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古叹今之一）远与近

天怜幽草

转来的,存档

这是一片很寂寞的天，下着有些伤心的雨。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结局。

心，寂寞空虚。抬头看天空，那飘洒的丝雨莫不是满天因着寂寞而流出的伤心的泪滴。明明是那么的在乎彼此，可是却要用谎言麻醉自己，徒劳无功的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无所谓的结局……

曾经为了爱而努力，曾经为了爱而逃避，逃避那甜蜜的往事，逃避那陌生的你。

今天各分东西的两个人，昨天也曾经为了经营彼此甜蜜的爱情而不遗余力。说爱时，是真的爱。那说不爱时呢，是真的不爱了吗？

再也不知道你的秘密，再也不知道你的消息。只有那甜蜜的往事，只有那陌生的你。

似乎已经忘记了，彼此已经不再是从一样，心是透明的。她心里的秘密，已经不再把他当成唯一的出口；似乎已经忘记了，她早已在他的世界里消失。剩下陪伴他的，只有残存的温馨和留有余味的甜蜜回忆。闭上眼，心中她的影子依然熟悉。睁开眼，面前的她却已经陌生得让他感到一阵寒意。

在那些黑色和白色的梦里，不再有蓝色和紫色的记忆。在这个相遇又分手的雨季，总留下雨打和风吹的痕迹。

如今拥有的只是曾经彼此共同拥有的梦，是单色的梦，梦中的一切都是黑白的。一幕幕曾经鲜活生动的画面如今全变成了灰色调。天是灰色的，花是灰色的，她是灰色的，他是灰色的，就连彼此的爱情也是灰色的。苦苦寻觅那曾经五彩斑斓的美丽的梦，寻找那曾经蔚蓝的天空，寻找那紫色的花朵，寻找迷失在梦中的爱情……却发现，那一切的一切记忆的痕迹，都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随风逝去。

相识在这个忧伤的雨季，分手也是在这个忧伤的雨季。为何细雨不肯带走所有的伤感和无奈，为何还要留下那么多相识、相恋的美丽的印记。雨还是曾经的雨，或许变的只是她和他，她不再是她，亦或他也不再是曾经的他自己。

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留出的泪水，化做满天相思的雨。

曾经天真的以为只要拥有了爱，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曾经一厢情愿的以为那灿烂眩目的美丽爱情会一直驻留在两个人心间，直到永远永远……可是蓦然间却发现彼此的爱情竟然已经褪色变得苍白如纸。
他努力，他叹息，他渴望让这苍白的爱情恢复曾经的炫丽；她退缩，她无语，她不懂该如果面对这褪了色的美丽；他流泪，她哭泣，他和他看着那肆意泛滥的泪水化成了一场无边无际的相思雨……



窗外的雨依旧在淅淅地下着，耳边的歌声不知已经重复了多少遍。走到窗前，伸手出窗外接住滴落的雨水，轻轻的捧在掌心，欣赏它晶莹剔透的美丽。心忽然一阵恐慌，似乎是在害怕这份美丽会随风而去，于是猛的握住它，可是却发现它已经顺着指尖划落下去。心忽然一沉，终于明白了。原来美丽的东西和幸福的爱情都是一样，你把它握在掌心，它要么会悄悄地溜走，要么会窒息的粉碎；你把它捧在掌心，它要么会随时间蒸发，要么会随风而逝去……

莲舟

下面引用由 天怜幽草 在 2007-9-22 18:25:34 发表的内容：\n归云斋里最用心写的一篇花了我一小时呢竟然如此惨淡

嘻嘻嘿嘿，我倒是很认真的看了，也很看出了点什么。就是不敢说。。。。。。只说一句——我看这汪幽草与那胡适之是有本质区别的。。。。。。

杨之

我看看区别在哪里,在哪儿啊?

莲舟

下面引用由 杨之 在 2007-10-5 11:39:19  发表的内容：\n
我看看区别在哪里,在哪儿啊?

胡是旧社会的农民
汪是新时代的园丁啊！

天怜幽草

下面引用由 杨之 在 2007-10-9 1:04:15  发表的内容：\n[quote]下面引用由 天怜幽草 在 2007-10-8 17:52:55  发表的内容：\n今天到了香港
感觉离大家远了
因为上网不方便些

好啊，之之过来见一面
一年没见了吧？


本月12日---19日我在广州.到时候看有没有时间见面:)[/quote]

湖畔一石

问候汪老师。

湖畔一石

刚注册好，问候汪老师。

夜语风荷

教授真是性情中人,把远和近不厌其烦地阐述得底儿掉了!

