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溪楼笔记

虫甬

《双溪楼笔记》是近几年来我思考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而写下的一些随笔。现集中粘贴出来，敬请批评指正！

双溪楼笔记（之一）

陈崇勇

       伏案劳神已久，出门轻松一下。沿走廊来到楼的另一面，独自凭栏，脚下是双溪汇合处，浩荡江水向东流去，数百里闽江从此算起。四下张望，左边汇入闽江的建溪上，有一座清秀的玉屏桥；右边的富屯溪上，有一座如虹的悬索桥；正前方，还有一座横江而过的钢铁大桥。

       双溪楼上视野宽阔，是南平市最佳的观景楼之一。记得八百年前的辛弃疾过南剑洲双溪楼时吟了两首词。其中《水龙吟·过南剑洲双溪楼》吟道：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他只是过双溪楼就吟了两首词，而我在此楼上呆了两年多，却连一句诗也没有，我心中的诗意到哪里去了？

       辛弃疾是我敬佩的诗人之一，不妨将自己此时凭栏的所观、所感、所怀之心事和他作一些比较。他眼中的双剑汇合处：上有斗牛光焰，月明星淡，下有潭空水冷，鱼龙惨。意象诡密神奇，充满了想象。而我眼下的双剑化龙已落实为一市标，江心平台上的两根尖顶相对的建筑物大概表示化龙的双剑，张扬而略显造作。在他眼里的九峰山大约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山脚下或许还有一排轻盈、纯朴的虚脚楼。而如今九峰山上的绿已经不能让我有所触动，山脚下堆积的那一大排灰白色的建筑，很碍我的眼，真想挥一挥手，将它们扫去。总之，在他的心中，自然山水是可亲、可感、可以抒怀寄情的。而我现在面对自然山水，已经感到明显的隔阂，无法融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对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深入，愈来愈意识到：人类所有的获得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的基础上。因而面对自然常会产生一种愧疚，或以麻木来回避。如果再进行赞美或抒情自己也觉得虚伪。

       我曾经用了近5年的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诗词）进行深入的研习，背诵了近两千首诗词，也写过数百首的旧体诗，后来走入绝境。我真切地感受到诗词（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形式与现代人的存在背景和语言环境的冲突。这也是触发后来我对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原因。

       辛弃疾生活在风雨飘摇的南宋时期，他有过率五十余骑奇袭金营，生擒叛将的壮举，也上《美芹十论》、《九议》等一系列复国方略。他一心报国，却屡遭贬谪，直到临死前还拔剑高呼：“杀贼，杀贼”。

       从屈原到杜甫，再到辛弃疾，千百年来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感受与思考，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精神。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除了面临救亡图存、富国强国的问题外，还面临着文化覆灭与再生的问题，所以爱国主义也存在着深化与转换的问题。

       我亦有心事，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已经困挠了我许多年，如何解决它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华民族的存在质量。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之一是产生新的中华文化精神个体，新的精神个体必须做到：1、挣脱数千年来精神个体对政治势力的依附；2、摆脱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从；3、逃脱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精神个体的合围。那三种势力象三座大山，更象三个黑洞，无情地吞噬着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个体。所以精神个体不能处在黑洞的中心地带，而应该站立在边缘，利用三者之间的引力与斥力寻求立足点。

       存在未必完全决定意识，但存在对意识的影响决不可以忽视。一个政治体制中人，他的存在意识（特别是价值观念）很难摆脱对政治势力的依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几个摆脱政治的漩涡。一个学院体制中人，他的知识系统很难摆脱西方强势文化的控制，因为这种控制已经深入到体制和话语层面。一个市场体制中人，很难摆脱经济利益的诱惑，市场本质上就是人们对物质利益占有的最大化的实践场所。要在各种势力之间，寻找立身、立志、立言之道，完成中国文人精神存在依据之蜕变。这其中的过程，思考起来都很艰难，更何况实践！

       一旦深入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之中，就会发现，那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我对其中许多问题的思考剪不断，理还乱……

