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新闻】“河南代表书家·李强书法作品展”在中国文字博物馆隆重开幕（回帖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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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耿自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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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书法杂志主编李刚田老师为首的媒体记者们中午就餐后合影，背景是刘颜涛书写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长卷
左起：毛羽、张宏伟、谷松章、李刚田、孟会祥、王彦、袁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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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也加入进来，请餐厅服务员为我们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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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代表书家——李强书法作品展研讨会”与当日下午举行。
举办一次展览是相当辛苦的。研讨会开始前，李强老师在休息厅沉沉睡着了。这是杨之抓拍的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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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代表书家——李强书法作品展研讨会”与当日下午举行。

周俊杰、马国强、宋华平、李强、杨海蛟、冯克坚、周凌波、孟会祥、李放、谷松章、谷国伟、张宏伟、袁卫平、毛羽、杨之、薛明辉、程志宏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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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壁十年图破壁
——《李强书法展作品集》序

                                                                                                                    

周俊杰

       1984年，李强27岁，在书法界属于少壮派中最为年轻者。那年元宵节，河南举办千人参加的首届“中原书法大赛”，经过反复评选、较量，他获得了二等奖。此种荣耀颇使这位年轻人感到兴奋，甚至有些自负。但这一成果给他带来最重要的一点不是成就和虚荣心，而是使其命运由此来了个大转折----由报社调入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从此，他便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我们也由此成了同事，大概，对这位书坛才子的了解之深之透亦非我莫属了。
    我们共同在书协度过的岁月中，一起编杂志、办展览、探讨当代书坛的种种问题，他思维的快捷、对艺术美的敏锐感受、笔下娴熟的技巧以及对艺术道路的大胆探索，加之生活上的永远引领时尚，使书协整个气场充满了勃勃生机。1988年他出版了《流行歌曲词八首行书帖》，我在为其所写序言中说：“与一味沉迷于传统及抛开传统搞创新者不同，他在不停地遨游于茫茫书海的同时，清醒地注重着‘时代’与‘自我’，他站在历史与时代座标线的十字路口，将时代审美理想与其艺术家气质、豪放中充满灵气的个性有机地与传统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多种风格的书法精品。这是被称为‘天才’的艺术家所共具的特征。”并在题诗中说李强“跃动的生命”中有着“不安的灵魂”。果然，在此书出版后第二年他便投入到现代派的创作中去，并出版了第二本作品集，书中收了多件颇具“现代”特征的作品：字形变化大而奇，用墨一如绘画，以“五彩”处置，章法大开大合，吸收了西方现代构成诸多法则，李强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为之写序的题目是《寻找明暗交接线》，即他在古典与“西化”之间寻找一个能涵盖东西艺术的那个交界部分，这在偏于新古典的河南书坛无疑是个大胆尝试，并对这一不顾眼前功利、颇具“悲剧色彩”的探索表示了崇敬和疑问。在序的最后我问道：“李强，面对那暴雨和冰霜，你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还是退缩到一片充满温馨却缺乏惊心动魄震撼力的芳草地上？”
    此后的十多年，他因先后又到出版社、省书画院工作，我们晤面机会少了，对其作品曾偶见一二、多为规整且装饰性很强的隶书，并因缺乏交流而无从评价。尤其我退休后这些年，读读书，写写字和文章，与朋友们不时小酌一番，只是过着“闲云野鹤”式的日子，似已进入未老得闲、未求得应、未谋得道的境界。年轻人忙着他们的事业，在广阔的舞台上演着一幕幕带给人多种情绪、调动着人们丰富感情的剧目，从思想、审美，尤其是社会交往上与之颇有些“代沟”之感。但对李强的创作和艺术走向，我都一直在关注、猜测，不知他这些年在想什么、干什么。
