材料。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会因不同的时代背景、知识背景等诸多因素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也各不相同。

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曾说：“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围绕‘重要的’作家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重要作家’的，是什么人把他们视为‘重要作家’，根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标准。”通常情况下我们都省略了这样一个追问的环节，于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变成了静态的资料汇编。

西方的现象学和解释学，以变动性、不确定性和历时性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类的活动，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诞生的接受美学理论告诉我们： “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将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文学是必须具有一个广阔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交汇的背景。”又告诉我们：“接受美学意欲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从而将所有的事实联系在一起，为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提供了一个选择模式”。接受美学引入读者之维，从而能更好的将历时性和共时性完美的结合起来，让历史的真相更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应当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理解、评价和被接受的情况。

    对颜真卿的评价同样是这样一个流动的变化的过程，不能将某一个人物的观点附加到一个时代，也不能将某一个人物的观点当做一个定论，历史人物形象是一个不断被解读的过程。

宗绪升：是否可以具体谈谈您有哪些新的发现？

杜浩：后世对颜真卿书法推崇的复杂性体现在对其作品收藏、著录、整理、题跋这一活动中，各种复杂因素经常揉在一起。对其作品的珍视往往并非出于单一的艺术角度，也并非单一的政治文化因素那么简单。任何一种粗线条的勾勒都有可能将问题简单化。前人对这一问题往往以“书以人贵”作为解释的主要理由。但这一未经过深究的解答并不能解释人们对于在颜真卿身上所热烈讨论的书品、人品问题。如果书法本身没有更深层次的内涵，恐怕不会引起人们的讨论。书法中所折射出的某些现象仍有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必要。我从后人对其书法作品评论的梳理中发现后人所热衷的是其人品和风格之间形成的某种同构关系，当然这一同构也经过了大量评论者的选择和整理。人品和风格之间得以沟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颜真卿书法中所体现的某种“书写精神”，而这一精神也许正是人所纠结的人品、书品问题的关键点。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定位沿着“人书同构”的线索得以完成，此种同构关系对颜真卿风格的最终定位有较大的作用。

另一个发现是评价关于评价的语言问题。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时代以及文本中语言的来源、使用及其目的都会受到许多限制。这些限制中有语言使用的外部因素，也有语言自身的内部规律。

我通过梳理颜真卿书法地位在古代评价文本，发现批评、推崇同时存在与古典评价中（我说古典评价以“五四”运动为分界，新的学术体系中是另外一种状况），批评的声音不存在于题跋而存在与书论中，其原因可能与文本的特点有较大关系。语言之所以具有交流功能，是因为交流者有共同认知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对颜真卿书法地位评判的过程中，不管是推崇者还是批评者他们所共同使用的工具之一，还是“二王”体系下对书法美的一种判断。

古典语境转向现代语境，其评价的关键词也随之转变，这一转变对颜真卿书法地位的再次推崇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近现代的书法史著作不但可以很自然的接受苏轼等人对颜真卿推崇的论断，还有更进一步推崇的意愿，是由于现代语境中“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

宗绪升：既然这样您认为应该怎样定义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杜浩：历史是经过逐步累积形成的，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历史都经过了前人不断的筛选，不能盲目的认为现在的唐代历史就是真实的唐代状况，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是不断变动，不同时代的读者，甚至持有不同观点的读者眼中的历史也不尽相同。颜真卿在书法史的地位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其地位的形成在宋朝，不好说的更具体，部分精英的观点也并不代表一个时代。后代不断被引用的精英观点，反复重复的论点正如“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梁培先的硕士论文也详细的考证了这一过程。

即使在宋代以后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仍然面临诸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总体而言其影响已经成为唐代以后最为重要的书法家，历史就是不断累积形成的，不单是颜真卿，其他历史人物都是经过历史不断重新刷新和累积的过程，所以才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

宗绪升：杜博士，您现在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展览部工作，最近我也常看到一些媒体报道恭王府有不少艺术展览，请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杜浩：恭王府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处保存最完整并对社会开放的王府，近年来为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历史担当，在各种馆史、馆藏展览的基础上，也举办“小而精、小而雅”的艺术展览，其独特的建筑空间非常适合具有传统特色的小型艺术样式作品展出，清新雅致的展览形式已经形成了恭王府艺术展览的特点。由于恭王府游客众多，观众在领略王府建筑园林风采的同时感受传统艺术的熏陶也成为中心作为一座王府博物馆的任务之一。

宗绪升：您觉得有哪些好的理论书籍可以推荐给现在还在求学的学生？

杜浩：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也还是一个学生，没有经验可以介绍，只有一点个人体会，好的书籍是人类的营养，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能够选择好的著作学习其研究方法确实会少走弯路。对于年轻的求学者而言应该广泛涉猎文史哲类经典著作。相比较而言书法研究的广度深度与整个人文学科而言都显得相对薄弱，必须不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

就我个人而言，我受益最大的书籍有接受美学的相关著作，中国当代学者的著作中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导论》可以读读，巫鸿的相关中国美术史研究论著可以读读吸取其研究方法。新儒家学派的著作也都不错，其中钱穆先生著作的宏大视野是应该看看的。

书法研究有不少领域，传统的考据学始终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清代以来大多数传统学术成果都有赖于此，其中不乏经典著作。书法类著作邱振中先生的著作《书法的形态与阐释》字斟句酌，思维深刻应当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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