天怜幽草

风住尘香花已尽 :胡适先生的异国恋情(钱文忠)
一

题目涉及三个人，相关的书却是两本：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同出版社同时版。这两本书都有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版本在先，我也都曾读过，但无法购藏。两本书的焦点显然是胡适，而今皆由胡适家乡的出版社刊布。这段因缘自然不能不让人高兴。

先说两本书的书名吧。《论学谈诗二十年》，尽管书名大概是我很尊敬的余英时先生所拟，却因了胡杨二人不管他们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以诗人自居却实在都更是学人的缘故，主要还是论学，谈诗的成分微乎其微，尽管作了“论学谈诗”这样的前后安排，却总是给我一种名不副实的感觉；不过，这七个字的平仄实在颇为讲究，读起来抑扬顿挫，给人一种绚烂归于平淡的美感。再加上副标题里的“胡适杨联”更是吸引了我。《不思量自难忘》就大不同了，选自苏东坡《江城子》的这六个字，又岂止周质平先生在“翻译书后”中说的“道尽了胡、韦两人五十年的深情和相思”，那种回肠荡气的幽悠怨恋砰砰然撞击着一眼瞥见这本书的人，无法克制阅读的欲望；副标题里的“胡适”、“韦莲司”更是使对胡适有所了解的人即刻想起这段“热烈而真挚的感情”（周质平先生语）。别人如何，不敢悬揣，我自己确是想起了“风住尘香花已尽，欲语泪先流”的。

从内容上看，《论学谈诗二十年》收录了胡适致杨联函88件，杨联致胡适函117件，共计205件。时间跨度为1943—1962年，“二十年”云云正是实录。编排非常仔细，按照时间、来往先后为序。对这些函件中涉及的人物，编者做了有节制的注释，虽然注文偶有可商之处，还是对读者大有助益。可惜的是，错字不可谓少，特别是外文的排印，问题颇大。不过，似乎也无大碍。读者展卷一过，仿佛不间断地聆听了两人二十年的娓娓长谈；或者追随两位文史大家的杖履，在中国传统文史的宝山间进行了一次目不暇接的远足。也正因其漫长而连续，文史修养不足的读者难免会像脚力不胜的旅人半途而废，难以卒卷。

《不思量自难忘》则收录了韦莲司毕生珍藏的胡适来函175件，时间跨度为1914—1961年，长达几半个世纪。原件当然是英文。明眼人不难看出，周质平先生的译文是很用了心的，力求“信、达、雅”之余，似乎还有心替胡适用中文写情书，努力回复胡适的独特风格。这就更让我感佩了。（有些地方大概是由于专业限制的缘故，翻译略有小误：比如，第77页，译Hirth为“贺斯”，似不知此君有中文名“夏德”；又如，第171页，将日本学者Takakusu回译为“高草”，当为“高楠”，恐是由Takakusu误读为Takakusa致误。）编排也是按照时间先后，周质平先生还别出匠心，用短短几个字来标示每一封信，起到了关键词和提要的作用。这在书信集的编撰中是不多见的。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像《论学谈诗二十年》那样将双方的书信一并收录。读者听见的就只能是胡适一人半个世纪的独白倾诉了。周质平先生在“翻译书后”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的话：“在这幕悲剧之中，他们两人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有时还充当观众。幕启时，既无掌声，也无嘘声，两人悄悄上台，没有脚本，也没有对白，但男女主角却动情卖力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喜剧。”如今，原本就凄清寂寞的两个人还“弱了她一个”，叫人何以堪受？但是，和《论学谈诗二十年》毕竟不同，这种“主角缺席”并不必然就对阅读和同情的理解带来困难：男女之间的相识、相悦、相知、相恋、相思、相守原本就不需要什么“史”、什么“脉络”，更不可能、不应该、不允许和“专业”有任何关联。爱情是古今中外人心皆同的。学术的对话也许会因了两造是胡适、杨联而价值大增，爱情的对话却并不因了两造之一是胡适并因此吸引了喜窥名人隐私者而就殊象特见。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韦莲司的缺席，竟许是一种正合了“此事古难全”的“不应有恨”的“残缺美”呢？



