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印感言
——張遴駿
我喜歡刻印，大約是在上世紀與六十年代後期。我是所謂“七零屆”，當時學校裏除了搞大批判，就是學工學農，根本無書可讀。由於“出身”不好，我沒有資格參加運動，閑著無事，又是精力最旺盛的年齡段，好在家裏有抄家後剩餘的一紙箱碑帖，還有一本陳壽榮編的《怎樣刻印章》。這些書籍碑帖給了我很大的興趣，便自己摸索著學習寫字刻印。苦於沒有老師指點，真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自己摸索了幾年，卻沒有長進。 一九七一年，我進了上鋼三廠，不久參加了廠工會杜家勤老師組織的美工組，也參加了上鋼三廠刻印組。這個刻印組在上海可是很有名氣，因為有江成之先生輔導，又得益于產業工人的光榮身份，很快我們便成了上海書畫社的工農兵作者。從此我也成了江成之先生的入室弟子。 那時候，篆字有“四舊”之嫌，刻印組的創作都是以簡化字入印。上海書畫社在方去疾先生宣導下組織工農兵作者創作以樣板戲唱詞為內容的《新印譜》，我們在江先生的輔導下，也參加了創作。 江先生有時叫我們星期天到他家去，悄悄地讓我們看他珍藏的印譜，教我們用毛筆雙勾的方法勾摹印譜。當時我們還從別處借到一部線裝的《伏廬藏印》石印本，說好限時要還，幾個人交換著勾摹，然後剪貼成冊，留作參與資料。現在想來這種看似原始笨拙的手段，其實訓練了自己的手和眼，勾摹一遍後，對原稿篆法、章法的理解要深刻得多。沒有篆字的工具書，我借到一部《中華大字典》，每字配有篆字字頭，於是買了本日記本抄寫一遍，對篆字的結字規律也有所瞭解。 江先生對我們的要求相當嚴格，一方印的墨稿往往要改好幾遍才定下來，刻得不滿意要求重刻。老師是浙派的高手，我當然也想學浙派，但老師一開始並不贊同我學，要我先學漢印，把線條刻挺直了再說。在書畫社活動時，方去疾先生也對我們說用刀不要學切刀。現在想來，他們是怕初學者不理解用刀，把線條刻得支離破碎。開始學刻印時，江先生讓我們把石章帶去，他會動幾刀修改一下，有時實在不像樣還會稍微磨一下再修改。以後他漸漸不動刀了，指點一下讓我們自己改，還讓我們儘量把風格拉開，不要都學他的。 “事件”結束後，國內篆刻創作漸漸繁榮，比賽、展覽也多起來了。一九八三年，《書法》雜誌舉辦全國第一次篆刻徵稿比賽，江先生獲得一等獎，我也僥倖得了優秀獎。這以後，全國篆刻展辦了五屆，我都入展了。西泠印社舉辦的全國篆刻評展我也得了兩次優秀獎。進入新世紀，我與幾位同門約定，每年選定一個主題，刻一部印譜，刻成後鈐拓裝訂成原拓印譜交換。這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式，督促自己每年要完成“作業”，過年時向老師彙報。如今，我已輯成《世說新語》、《道德經》、《莊子》、《論語》、《中華文化名人》、《心經》等六七部印譜。創作專題印譜很容易風格單一，因此我力求多樣化，在創作時除古璽漢印以及浙派風格，又極力融入晚清的吳熙載、趙之謙、吳昌碩、黃士陵等各家的元素，盡可能使風格多元化。 我曾在懷念方去疾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自己之所以能堅持篆刻創作，一是得益于江成之先生的指導，二是得益于方老等前輩的扶掖鼓勵，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現在看來還可以加上一條，就是自己的“不放棄、不拋棄”，三十多年來的堅守，終會有所收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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