    前些天在一次书法活动中我们见了面，他说他近期要办一次个展，想请我看看作品，听听他的想法，并请我再次为之作序，我欣然答应，于是便有了与几位道友一边欣赏他的书作及诗词，一边酌酒、品茗，一边听他娓娓讲来的多年未曾有过的聚会。
他说：“我这十多年似乎沉寂了，除公务活动外，很少参加外界的什么活动，对于我近期的创作，外界知之甚少。但我并未停止思考和创作实践。在外边，人们只看到我在画院工作，经常与朋友品佳酿的一面，其实，这十多年我一直没停顿地在思考、在用功。”他很动情地说：“十多年了，我经常白天仰望天空，看着飘浮着的白云，树上或空中飞翔的小鸟；夜晚看着天上的星星、月亮，在别人看来，以为我在发呆，实际我一直在沉思自己的艺术道路。”
    从他的叙述中，我了解了他这十多年艺术上的主要追求：深入地研究篆书，具体说是汉缪篆，以他的称谓是“摹印文字”。他认为，此种文字结体方正，将标准小篆美术化，线条的屈曲盘绕、增减损益恰到好处，厚重、博大、奇崛，乃汉人独有的审美创造。后人分类整理成编，便于检索，使用起来甚为方便。他说，汉印中对每个字的安排均不同，即使大的格局接近，但细微部分也充满变化，这是传统中往往被人忽视而品位甚高的一种文字，一如汉碑，一碑一样，一碑一风格，是后人创作取这不尽的源泉。他说，十多年来，他整夜整夜地临写，已将所有字的结体、偏旁部首烂记于心，可以达到创作时自由遨翔的境界。
    我看了他大量以汉缪篆创作的作品，沉郁，浑朴中流露出一种自信；结体工稳，但变化莫测，字形时方时扁时长，写来颇为洒脱；而风格上亦拉开了较大距离，缪篆的极尽变化，小篆的极度严谨，近于《散氏盘》的散漫错落，在他写来均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创作上进入风格的自由运用，是艺术成熟的标志，是积多年之反复探索、实践后的成功飞跃和艺术升华。据我所知，在此之前，尤其近百年间，并非无人尝试以缪篆进行书法创作，但大多是以其他书体为主的偶尔为之，象李强以十数年之功主要侵沉于此者恐尚无先例，故可以说，李强此次集中拿如此多的缪篆创作作品，一方面是对自我的超越，亦是对书史的超越，其意义是重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会愈发彰显。
    这十多年间，李强的隶书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将缪篆的装饰成份糅入或庙堂、或野逸、或古拙气的汉代隶书中。近些年，隶书创作突破了清人多样化的风格，借鉴了草书、大篆等书体的飘逸、沉郁等特征，又赋以丰富的墨色、章法变化，将隶书创作向前推进一大步。而李强糅汉篆入隶的尝试则是另辟蹊径：偏旁部首的篆书处理，中宫收紧、撇捺等笔的加长以增加动势的字形变化，或有行有列、或有行无列的章法安排，而骨子里动荡不安的艺术气质则使其隶书在各种风格的尝试中都会散发出奇峭、飘逸、甚至有些华丽的意味，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构成了“李家隶”的特色。
    李强的楷书出自魏碑，基础是《郑文公》，结体开张、绰约，用笔纯以篆行。此次展出的有一幅小字魏楷作品，内容为《韩国汉诗选抄》，选自他的著作《韩国书法丛考》。千余字一气书写六个小时，结体严谨，气息爽健，姿态飘逸，意味纯正，可谓其楷书之代表作。李强行、草书并未走“二王”一路，而是承接清末以来的“魏体行书”一系，从赵之谦、康有为、李瑞清到当代的王学仲，使这一体系达到书法史上的高峰。李强是王学仲的弟子，承继这一脉系是很自然的选择，展览中有多幅魏碑行书，用笔的转折、整体的气息均为纯正魏意，只不过章法又借助了明人行书及当代创作的一些意味，如《竹苑深深竞翠微》扇面，结字开张、大气，融古今气息于一体，若将之置于书史，亦可与赵、康们对话。如果李强让我选一件作品赠我，不要大幅，那样显得太贪，余曰：此件足矣！不知强弟以为如何？
    李强在整个当代中原书坛中，以其篆、隶、魏体的深入继承和创新，接过了中原书风的大旗，可谓当代河南书坛的代表书家之一；同时，在整个书坛上，其作品亦以其扎实的基本功力、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个人风格成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我的判断。
    需要提及的是，李强此展作品的文字内容，除一件小楷写韩人诗外，全部书写自己的诗词，这不仅在他那个年龄段，即使在当代整个书坛亦为凤毛麟角。我之所以特别赞赏的原因还在于，其诗词格律甚为严谨，当代书法界许多所谓的教授、名家所写诗词多为不合格律的打油之作，确实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整体上传统文化底蕴的薄弱，而读李强作品，又让我们深深地感到中原文化底蕴的深厚。此展出版作品集同时，还将出版李强的古体诗词《蓼华集》，我已全部拜读，不仅格律严谨，更重要的是诗意甚浓，读之如饮甘泉、品佳茗，令人回味不尽。因非本文重点，故略略提及，表示我对李强能将诗书融为一体才华的钦佩之情。
    李强沉寂十年，面壁十年，终于破壁而出。这沉寂中蕴含着一位具有才情艺术家的心底波澜，欲冲出迷惘局面的爆发力。当然，也显示了作者强烈的自信力，“天真烂漫在中州”的诗句，难道不是诗人、书家的自我感觉和自信力的明确表述吗？！
    好一个“中州”“天真烂漫”的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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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者的锐意与沉着
                                      ——李强其书其人
      