二

“韦莲司·胡适·杨联”是依照三人的年龄排列的，这本是由于我无法想出“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题目而出的无奈之举。即便如此，我的蛇足之言也不打算顺着这个次序来谈，我想反其道而行之：先说杨联和胡适，再谈胡适和韦莲司。
这也还是不得已之举。《论学谈诗二十年》有余英时先生的长篇序言，对这些书信的背景、胡杨两人的交谊与个性异同都有极其精到的说明。尤以要言不烦地点明胡杨二人都是“学术本位的自由主义者”，令我信服。余英时先生更指出，胡杨的师生关系是戴震所谓的古代的“师友之间”，本质上始终不失为学人的胡适又深受现代价值的影响，完全接受了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因此这种论学就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语录，而是体现了一种苏格拉底对话式的精神。胡杨论学二十年，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些也就足以说明《论学谈诗二十年》的独特价值了。然而还不止于此，余英时先生论学是向来少留剩义的，于是就还有更重要的一段话：“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看，这一册书也未尝不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劫后余烬。这一堆劫后残灰，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后世读者凭吊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史之学\’！”

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呢？还是接着余英时先生说吧。

“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论学谈诗二十年》里前人遗留下来的似乎并未及解决的问题，这对今天几乎丧失了提问能力的中国的特别是大陆的文史学界应该不无裨益吧？

举其大者，胡适在信中希望杨“将来给我们一部最合学理又最适用的中国文法”（第38页）。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了，我们敢说有了吗？杨联1944年9月14日致胡适信谈到的“我对于南北朝制度有一个看法”（第64页），这个看法非常具体入微，我们在研究中意识到了并予以应用了吗？1949年10月起，胡杨在几年之间往复多次从象棋的来源讨论到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路径问题，推测佛教极有可能最早由南方海路传入（第110页、第112页、第157页等），我们证明了或否证了吗？杨联在信里提到“将来有功夫也许作个《释氏要览引书考》之类的文章”（第114页），我们体悟了这个题目的妙处了吗？《神灭论》的年代和产生背景（第142页），我们真的就断然无疑了？佛藏和宋元两代纸币购买力有什么关联（第144页），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里会有问题吧？三生业报和祸延子孙的根本区别何在（第151页），我们是否已经可以说得更清楚了？名字中的“之”的确切含义以及是否与天师道有关（第297页），我们恐怕就没有像胡杨二人那样就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加以功错吧？“新莽”之“新”是地名或美字，有何传统渊源，与经今文学、经古文学有什么关系（第318页），我们脑海里有过这个疑问吗？等等等等。这个问题的单子很可以抄下去。

我不知道，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查，究竟谁是倡言胡适“浅”的始作俑者。这个说法近来似乎因了那些不自己揣揣自身知识的肥瘠，以信口雌黄攻击前辈学者为高的酷评家的时髦，而很有流行的趋势。先不论胡适是否“浅”，反正大概没有人敢说“汉学界的警察”杨联“浅”的。我拿手头就有的杨联的四本书，《国史探微》、《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杨联论文集》和《中国制度史研究》（四书间有重复者），和《论学谈诗二十年》略加比勘，就足以证明余英时先生所言不虚：“杨在自己研究的范围之内向胡求教则往往得到‘小扣大鸣\’的效果。从1949年到1958年，杨的不少重要论著都曾获得胡的功错之益，其中有关于考证材料的，也有涉及基本论点的。”然则，胡适真的“浅”吗？我在读到胡适在“厕上”读的居然是金武祥的《粟香四笔》（第262页），确实是大吃一惊的。翻一翻《论学谈诗二十年》，就可以明白胡杨等人的中学修养固无论矣，就是西学，在不久以前还很时髦的理论，也早就被他们纳入讨论的范围了。再略为仔细地看看（比如，第2页、第302页等等），曾几何时，被我们奉为至高权威的那几位西方中国学家就那么“深”吗？

最令我感慨的还不在于此。上世纪50年代，大陆倾全国学术界之力，大批胡适时编有批判集数册，如今已是藏书家的无上秘籍了。据说，胡适在美国是不无得意地全部读了一遍的。《论学谈诗二十年》里自然不会毫无反映。胡杨就很留意由美返国的朋友们的举动。比如，周一良先生。杨联在1955年9月28日的信里就有一段话（第284—285页）。我前些时候曾经写文章悼念周先生，因此更愿意将这段非常有助于同情地理解周一良先生的话抄在这里：“今夏在莱顿举行的少壮汉学家年会，中共派翦伯赞、周一良参加。正好叶理绥、费正清也去了，都与周一良谈过。（周一良在《历史研究》那篇‘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曾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见了面倒很客气。）今天叶理绥给我看了一张照相，里面有周一良，他比以前好像胖多了。站着的时候头顶有几分向前弯，还是他从前常有的那个姿势。（他那篇文章里，没骂哈燕社，哈佛的人除费外，只骂了魏楷一人，说他在中日战争时曾公然发表应听任中国亡于日本之谬论。对西洋汉学家好像只捧了Arthur　Waley一人）。”这段话值得细细品味，一份细致的关切是跃然纸表的。他们对周一良先生等当时的大陆知识分子的了解，比起时下的自以为是的酷评家们，高出何止一筹！周一良先生和杨联先生晚年颇有快晤，其基础岂不正在于此？