       一缕深秋的斜阳穿过城市楼群的缝隙，抹在我手边的栏杆上，天色已晚，要回家了。原本想出来放松一下，却将心情弄得如此沉重，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吟一首李白的《登谢脁北楼》作为结束：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虫甬

双溪楼笔记（之二）

陈崇勇

       又一抹斜阳扫在双溪楼的栏杆上，望着滔滔的江水，我想起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据说，当年他并没有登上岳阳楼，只是驰骋想像，就写下这千古名篇，真让人羡慕！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岳阳楼记》中的名句，也最能代表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境界。

       我想，不妨先咬文嚼字一下。句中有三个关键词：先，天下，忧。有必要对这三个词的内涵进行一些梳理。先，早一步，有发现、启蒙、示范的内涵；天下，即眼里的世界，心中的天下；忧，心忧，即忧患意识。

       再对前一则笔记所提出的“新的三座大山”（ 1、数千年来精神个体对政治势力的依附；2、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从；3、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精神个体的合围）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

       一是精神个体挣脱数千年来对政治势力依附的可能性问题。

       古代士人心目中的“天下”意识，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为地理条件、生存状态所限，古人的天下就常常局限在中国之内，忧患意识的主要部分也体现在国家、社稷等方面。士作为一个阶层，他们通常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因而数千年来士人在生存意识上、人格精神中都始终很难脱对政治势力的依附。

       其实中国文化人心中的“天下”意识，是很开放的。到如今，随着地球村的形成，中国文化人眼里的世界，当然不会只局限在中国之内，民主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等已经早已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因而心中的“天下”也随之拓展，不会再蜷缩于某一政治体制内。只是现实的生存处境使他们还很难摆脱因体制而造成的束缚，但在情感上、精神上，早已弃之如敝履了。

       二是摆脱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强势文化屈从的可能性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是西方文明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今这个相对民主开放的时代。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也是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所带来的冲击，造成中华文化的生存面临着重重危机主要原因之一。

       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较似乎有“落后”之感，它们之间的对峙，如同冷兵器与热兵器之间的对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换一个角度，以更大的整个人类历史存在作为出发点，那么对它们之间的存在作价值评估也许会发生改变。只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还很难看清这些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此暂且不表。

       我想探讨的是关于恢复对“中华文化自信心”的可能性问题。所谓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文化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文化。由内向外散发出一种自信的光芒。算起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已经失落很久了。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天朝”心态；到列强凌辱、民族危亡的“亡国、亡文化”心态；再到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心态；以及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心态；乃至再次打开国门，面对蜂拥而入的种种外来文化思潮时的心态，这其中有哪一种是真正具有“文化自信心”的呢？

       寻找回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从。如同在大海中的孤岛，因为有坚实的根基，就可以在一片惊涛骇浪中屹立。（这对于从事书法等中华文化遗存艺术形式实践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如今的书法等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遗存，人们的努力似乎都在使其与中华文化母体剥离，就好像要从中华文化大树上将书法的枝条掰下来，插到现代社会中那种所谓的“艺术培养液”里，让它保持青绿尚可，但能否有长久、持续地成长的可能性，则十分值得怀疑。按现今的“发展”轨迹，可能用不了太久，就会出现“玩不下去了”的情形。）

       三是从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精神个体合围中逃脱的可能性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人都很有一种“重义轻利”的观念，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地位相对较低。这些对现代社会中逐利已经到了头脑发昏的时代，可以作为一盆瓢泼的冷水。

       还有“君子不器”，就是不拘束于某一专业体制，如果发扬开来，正好可以抵制如今无所不在的所谓专业化对个体精神存在的束缚。

       等等。

       …………

       当然，这些精神资源能够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甚至不完全是一种理性的力量，而是在对中华文化价值观念整体认同的情况下，经过内化而派生出的精神力量，就好像大树生长出来的枝条一样。

       现在的主要问题出在精神个体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衔接上。正如我曾经认识到的：如果将对中华文化的信仰比作一粒种子，那么，这粒种子在何时，于何地，如何落在我们的心田里生根发芽的？如果中华文化精神的种子从来都没有落入我们的心田，那么中华文化的精神之树如何在我们的心中成长，从而成为我们的精神依靠呢？