  

李放

       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曾言：“综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艺术的发展，不能不关注书法；纵观中国书法三十年来的发展，不能不关注河南。” 三十年来，李强作为书家、作为学者、作为书法活动组织者，始终活跃于河南书坛。他坚持不懈的书学追求和卓尔不群的艺术品格是“中原书风”不可或缺、色彩夺目的一道风景。所以，在这里我还要说：“研究河南书法三十年来的发展，则不能不关注李强！”
       笔者对李强书学的关注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对“现代书法”的探索。当时，他与一批前卫书家在郑州举办了首届“书法主义”展，那次书展曾以新颖的书法理念和震撼的视觉效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现代艺术气息相对稀疏的河南，李强当算是全省书法界最早“吃螃蟹”的人，他的作品着实令人耳目一新！所以李强书法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现代”。然而，交往日多，知之日深，敬之日重。我敬佩李强，因为在他的书学历程中我见证了一种执着于极限、不断进取和勇于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今日之李强已非昔日之李强，他在书法创作上实现了风格上“现代”向“古典”和品质上“画家书”向“文人书”两个层面的深刻转变。每观其近作，皆郁郁然，有金石古风、文章之气！此次举办的《河南代表书家——李强书法作品展》，即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近年来全新的书学追求，所展出一百多件作品，含盖了真、草、隶、篆 各种书体，书体面貌的丰富当然值得称道，而全部作品的书写内容都是自作诗文尤其令人赞叹，由这次大规模的个人书展我们认识了一位更较成熟的李强。我相信，所有观者也必将为其书法朴厚雄强的风格和博大高古气象所震撼！
       毫无疑问，每一位书家都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其间也必然经历书法风格的转变。而在笔者看来，李强在书法创作上的风格变化则是非同寻常的。它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诗人杜甫《望岳》的中的两句诗：“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如上所述，当李强作为一名书家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之后，其书学历程大体可表述为“面向现代”和“回归传统”的两个阶段。前期与近期追求方向和书风面貌对比反差很大，是谓“阴阳割昏晓”。然而，当我们在欣赏这“阴阳割昏晓”之壮美奇观的时候更不应忽略支撑这一美景海拔高度，若非是“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哪里有“阴阳割昏晓”壮观？阴、阳，昏、晓，判然有别；山阴、山阳，是一泰山。高尔基有句名言：“风格即人。”当我们透过书风之变化关注书家其人的时候则不难发现李强书学探求的延续性。
        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基础于世界文化交流、古今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任何一位书家，要取得无愧于时代的成就都必然面临“面向现代”与“回归传统”双重选择。李强，作为新时期河南书坛重要的代表书家之一，他能够在“现代书法”的探索和古老篆、隶书体的创作上取得过人的成就，绝非偶然。《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李强，人如其名，其为人颇有些“英雄主义”色彩，他以书法事业为己任，是一位为了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笔者认为，李强在他的书学探求历程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强者所具有的锐意进取和刚健沉着的品格特征。
        首先，他锐意进取的。李强书学的追求是指向极限的，无论是“面向现代”还是“回归传统”，他总是不断地超越自我，从不满足于些许小的成绩。在奋勇前行的路上，他始终保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豪气。对于李强来说，“现代”风格也好，“古典”风格也好，都不是书学追求的最终目标，只是其登峰途中的一段路程而已。因此，他对书法风格的追求与那些“赶时髦”、“跟风走”沽名钓誉的短期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就书学探索心境状态而言，李强始终“在路上”，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相信，任何一位书家，只要具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纵然在艺术上不能确保其登峰造极，至少也可以使之摆脱“俗”气。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并不是“风格”的“古”、“今”，而是“品位”的“高”、“下”。李强前期与近期的书法创作风格上变化很大，但是其艺术品位始终是很高的，因为在他的书风变化中有一种保持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低俗”之气！
        再者，他刚健沉着的，在河南书坛，李强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型”书家。我敬佩李强锐意进取的激情与勇气，更敬佩他沉着笃实的理性精神！他在书学的理论研究方面，不仅发表不少重要评论文章，而且出版有专门的史论著作。他在书法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当然是与其对书法理论的研究分不开的。既有理论又有创作，方可谓之“书学”。陆游说得好：“如若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书法亦然。他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当过美术教师，还在报社做过美术编辑，最先是以美术家的身份介入书坛的。试想，若不是在美术方面有专业的训练，他又如何能够在“现代书法”的探索中崭露头角？同样的道理，李强的书法创作能以篆隶书体见长，没有多年的文字学功夫也是不可想象的。何况近年来他在古体诗歌的写作上更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中青年一代书家中，像他这样治学用功之勤奋、文化修养之全面的人，的确不可多得。李强成功的书法实践使笔者更加坚信恩师欧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书法不单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人人皆知艺术需要创新，但事实上“新”未必就“好”，机遇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易》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我们期待李强在书学探求路上，继续攀登，再创辉煌！
      强者，李强！书法以你而精彩，河南以你而骄傲。