三

关于《论学谈诗二十年》，勉强说了这一些。那么，对《不思量自难忘》，难道就因为它主要涉及的是胡韦的爱情，而关于爱情的认知，人心皆同，不需要专业学养，凭了这点似是而非的所谓理由，我于是就比较容易多说出一点什么来？答案很简单：不。理由也很简单：一，已经有了“不思量自难忘”这般神来之题；二，已经有了周质平先生的“序”和“后记”；三，爱情本是至多只有两人可以体味的最隐私的情感活动，外人实在没有置喙的余地。

但是，如此令人感动的文字，终会激发出什么的。我想说的是，毕生在“作圣”与“率性”之间游移的胡适（这是罗志田先生《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提出的说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人物。如果说《论学谈诗二十年》主要反映了“作圣”的胡适，那么，《不思量自难忘》的胡适更多的是“率性”的，或者至少是徘徊在“率性”和“作圣”之间的。而且，也许后一个胡适更加接近真实，更加血肉丰满。

我实在找不到比“爱情”更合适的字眼，但我也确实知道，贯穿于《不思量自难忘》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浪漫凄怨的“爱情”故事。不，远远不止于此。让我纵容一下自己作为学人的职业恶习吧：发挥使一切枯燥的特长，用经训练得来的干巴巴的技术，来谈论灵魂和情感。实际上，我觉得，在胡韦的爱情面前，学术应该止步了。

胡适和韦莲司的故事，显然可以以胡适1917年回国为分水岭分为两段。前一段只有三年多的时间，而后一段则有四十多年。这个划分是不平衡的，但是这就是他们感情的真实轨迹呵。

无论是当时的言语，还是后来的回忆，胡适都丝毫不掩饰地向比自己年长的韦莲司表露过深深的感激。感谢她在自己的精神史上所起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1914年11月26日，胡适在给韦莲司的第三封信中就这样写了：“我简直无法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多么短暂的几个月啊！——我是如何地沉浸在你的友谊和善意之中。我不知道在此邦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合适——一个朋友对另一个说，她曾经是他最感念，也是给他启发最多的一个人。”在1915年5月29日的信里，胡适这样写道：“长久以来，我一直需要一个能导我于正确航向的舵手。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你，没有第二人，能给我这种所急切需要〔的劝告〕。”胡适以善于对什么人讲什么话而著称，然而，韦莲司却无疑是他可以毫不顾忌地畅论思想的人。例子实在太多。就举一小一大两个例子吧。小到对一个人的评价，比如说黄兴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第33页）；大到关于国土归属的政见，比如认为放弃南满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代价”（第54页）！

我清楚地知道，就第一阶段而言，在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中，最具“学术”价值的绝对是有关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论述（随处可见），这可以有助于理清后来对中国发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的这两种思想的来源、发生、成熟、脉络，对于研究胡适的早期思想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这些并不使我感动。甚至可以这么说，信中反映出来的胡适和韦莲司情感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不太能打动我。

然而，1917年6月20日，胡适到达温哥华，准备于次日登船回国，韦莲司的信已经在那里等待着胡适，胡适发出了我所划分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信：“离开你〔更不是一件易事〕，你的友谊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深化了我的生命，想起你就让我喜悦！”（第76页）年轻的胡适扬帆归去了，韦莲司留在了自己的家乡。她默默地注视着大洋彼岸的胡适，聆听着胡适结婚生子、母亲去世的消息，关注着胡适参与的或发起的所有运动……。《不思量自难忘》中没有，但是我的记忆中清晰地保留着，而此刻我不愿意钻进书堆进行什么学术的查核，我的感性和理性都告诉我这必定是事实：当胡适在国内“暴得大名”的消息传回美国时，韦莲司说道：“他在创造历史。”印象中看到这句话时，我自己还是一个学生，当时体会到的是韦莲司的为胡适骄傲；现在，自己也不再年轻，感受到的更多的已是韦莲司的骄傲的苦涩了。