       其实，精神个体对文化传统的归依是双赢的。精神个体从此有了整体性的依靠，可以从文化传统的河流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动力；而文化传统的河流因为有新鲜的生命能量的加入，而重新焕发出青春与活力。

       当中国的文化人重新树立起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解决了自身的存在问题后，再落实到具体文化实践中，这样由精神个体的生命意志与文化精神的融合而形成一种具有相互缠绕、旋转（如同太极中的阴阳）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甚至会形成新的文化之核，重新焕发出文化异彩。

       只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意识都是以反传统为能事，特别是后来国家机器的参与，使中华文化几近断流。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中华文化的自然积淀已经十分稀薄，想要担当传承中华文化之重任可以说是勉为其难。当你全身心投入之时，就会发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与时下社会那种对中华文化传承所呈现出来的浮浅的世俗狂欢状态大相径庭。惶恐、无助，乃至挣扎之感，不妨用我多年前的旧作《江心浮萍》来抒发一下：

       江心浮萍

       为何我的脚下总是空虚
       左也滔滔  右也滔滔
       回头不是岸

       城市的街道车水马龙
       更大的潮流在岸上涌动
       一张倦怠的脸浮萍般飘泊

       昨夜的栖息像一只鸟
       清晨的散落被钞票用光
       生存两个字咬得很紧
       生活两个字不知道该怎么讲

       江心浮萍
       萍到江心开始思想
       执拗的根须  探不到底
       倦怠的目光  泅不上岸

       …………

       总有一泓清泉注入梦里
       在那遥远的地方  花树之间
       水就是土
       一方温和的玉

虫甬

“旧”文化启蒙运动（双溪楼笔记之三）

陈崇勇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穿汉服、读经书等活动在民间的少数人群中流行开来，作为中国社会部分向传统回归的一种表象，如果只是像一阵潮流那样，流来，又流去，却没有一些更深沉、宝贵的东西积淀下来，那也只是聊胜于无罢了。

       不妨先将中华文化积淀在现今中国不同年龄层次人群中的分布状况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都是以反传统为能事的。1949年以前，经济越发达、文化越开放的地区，中华文化的积淀可能越少。受新式教育的时间越长，文化层次越高的人群，中华文化的有形积淀也很可能越少。到了建国后，由于国家机器的参与，对中华文化而言，几乎是玉石俱焚。时至今日，只能“失礼求诸野”了。倒是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才可以看到一些保存较完整的传统文化生态。）

       以年龄划分，出生在1949年前的人群，如今都七老八十了，他们小时候或许上过私塾，读过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中华文化启蒙读物，中华文化的有形部分在他们身上，或许有些薄薄的积淀；1949后出生的人群，已经很难接触到中华文化典集了，而在1952年开始推行的简化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是一次釜底抽薪的举措（就是说，从此后受教育的中国人在阅读中华文化典集原件时，连文字关都很难过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使整个社会的年轻人几乎成了中华文化的敌人；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化得以复苏，许多中华文化书籍得以面世，这让一些立志于中华文化传承事业的人，有书可看，有事可做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对中华文化而言又是一次无情的荡涤；到了二十一世纪之交，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国学开始渐热，此时也已经是网络时代，有了更便捷的交流方式……

       从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在中国不同年龄层次人群中的有形积淀虽有不同，但都普遍浅薄，而且并非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递增。将中华文化传承的形势简单图示如下：

       还有，影响几代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人民内斗，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批判与揭发”，对中国传统社会那种重亲情、友情的维系方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后遗症影响至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由于独生子女家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四二一综合症”，由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两个大人：爸爸、妈妈；和一个独生子构成的家庭，对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孝道”（继承传统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孝”的表现方式）产生根本性的颠覆；独生子女，独枝一根，使亲情联系无法向横向发展……等等。这些都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当然，这其中可能会有异数，但就总体而言，在泱泱十几亿中国人中，如今已经很难找出几位像样的中华文化传承者。堂堂的中华民族落得如此境地，可悲可叹之余，也引发了沉痛而深刻的反思。