                                   （作者系郑州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美术系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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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在荆山

——试读李强书法

孟会祥

       李强是当代书法复兴以来河南书法的风云人物，所以也是当代书坛的风云人物。时至今日，出版于1988年的《流行歌曲行书帖》，仍为人们乐道。从“出道”而论，他与所谓“四驾马车”——张海、王澄、李刚田、周俊杰是一茬人。其时李强年最少，然而风头却甚盛。创作全面开花，理论时有宏论，而且通韩语，正所谓“能者无所不能”。忽忽三十年过去，李强也已年过知命。至少近十年以来，李强虽然还时时以作品和文章证明着他的位置，但总体而论，似乎敛尽锋芒。不知者不免有江淹之想，而只有窥见他的世界，才能理解李强——鸟在奋力跃起之前，总是裹紧翅膀。
        这些年来，李强在做什么？喝酒？河南书坛，宋华平、李强以及年稍长的周俊杰以海量纵横宇内，知名度乃不在书法之下。实际上，他们又同时是第一代职业书法家。以书为业、以书干禄，乃至以书辉煌的道路，是他们这一代书家摸着石头过河地实践过来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喝酒总不可免。关键是，茶余酒后，与传统文化人的格调不同，不再是昏灯黄卷，而是坐在豪宅明灯之下时，做些什么。李强，就是在这样的时分，暗暗下了偌大的功夫。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一代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可贵的精神品质，就是勇于甚至乐于做一个思想者，他们不甘人后，奋力担当，鉴往知来，所做的工作往往带有原创性。
         通过仰观俯察，涵泳思索，从业已享名的李强出发，李强向着自己愿景中的李强进发。他愿景中的“书法家李强”，与当年李强相比，无非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然而瑰丽全在其中。这次“蓄谋已久”的展览，当如孔雀开屏，乍现璀璨，每一个看到展览、读到作品集和诗集的人，都将有所会心。
         以我的理解，李强的书法世界，包括他的思想和技法，可有以下几方面认识的契机：一、楚文化基调；二、碑派立场；三、文化回归。试分述如次：