无比繁忙的胡适博士也在思念着韦莲司。思念是一种回忆，而回忆之所以有可怕的力量，正在于回忆能够加剧思念。虽然书信偶有为时不短的中断，而且这些书信里能够吸引学者的学理讨论也越来越稀薄，似乎不应该引起我太大的兴趣。我却不能不说，我更喜欢后期的书信，尽管这些信越来越短，越来越接近电报便条，学术含量越来越降低，但是我喜欢，而且越后期的越使我喜欢。

一如既往地向韦莲司说着无法对别人说出的话。1926年9月5日正在巴黎看敦煌卷子的胡适给韦莲司写信：“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第156页）在由于时势的缘故改变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时，依然情不自禁地想道：“从1936年6月起，我逐渐放弃了和平的主张。这些年来，我常想到你，你曾与我共持和平的思想，并深深的影响了我。……‘要是C（即韦莲司）当天晚上在场，我在会议上第一次宣布，放弃和平主义，她会怎么说？’”（第202页）在哪怕一个非常细小的环节，胡适都记挂着韦莲司的感受，发现邀请信的发出地是绮色佳，可能是韦莲司代发，担忧拒绝了是否会使韦莲司失望（第155页），等等等等。

上天或者说历史毕竟还是安排了他们的多次再见。1926年10月16日，胡适身在伦敦，也知道新年之前很可能无法启航赴美，心却早已飞越大洋了：“中国有句诗说：‘近乡情更怯。\’在我企盼访美，尤其是去看你的时候，我真有这样的感觉。”（第159页）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呵。

相见时难别更难，每次的别离，无论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胡适的告别语都深深震撼了我。就说长久的吧，1927年3月31日：“整个〔美洲〕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萦。”（第166页）1927年4月3日：“在过去悠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要你知道，你给予我的是何等丰富……我们这样单纯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暂且别过。好好珍重。”（第167页）短别也是一样的难舍缠绵。读到这些语句，任谁的心都会颤抖吧。

不必再引用了，我想这已经足够。我只想说，当彼此牵挂的两个人谈论到老年的时候，不论这段感情的结局最终如何，也不论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是否还会交会，就在这共同展望老年时光的一刻，永恒就已然出现了。也许这永恒竟如电光般短暂，但却还是真实的永恒。我无法说服自己放弃这一段话：“在你写给我的信里说：‘我老了，〔头发〕也花白了。\’读到这几句话，我有些悲伤。我也老了——至少，也老了一点儿。……我简直不能相信，你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老。你且等着我，我们再一块儿散步，一块儿聊天，我们再重过年轻的日子！”（第161—162页）

真的足够了，这就是胡适和韦莲司，这就是《不思量自难忘》。

拼命“作圣”的胡适毕竟不是圣人，他的生活中也并不是只出现过韦莲司一个异性身影，我们知道的至少还有陈衡哲和曹佩声。若要细论，恐怕胡适和曹佩声的故事还更符合世俗的关于恋爱或爱情的定义。

但是，韦莲司终究不同，高举“科学”大旗的胡适为了她可以以“17”是“最爱的数字”（胡适生于17日，小儿子生于17日，韦莲司生于17日，见第168页）。胡适可以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韦莲司，甚至将昔日的情人曹佩声也托给韦莲司照顾，只不过不赞成让曹住进韦家。

1958年7月11日，胡适已经离生命的尽头没有几年了，在离开纽约回台湾前，他写道：“这份友谊很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一向珍惜这份友谊。”（第272页）
胡适走了以后，韦莲司还孤独地在世上居留了一些时候。她在暮年，“将胡适五十年的来信、电报、信封，以至于片纸只字都一一摄影，打字细校，寄给江冬秀，并请求胡适纪念馆妥善保管”（周质平先生“序”）。

遥望天际，漆黑一片。遥远不知处该有什么所在吧，韦莲司、胡适已在天堂重逢了吧。为了这个，我宁愿相信天堂和来世。尽管我知道，这意味着也必须接受地狱的存在。

天怜幽草

下面引用由 莲舟 在 2007-10-5 11:42:06 发表的内容：\n[quote]下面引用由 杨之 在 2007-10-5 11:39:19 发表的内容：\n 我看看区别在哪里,在哪儿啊?

胡是就社会的农民汪是新时代的园丁啊！[/quote] 莲子倒象是算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