       其实，中华文化和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明之间并没有先前想像的那样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方面的问题。如同处中华文化圈的日本、韩国等国，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不以反传统为能事，而他们国家、民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则远比我们顺畅且和谐得多。倒是中华文化圈的宗主国——中国却产生出许多反传统的“创举”，让人感到痛心和无奈之时，也充分领略到历史车轮的无情与诡谲。

       面对现今的中国社会，中华文化传承状况如此不堪，也想到让将来的人们不再在传承中华文化的问题上重蹈我们覆辙，真希望能够发生一次全面、彻底，持久、稳定的“旧”文化启蒙运动！

       下面不妨再以自身经历为例，粗浅地谈一下对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的个人感受。

       我1968年出生，从小就生长在“批林批孔”文革氛围当中，在我的记忆中，现在仍能哼出的最早的歌曲是“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这种充满了文化毒素的东西在我那幼小的、如同白纸般的心灵里涂上了一层最初的底色，它可能影响了我后来对中华文化的深入。稍大一些时，借来的小人书《三国演义》，让我看得如饥似渴；看了一场越剧《红楼梦》，也感动得不不行；根本不知道有线装书、繁体字等回事……再大一些时，才开始借阅《西游记》《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到了初中时，受风靡一时的电影《少林寺》等的影响，我甚至产生了离校（当时住校）出走的念头。到了高中时，我开始对中华文化中的诗词产生兴趣，并在毕业前有意识地陆续购买了《唐诗鉴赏辞典》《古文观止》《康熙字典》《四书五经》之类有关中华文化的书籍。

       高中毕业后的我，回到乡下当诗人。凭着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一知半解，制订出学习的基本方法：

       读书：阅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古典文学文学著作，遇到自认为好的，就背诵下来；

      识字：把新华字典里的汉字逐个识去，琢磨字意，识别繁简、平仄等；

      抄写：用毛笔抄《草字汇》等，以期掌握行草书的结字、用笔等；

       散步：多在傍晚，沿着山间道路随意行走，或看山看水看夕阳，或思考问题。来了灵感就吟诗，回家后还可能乘兴用毛笔进行书写。

       除了读书、识字、抄写、散步处，我还在做一个颇为独特的《陈诗梦》。受《红楼梦》、《说岳全传》、《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构思出一部以“陈诗”为主角，从书院，到战场，最后上天入地等情节的长篇小说，虽然小说最终没能写出来，但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我旧体诗的创作是有关联的，也使我以“做梦”的方式打开了一条与中华文化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私人通道。

       1988年秋天，我写下了《神女峰》一诗：

       朝发三峡行梦里  烟云上笼玉女峰
       大江茫茫东流去  唯此江岸驻江神
       清歌一路随风远  自语情思诉佳人
       曲曲石径深深路  行行碰雾微微寒
       渐入云中渐无语  更上青山更无言
       未仰山石横当面  匍匐跻攀似不前
       如何云中探玉手  牵我直上碧云间
       怎的蒙蒙不见路  旋身兀坐心茫然
       擎我宏宏志  平生当自强
       岂能低顾语  昂然入云中
       直上八千仞  万里云雾未开边
       登高眺望空化羽  飘飘云气我为仙
       大笑烟云开万壑  长空丽日照高林
       泠泠风激衣  昂扬不可止
       立此高山上  羡彼青云飞
       返身入林中  随心观所遇
       山依杂树争红绿  水枕乱石兼声情
       静时迎风坐流水  闲来高卧清泉边
       岂能山中空度日  往往观望碧云天
       谓我神州龙凤土  龙凤腾飞看来年
       日日独行高山上  山中之气清且寒
       余将诗心寄流水  泉自石出不喜平
       奔流宛转碧峰下  喧嚣直向万里鸣

       此时的我，内心的冲动不可扼止，我看到了旧体诗的生长空间。也就是说，要写出与古人不同境界的旧体诗并非完全不可能，无论是情感内涵，还是表达方式，以及呈现意境等方面都有我们可以探索的地方（当然这还存在着如何言说与界定问题）。

