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居》：原乡的失落与唤回

吟坛书虫

《善居》：原乡的失落与唤回

李维加

　　马旭的小说《善居》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庞大的书，将近六十万字，想对其有稍为深入一点的认识，一个角度是不够的，需要从多个角度予以审视。

　　这部书的上部十多年前在《黄河》杂志刊发的时候，编辑部组织过一次研讨会，当时我曾有一个发言，我给了它一个概念，叫做“原生态小说”。书出版前，我又给了一个概念：原乡小说。这是台湾人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有一个故乡，后来我离开了，现在我远远地回顾它，它是我的原乡。原乡，它不仅是我生长的地方，也是我心灵和精神的家园，是我祖先扎根生活的地方。原乡——原来的故乡，这意味着它原来曾在，而此刻不在了，由此，我对原乡的追想变得格外强烈，这种追想也便染上强烈的追寻精神家园的意味。

　　“善居”的原乡不在了，“善居”的“善”不在了。原乡善居是怎么变得不在了的呢？小说《善居》就写这个“原乡失去”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经六十年的复杂变迁。而变迁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善居村原来是讲道德的，，内部突然变质了，抛弃了道德，善居于是成为了“恶居”。其发生根本性的变质，另有原因在。对此，我想从社会学系统论的角度尝试给出适当的解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原乡善居它曾经是怎样一种“原”：这是一个小山村，三四百人，它生存了几百年了，它生存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土地，足可自给自足，维持生命；另一个是道德，道德维系着全村数百人之间的人伦关系。三四百人组成一个生存共同体，从明清到解放前，延续数百年而长存不辍，说明这个生存共同体，作为一个自我维持、自我运转的生存系统，它是足够有效的。它虽然规模不大，比较隔绝，但有能力自成单元，不依赖于外界。过去有句俗话讲：“收了场，纳了粮，皇帝老子我管他娘。”这个位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之中的小的村社亚系统，它与包含着它的那个社会大系统，关系是很小的。唯一须仰赖于国家的，是国家军队保卫国防，从而免遭外族入侵，而这也是村社须给国家纳粮缴税的根本理由。除此之外，这个系统从物质到精神都自成单元，少与外界瓜葛。

　　但是这个从物质到精神都自成系统的独立单元后来被打碎了，失去了，那么问题就是：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将其打碎、荡平了？回答是，是由于国家大系统的强力侵入。小说《善居》，整部书就详细描写这个历史过程。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国家大系统与其所包含的村社小系统之间是不发生根本性对立和矛盾的。村社自治，国家不干涉村社；村社有什么问题自己解决，也不麻烦国家。但这种情况至抗日战争爆发，开始发生变化。党在敌后领导抗日，深入村社组织力量，抽调人员和物资，宣传思想。这时，原乡系统与外来的大社会系统开始发生正面的直接接触。接触中，有一致——比如说一致抗日，也有矛盾——原乡原来的自我运转因受到“外来力量”的介入而独立性日益受到剥蚀。比如说书中开头部分即这样写到：富贵，在他小的时候，曾因犯了村规而受到“家法”的处治，村里以此来矫正他的不端行为。然而，当富贵长大后第二次违犯村规的时候，村里却对他无法实施处理了，什么原因？因为富贵已然在党，他成为了善居村小系统之外另一社会系统的成员，力量强大，善居小系统无力与其进行对抗。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以后，富贵越来越深入组织，村社这个系统也就越来越管不了他，后面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统统发生在这两个系统互相冲突的总背景之中。总的发展趋势是：国家日进，村社日退。最后，原乡完全失去独立，而遭彻底瓦解，被解构了。

　　原乡的变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开始，深入的阶段是在其后的“土改”时期。土改之前，原乡系统还算相对完整，仍然保有着相当的独立性。土改以后，土地一入社，原乡失去根本的物质依托，其独立性遂遭釜底抽薪。其后到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步赶一步，就连思想意识——人的精神——也被收缴入国家整体思想意识形态的谱系之中，原乡原来的“道德系统”如烟飞散，原乡不再、也没能力、没责任庇护和教化它的成员了。事实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村民们早已经不属于原乡，早已经成为了“国家系统”之中的一个个散居于乡间之原子，没有能量，也没有了灵魂。想法是有的，但合法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按“上头”规定好的去想。