楚文化基调

         楚文化源于姬周，是中原文化的裔脉，然而又有独到的风采。如果说周文化继承了殷商文化，秦文化继承了周文化，汉文化继承了秦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主干，其特征是相对庄严肃穆的；而肇始于春秋，繁荣于战国的楚文化，则浪漫奇谲。这从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上，表现得也相当分明。前者沉郁，而后者流丽；前者令人想到司母戊方鼎的纹饰，而后者令人想到长沙马王堆帛画。李强楚人，骨子里是浪漫而自负的。屈原《涉江》云“ 带长铗之陆离兮， 冠切云之崔嵬。 被明月兮瑰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李强《云游赋》云：“察半生以吮翰兮，历往岁如云烟。涌镜像其光景兮，浮青云于豪颠。恨阅世之琐屑兮，纵屈指其良难。”虽千载之隔，而犹似回响。
          楚风楚韵，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必陆离崔嵬之而后可。于书亦然。李强的小篆不似正经八百的秦篆，分而为两种：其一以《石鼓文》为基，在大小篆分水岭上找到立脚点，点画之方与结构之方，又使《石鼓文》羼入了汉代的趣尚。其二则径取汉缪篆。摹印、虫书，用以制作印章和书写幡信、铭刻器物，都是秦书八体之一，而这两种书体的起源，或许都与楚文化有关。它的特点，也正是修饰之美。因工艺要求，加之天才灵感，造就了摹印篆书的匪夷所思、巧夺天工。而这，也正是打动李强，与李强产生共鸣之处。文化的认同，就是这样如水著盐，不落痕迹，而无所不在。
        楚人的浪漫瑰丽，不仅表现在修饰之美上，还表现在创造性上。其不拘格套，更见性灵。如果我们留心书法史，特别是篆书解体，隶书萌芽这一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变革时，就会发现，目前发现的早期隶书，多出于楚地，很大程度上，“秦隶”可能得力于楚系篆书的草写。而以篆书为体的“秦隶”，演为不带波磔的隶书；不带波磔的隶书，又经过装饰波磔，成为标准的隶书即八分书。重要的是，这波磔的装饰，便带有深深的楚文化的印记。汉代文化中的楚文化成分浓重，而且十分重要。汉代石雕中有厚重的一面，也有飞动的一面；汉画既简古单纯，又极尽繁缛地讴歌浮世的生活；汉诗简朴凝练，而汉赋则铺排豪华……人类史上物质的初步丰富、思想的高度成熟，在汉代形成了一次尽情绽放。
          以此来关照李强的隶书，则形成有意味的映射。众所周知，李强擅楚篆。与许多楚篆作者的偏于描画不同，他更重于内在精神的张扬。李强又擅隶书，然而从来没有满足于东汉碑版的整饬划一，而是载歌载舞，发扬蹈厉。虽然过去见李强隶书并不多，但每次所见都不尽相同。看得出来，他对隶书做过方方面面的尝试。也许是通过长时期的尝试之后，他的隶书形成了某种回归——回归汉隶。然而，细绎其汉隶，又似是而非，其中融会了大量的楚篆和简帛信息。显然，他的目的不是再现经典法书中固有的形式，而是寻找自己。而李强自己的风度，或者说他期望达到的品格，带着楚文化的标记。