       可是紧接着不久，这种虚拟情境下的旧体诗写作很快就进入了绝境（所谓绝境，当时只是一种强烈的感受，现在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三方面：一是道统的绝境，即由内圣而外王之道，在现实中已没有了实践的途径；二是文言的绝境，即文言世界与白话世界的断裂；三是自然的绝境，即在古人那里，文言语境与自然世界相对和谐，而现代人的存在与自然有着根本的对立，这使得诗中的“我”追求与自然和谐，从根本上是徒劳的。这三个方面的绝境我都无法度过，只好选择放弃），此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在无奈放弃旧体诗创作后，我开始尝试写新诗。徜徉在文言与白话之间，使我真切地感觉到文言世界与白话世界之间的断裂存在着一个历史的伤口，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大约在1995年前后，我逐渐确立了以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为依托的抒情主体（即诗中的“我”），同时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我的思考从寻求“我”存在的理由开始，然后拓展到对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再到认识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等等，问题域渐渐形成。

       近年来，我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书法这个中华文化遗存在现今中国社会中仍生长着的部分，提出了“汉字的综合之美”、“书法的文化重建”等一系列观点……

       因此，我认为，就传承中华文化这个领域而言，虽说也有无数的技艺高超、知识丰厚的工匠、艺术家或专家、学者之类，但如果就情感投入之专注，忧患意识之深度，思考问题之广度等方面进行综合来看，我还是有一些自信的。

       即便如此，当我沉下心来，想要进入意识的深层，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到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情感慰藉”之时，心里依然空落落的，皈依之根没有可能驻扎的土壤。惶恐、焦虑之感始终萦绕心头！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幼年时被先入为主地灌输入那些具有文化毒素的意识，以及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甚至步入社会，我们接受的知识体系是以前苏联或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建立起来的，一旦形成认识主体，中华文化就成了“他者”，人们很难再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即便能够认识到问题的存在，由于无根，所有的感受与思考都成了种在纸上的浮萍……等原因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虫甬

“中华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机制”问题
（双溪楼笔记之四）

陈崇勇

       我认为，在中华文化的传承问题上，有关“中华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机制”是一个十分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所言的“中华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机制”， 不是时下人们所重视的物化方面的所谓“文化遗产”继承问题，也不仅是指知识、技能层面的传承问题，而是颇有几分神秘，类似于宗教信仰传递机制方面的问题。即，精神个体在直面包容自身存在的事物时，所产生的认同与归皈，并由此激发出信仰和使命意识的过程。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是一个民族产生凝聚力、创造力的最终根源所在。下面就进行一些粗浅的尝试（细致深入的研究，待日后有条件时再进行，或烦请有识之士代劳）。

       中华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古人用“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来概括。天、地，即自然，也就是“我与自然”方面的感应问题；君，君主，也就是“我与国家、政治”方面的感应问题；亲，亲情（友情），也就是“我与血脉、友情”方面的感应问题；师，师道，即“我与知识、技能传递”方面的感应问题。

       不妨先选择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一些相关描述（视野所限，如能从史料中考察得出则更佳）作为例子，并结合当时社会的普遍存在状况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

       首先选取先秦时期屈原的《离骚》，这首千古绝唱是屈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可以看成是屈原个人精神求索经历的诗化轨迹。《离骚》的开头是这样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再选取唐朝时期韩愈的《原道》，其中也有这样的叙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在韩愈笔下，有一句潜台词没有说出来：自己就是儒家传统在唐代真正的继承人。因此，可以简单图示如下：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我

       最后选取五四时期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其中对上私塾第一堂课有这样的描述：……我们便对那扁和梅花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在一旁很和蔼地答礼……