　　总之，六十年间，中国历史完成了国家大系统对原乡小系统的全面占领，从经济到精神，从个体生命到个人意志，天网恢恢，滴水不漏。

　　小说的灵魂是作品人物。欲理解小说中的人物，只有在上述社会学系统论的背景分析中，才能抓住其实质。

　　作品主要人物之一——心锤：坚决捍卫本土，他就是善居的化身，他坚决维护村社道德。作品人物之二——富贵，他身在原乡，却竭力加入另一个系统，即国家系统，并借用国家系统来对抗原乡系统，对付原乡系统中的乡亲。心锤与富贵的矛盾贯串全书，个人恩怨其表，两个系统的矛盾其里。因此毫不奇怪，在心锤与富贵的矛盾与冲突中，心锤总是输，一路下坡；而富贵总是赢，高歌猛进。心锤的失败标志着原乡系统的失败，而富贵的胜利则标志着国家系统的胜利。

　　翠花和拉柱，是在两个系统之外的人物，他们既不想属于原乡系，受村社传统道德之束缚，也不想属于国家系，受严密管控，他们欲追求的是“自由”。为此，拉柱宁可出去要饭。而翠花就更大胆，她说：东西长在我身上，我看对谁，愿意跟谁睡就跟谁睡，谁也管不着！结果是，在小说所有人物中，遭受磨难最烈的也就是这两个人。这是很自然的：他们非系统中人，于是两个系统都对他们不予庇护。

　　一心欲攀附国家系、出人头地的富贵，最后的结局并未能如他所愿，这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当国家系对原乡系的收复取得最彻底的胜利之后，富贵这样的小卒子也就没用了。而心锤的结局则极富哲学意味：他不愿再跟任何人打人间的交道，一个人上山种树去了，只想每天睁开眼就看到那些个树。的确，原乡失去了，惟有这原乡之山还在，这新长之树还绿，依稀勾勒出一模糊的原乡梦，精神在白日梦中聊作苟延残喘，使人想到不可以生不可以死、只好自刺双眼苟延残生的可怜的俄底浦斯王。

　　这部作品的不足之处，第一点，是后半部写得有些多了。至文革，所有该发生的都发生过了，人物性格已然呈示至极致，其后，便只有事情的过程，没有了人物性格的再发展，显然不需要对进程再做详细叙述。再者，文革之后，关于道德原乡其失败的结局已然昭然若揭——谜底既已明朗化，则过程的细述也就成为多余。这时，只用速记飞笔记录其中几个要紧的节点，然后推出最后的结局，也就行了，会取得更加简洁明了的好效果。第二点，语言问题。作品语言有浓重的乡土气息，这是好的，因为写的是原乡，语言势必不可以用别一种经过提纯的语言。原乡语言，不土，不圪里圪瘩，反而不够那个味。这是根雕，若剔除掉那些个老树圪瘩，就什么也不剩了。但作品中有些叙述用词是有问题的，比如，有三四处写到裤裆中稀稀的，不合审美，不好。有一处用到“阳物”这样的词语，更不好，非原乡语，把原乡味败坏了，掺进了《三言二拍》式的市民味。

　　综上所述，马旭的长篇小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作品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充满高强度的内在艺术张力。作品通过对原乡其失落的悲怆描写，几乎是哑着嗓子对道德原乡发出强烈的唤回。这种唤回与其说是殷切的，不如说是悲壮的，情不自禁它使我想起伟大的弥尔顿的《失乐园》。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愿天佑我中华，在不太远的未来，中华原乡能够得到重建，那时马旭再写一部“新善居”，一部弥尔顿式的《复乐园》！

当代书法论坛

吟坛书虫

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猫眼，都发现了《善居》的广告。。

    我这儿也做一个。多卖几本书。

吟坛书虫

最近一段时期发现，京东网上商城为《善居》做了大量广告，并搞了一个购买最佳组合：
《善居》、《百年孤独》、《围城》、《活着》，看了很是高兴。却也不安：《善居》是一部十分真实的小说，但表现手法旧了。我不知道读都如何评价它。

吟坛书虫

善居和白鹿原哪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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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搞调查，参与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