碑派立场

         李强是王学仲先生的学生。如果我们回眸20世纪80年代，就会发现王学仲在书法复兴初期起到的作用，同时也会发现王学仲作为碑学后劲的高度。王学仲大概是个性情中人，有点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意思。他没有以极大的精力去巩固当年他在隶书、魏碑方面的创作成就。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他没有普通书家的毛病，他的书作中有一汪不驯不羁之气，实在鲜可比肩。
         我认为，李强坚持着碑派立场。在当下，这种坚持，或许被理解为保守，但也可能更是坚守。
         其一，对铭石书传统的固守。王学仲学年曾提出碑、帖、经三派的划分理论。当时众所响应，后来不少人质疑，现在看来还是对了。用于典礼的铭石书，用于音问的文人书，以及用于宗教的经生书，不仅是用途划分，也是作者划分，其间虽有交集，大体互不相涉。而且作者身份从某种意义上界定了作品的品位和风格。近年来，简牍、砖文、残纸、符咒，甚至“素人之书”引入碑帖，遂使各类界限模糊，而骑墙的书体，又往往因其新颖，大得其势。然而李强似不为所动，他没有凭借自己美术专业出身的便利，去大做水墨文章和造型故事，而是把他百炼成钢后和篆隶书定位于铭石方向。他的篆书虽体有万殊，而终似落脚于汉篆，稍有油离，则于碑额篆书、摹印篆书间徘徊而已。他的隶书也存在着纳入规矩的迹象，将以统一的力量，牢笼蕴含的千变万化，从而显示出纯粹感。他对方笔也是坚守的。方笔也是一种修饰。在书法演进史上，书写性和工艺性总是一对矛盾。一方面，书法和文字沿着书写便利的总体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工艺性不时掺入。隶书从开始的打破篆书规矩，发展为蚕头燕尾，然后又变成“折刀头”的方笔。特别是晋代隶书，极尽首尾修饰之能事。而正是折刀头，推进了楷书的规范化。当我们看到《韩国汉诗选抄》这样的作品时，也许总能一下子联想到于右任，联想到王学仲。这种对石刻文字的感觉，对当年的李强，是素丝初染；对当今的李强，则是有意的固守了。
         其二，对中锋的固守。大抵刻帖面对的是文人书，刻的方法是与真迹逼似，因而佳帖可尽现笔致变化，下真迹一等。而碑，则书写时属于郑重其事，不免“拘谨拙陋”。泛化的碑，如金文，来于模铸，笔意不多。即使是刻石，其实也有古今之变。古法钝刀直下，仅有“中锋”；近法则双刀刻制，究于首尾，与书丹原迹相近。年深月久，风雨侵蚀之余，即令佳刻，也会漫漶不清，因而产生模糊的金石味。清人尚古尚质，移山川于纸上，创造性地再现了这种金石气，丰富了笔法，增加了书法的表现力。说来也有意思，清人碑学大盛，很多人把帖派书法说得一无是处；而帖派盛行之时，又有许多人拿王羲之行草作为唯一标准，把碑派书法说成是“无法”之书，大抵町畦之间，相互攻讦，从来都不稀奇。而艺术之道，原非唯一，殊途同归，能够动人心魄，都无不可。李强起家即以行草知名，现在虽然多以隶书应世，而并非不能行草。他的行草，与篆隶一致，是碑派本色，不求摇宕生姿，但求深刻凝重，对历代名帖的学习体会，潜在地蕴藏于字里行间而已。“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立定脚根，不仅是一种勇气和定力，往往，更是一种聪明睿智。

文化回归

          李强是标准的职业书法家。职业书法家，与古代文人书法家的角色转换，他是尝试者和经历者，正在为我们提供经验。文人书法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写诗作文。李强本来就写文章，著名的“书法新古典主义”，他就是提出者之一。因为通韩语，对韩国书法的研究，更为精深。而诗，倒是闻所未闻。第一次见到，就是一本《蓼华集》。一不留神就写一本诗集是不可能的，他肯定默默下了大功夫。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度认为，即使我们写诗填词，也难以逾越古人，因时代、情怀、心境不同，故难有名篇名句传世。但因偶然机会，我也改变看法，把诗词视为书家的必修课。因为书法与诗词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古典诗词和古典书法是须臾不可分的孪生姐妹。于是尝试创作了《蓼华集》并作为此次书法创作的内容。”《效范石湖》透漏了他的读书生活：“欲阅新书闭彩屏，浅尝滋味已三更。欠伸掩卷咀嚼著，不觉纱窗透早明。”
         记得数次参加展览研讨会，李强都言之谆谆，说书法是一种文化，要以文化的眼光看待书法。也只有上升到文化这一层次和视野，书法才不至于陷入技术的单薄。当时还往往觉得这是一句老生常谈，李强也不过说说而已。现在，读其诗，读其文，再证以其书，才能渐渐理解李强。每一个将以大有为的书法家，都是如此不容易，如此焚膏既昃，兀兀穷年，不断积累他的高度，所谓人书俱老，不是欺人之谈耳。
         楚文化之初，有“辟在荆山，荜露蓝缕”一说，李强将建立自己的书法王国，以此为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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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书法蠡评