       文中的描述可以看成封建社会的末期，中华文化精神力量传递的一种仪式，可以简单图示如下：

       孔子……→先生→我

       从屈原的《离骚》，并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粗略地感受得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天地、君、亲、师”等方面的文化传承情况。在“我与自然”的感应、沟通方面（当时的楚国，是一个祭神仪式颇为盛行的国度，这在屈原的《九歌》等作品中也可以验证），还是处在一种颇为和谐且呈神秘交融的状态；在“我与国家、政治”的感应、沟通方面，文化人的主体意识较强，宏道之志颇有可行之势，因而成就出屈原那种“以身殉国”的精神一直是激励后来的中国人；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且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农耕文明时期，“我与血脉、友情”的感应方面当然十分紧密；“我与知识、技能传递”的感应、沟通方面，随着私学的兴起，知识的普及，“师道”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弘扬，这从孔子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感受得到。

       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机制”总体状况处在相对完善且能产生最大效应的时代，因而中华文化精神得以前所未有的张扬，一种叫作“思想”的东西可以大行其道。也成就了中华文化最光辉的时代。

       到了唐朝时期，在“天地、君、亲、师”等方面的文化传承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我与自然”的感应、沟通方面，畏惧之感已经减退（这从韩愈《祭鳄鱼文》中表态中可窥一斑），对自然的体验方面上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游历、玩赏的倾向；在“我与国家、政治”的感应、沟通方面，随着大统一国家的形成、封建制度的日渐完善，爱国、忠君等观念被统治阶级强化到近乎“愚”的程度，“国”成为一家一姓的私物；“我与血脉、友情”的感应方面，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员流动的增多，亲情之间的维系有所松动，友情之间的维系有所加强；“我与知识、技能传递”的感应、沟通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兴起，“读书做官”这种功利化的意识，对知识的传递起到了一定的离间作用；有必要强调一下，由于受到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中华文化精神力量传递的线索主要已经归结到儒、释、道三家。

       也就是说，到了唐宋时期，中华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方面已经呈现出“渐萎”的端倪，但由于文化流量的巨大作用，一种叫作“艺术”的东西光芒四射，也成就了中华文明最灿烂的时代。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我与自然”的感应、沟通方面，虽然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但在观念意识上，与前人并未有太大的改变，得以完善的只是所谓的“祭天、祭地”仪式；经过朱程理学的传播与文字狱的血洗，可以说是“愚民政策”大获成功，在“我与国家、政治”的感应、沟通方面，似乎成为一种简单互动的关系；“我与血脉、友情”的感应方面以及在“我与知识、技能传递”的感应、沟通方面，已经日渐世俗化、功利化，中华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已经变得简单化、仪式化，呈现出越来越狭小、单薄的状况。从这里也可以窥视出中华文化精神力量传递的逐渐式微的轨迹。

       特别是到了清末，一方面是中华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机制全面萎缩，另一方面是国家民族处在一种危亡的状态下，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从而引发了中国文化史上亘古未有的的大变局……

       用诗抒发一下：

       河流（外一首）

       旋转  飘浮  变幻
       这是我仰望的河流
       像一个母体尚在孕育已把思想种在天空
       于是有风  于是有云
       于是有闪闪烁烁的星星

       阴阳的河流  延绵
          不断地翻出如卦的手掌
       冷暖的四季  轮回
          重新踏过无痕的脚步

       一条河流由仰望沦为俯视
       一面波涛汹涌
       像街头攒动的面孔  明明灭灭

       一面是断流
       无情的裸露
       岸上的脚踏破水底的静谧

       惶惶  置身其中
       当我躺倒身躯
       世纪末的飘浮
       谁储我以瓶
       四周都是水
       充满渴意的睡眠却舔不到一滴

       当我站立起来
       走动的山峰
       一点七米的海拔显得荒凉

       当我放声歌唱
       失语的嘴唇徒有芬芳的翕动

       当我沿河行走
       黄昏的漫步踱进思想的单间
       一篆的香烟轻袅我的视线
       如晷的阴影扫过心灵
       渺远疏淡  由西向东

       一番流水到天上
       无岸的河流以仰望维系它的存在
       时间的马匹以大梦为奔驰

       一些心事埋藏在水底
       一些笑容飘浮在纸上
       我以为是错觉
       静坐的身躯微微撼动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从四周挤压过来
       怕  一个字被轻轻地咬住



       沿河行走

       沿河行走的人  看不到水源
       夕阳斜插过来  入水很深
       并且稍稍弯曲
       在水底最深处的仰望
       天是什么样子？

       河的上游养育了他的前生
       可以肯定
       在他躯体深处  血液的流向有一种清新的律动
       他在寻找想象中源头矗立的雕像
       巨大的阴影覆盖了整个流域
       而他一再的眺望
       望到的只是那日渐萧条的背景

       沿河行走的人  看不到鸟语花香
       透过污染的大气  涂满云彩的天空依旧黯淡
       临岸的土堆高耸千年的崩溃
       鹰的翅膀铸就了目光的巅峰

       浩大的水势在眼前浮动
       有时覆盖额际  有时平静如初
       但决不清澈见底

       两岸加入的歌谣带来城市的废料
       越来越混浊的目光  渐渐地只能看到周身的冷暖

       纵然是语言的两栖  辞汇隔绝如同隔世
       被磨洗的肌肤渐渐生出发光的鳞片
       那些漂浮的泡沫  在思想的表面游弋
       他们自身的轻浮  拒绝了深入
       他们是快乐的

       沿河行走的人  怀抱局促的长矛
       在城市的边缘徘徊
       他的抒情  显得空泛
       他的忧伤  显得做作
       他的怀念
       很远了

       一轮明月升起
       一个梦境打开
       眼前的幻象就是心中的幻象

       舟子夜歌  独坐苍茫的流水
       漫天的飞絮混淆了浮云
       随风生长的心事覆盖了更宽广的水域
       为何？
       在飘摇深处坚持一盏黯淡的渔火

虫甬

思想·基金（双溪楼笔记之五）

陈崇勇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思想”这种东西不受欢迎由来已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了少数几个相对开放的时代，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思想的禁锢历史”。中国更是如此。

       而现今的中国，处在相对开放、且宽松的时代，特别是互联网上，人们的表达相对自由，但依然缺乏思想，这是为什么呢？

       思想，首先是思想者的精神活动。有思想者，才可能有“思想”诞生。

       然而，自古以来，人类中的“思想天才”似乎都很不幸，仿佛老天爷假人间种种的“罪恶之手”来摧残他们（亦或“成就”他们）？进入后人视野的“思想家”，大都是饱受折磨之人；得以留存下来的“思想”，也大都是劫后余生的思想。谁能说得清楚，我们这个世界里曾有多少“思想种子及思想”在他们萌芽、成长之期就夭折了。

       不妨将“思想”的存在状况也设想成是一种文化生态，那么，现今的“思想文化生态”状况到底如何呢？

       我在《双溪楼笔记》（之一）中曾认为，未来中国真正的思想者必须做到：1、挣脱数千年来精神个体对政治势力的依附；2、摆脱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从；3、逃脱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精神个体的合围。这三种势力象三座大山，更象三个黑洞，无情地吞噬着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个体。

        因此，在现今的中国，真正“思想者”的存在也许已经比大熊猫还要珍稀得多（几乎让人怀疑是不是已经绝种）了，确实到了需要扶持的程度。说“扶持”，这好像有些矛盾，其实不尽然。虽说“思想”这种东西通常需要建立在具有自由、独立的精神人格的基础之上。但“思想者”的生存，也是极其现实的生存问题。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的那些“思想家”大都游说于诸侯间，“游说”亦是“游食”。即便是马克思，如果没有恩格斯的大力资助，恐怕也难完成《资本论》这样的巨著了。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文化、艺术门类与经济接轨也相对比较容易了。只是那号称“精神之花”的哲学、思想之类东西最不来钱，而且要超越一时一地一些人群的存在（当然也就有了产生冲突、甚至罹祸的可能），所以倍受冷落。

       思想在民间。特别是“思想种子”在民间。像那些体制内的所谓专家、学者，尽管他们占据着大量的社会思想资源，但通常也只能产生一些“常识”或“御用思想”。而存在于民间的思想始终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中。