                                                                                         

姜寿田

        在河南当代书坛，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创作领域，李强都是无法绕开的人物。李强在年龄上属中原书风第二代书家，但他出道成名甚早。作为河南书协早期驻会者，他几乎参与了河南早期大多重大理论活动，与周俊杰编辑主办在书坛影响颇大的《书法家》，并联名发表轰动书坛的《论书法新古典主义》，参与组织“书法新十年论辩会”，这在为他赢得很高时誉的同时，也使他跻身一流书家、理论家之列。
       李强不仅具有理论家的思辨睿智和洞察力，同时，也具有出色的感性创作能力，这使他成为河南书坛不可多得的理论与创作双栖人物。在创作上，他碑帖兼融，以帖统碑，避开中原书家一般习碑路数，出奇制胜、化裁不为时人注目的唐宫女墓志，别开门径。对唐宫女墓志的关注，不仅使其理论上颇有创获，使人们在惯常接受的魏碑之外，又触及到唐宫女墓志这一陌生化的书法范型，从而扩大了魏碑研究探索的视阈——唐宫女墓志实为魏碑风格在唐代书法的延续与孑遗——同时，也为李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生长点。作为生长在河南本土的书家，对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河南书家写魏碑，也大多从“龙门体”入手。李强却避开了这个惯常套路，而从唐宫女墓志入手，这使他的碑书及碑行书创作与时人拉开了距离。更为重要的是，他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创作实践，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对唐宫女墓志书史现象与价值的揭橥，也许从理论上说，没有产生某种大的效应，但对李强自身的创作而言，却产生了审美转换上的积极推动作用。李强由唐宫女墓志获得了新的碑学审视视角和创作基点。他的碑行书便是在长期浸润化裁于右任的基础上，又糅入唐宫女墓志方获得审美突变。可以看到，以帖统碑而形成的于右任柔韧碑风与唐宫女墓志朴质烂漫书风的微调，在李强腕下化合成一种异于魏碑纯以雄强豪放示人的审美风格。在烂漫书写中贯以谨致、卓荦不群、自成别调。
       于碑行书之外，李强的篆书创作也呈现出鲜明的自家面目。积十年之功，李强耗费了远远高于行草书的创作心血，使其赢得了篆书创作的自由之境，恰当地说，他在篆书上所投入的超常努力，已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创作行为，而是伴随着一种学术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识古来进一步接近传统，更深刻地认识传统。作为书法笔法之源，篆书无疑构成传统书法笔法的价值核心部分——也是中原古法的核心——搞清篆书笔法即可究古今之变、穷隶变之源。由此，在李强的篆书创作中，便凸显出一种学术品格与情怀，这与唯斤斤于创作本身而无学术关怀者无疑有着高下的不同。
        对篆书的深厚积累与自由遣使，无疑在李强的隶书创作中产生了强烈效应。他的隶书大量使用篆书结构，这为其隶书平添了陌生化的美感，同时，也使其隶书增强了古意。不过，这种古意不是一种掉书袋的摆布，而是一种视觉化的造型追求。加之他将篆书结构与汉简体势相结合，更使其隶书表现出夭矫之态。河南书家受碑风影响，写隶书多从雄强着眼、力避夭矫。李强于隶书则弱化雄肆之力，强调不无抒情的表现性和优雅的一面，但却又不失于荏弱，此为李强在书法创作上的又一不与人同处。独诣曰能，此也不可不谓之其高明处。
        从李强书法创作整体来看，他追寻的是爽爽有一种风气的自性表达，或曰名士风流的名士气。他崇法尊古，但却绝不保守，画地为牢。新与旧，在他的创作上得到安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早期还积极投身于“现代书法”创作潮流，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在书法传统上甘下十年寂寞孤独之功。因而，可以说，以聪睿之智志困苦之功是李强在书法创作上的成功处，也是他在书法创作上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