       假设“思想种子”在自然人群中的播种率为万分之一，而成长淘汰率也为万分之一，那么，“思想种子”在自然人群中的播种是很难干预的，如果没有思想的种子落入心田，无论怎样浇灌都是白搭。而当思想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后，有怎样的后天生长土壤则成为关键。在这个阶段是有可能进行适当的扶持的（“思想”也要有一定的自由生长空间。这里所说的生长空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形的生活空间，有适度的闲暇才可能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另一方面是无形的心灵空间，没有过度沉重的精神压力）。

       付出劳动，取得报酬，天经地义。

       给老板打工，老板支付薪水；为利益集团服务，利益集团支付报酬（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而真正的思想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是受益的人群广泛地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所以很难收取到现实的回报。不仅如此，思想的尖锐性还可能触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可能遭受到打压与迫害。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只是以往社会的这种提供给思想者“资助”的方式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在现代社会这种所谓物质、金钱极大丰富的时代难道就没有一种更好的“扶持”思想者生存的方法呢？

       我想是有的。

       可以借鉴如今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各类基金的运作方式，成立“思想基金”。这是一种“自由、纯粹”的基金，它的背后没有一只操控的利益集团之手。

       对于奉献者而言，把基金的运作看成是上天假自己之手向“为全人类历史工作的人”支付报酬，因而没有私心；对于获取者而言，把它看成是自己在为“为全人类历史工作”领取薪水，是理所应当，因而也不需要感恩。

       当然了，这样的设想可能还只是一种理想！

       但是，谁能说得清，既然有了理想，又何尝没有实践的可能呢？




       再来一个寓言：

饿死活该

       一枚鹰卵不知何故落入了一窝鸡蛋中被孵化了出来，于是鸡舍里就有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家伙：不擅长刨食，经常望天空，还敢翻白眼。

       有一回，一只自以为太阳是它们叫唤出来的鸡界泰斗语重心长地开导说：这是鸡的天下， 要守鸡界的规矩，歌唱是第一要务，明白吗？

       翻起一阵白眼。

       还有一回，一只善良小母鸡看到拳缩在鸡舍角落瘦骨嶙峋的家伙，不无同情地劝道：嗳，老兄，这里是鸡舍，不要眼望天空，刨食最重要。

       又翻一阵白眼。

       ……

       终于，鸡舍角落的鹰尸体遭到全体鸡们的唾弃：

       呸——饿死活该！

虫甬

思想 •  生态（双溪楼笔记之六）

陈崇勇

       有适合于思想种子生存的土壤—→才可能有思想种子的萌芽—→有思想的种子的萌芽才可能产生思想者—→有思想者的飞跃—→才可能诞生思想家。

       他们的存在关系像一个金字塔：
  
       而一位真正的思想家的诞生则会催生出一个富有造性的思想体系。当这种思想体系传播开来并流传下去，所产生的影响则不可估量。

       这样说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传统可能产生的思想家也不会太多。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才曾产生过思想家群，并开创了中国后世各种思想流派的先河。再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就只能间或零星地产生一两位思想家了。

       不妨对先秦的思想家的产生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他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礼乐崩坏、社会动荡、文化大融合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样一个“礼乐崩坏”的时期，旧有的文化秩序对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能力空前削弱；诸侯纷争，群雄并起，给各式各样的人才成长、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带动了地域文化的空前融合；在这样纷乱的时代，人们都有希望社会、文化的有序回归的需求。等等，这些都给思想家的产生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文化土壤。

       思想，说到底是一种对世界宏观、整体的把握能力。这种能力是如何获得的呢？不能否认“天才”的存在，就好像有些人天生对音乐敏感，可能成为音乐家的概率比常人要高出若干；有些人天生对语言文字敏感，成为作家的概率要比常人高出若干。同理，有些人天生具有比常人更敏锐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这就具有了成为思想者的潜质。

       考察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产生，不难看出，并没有所谓专业的“思想家”，思想家都是业余的，而且很可能是由一些具体领域里的高手转化而来。这可以从诸如庄子高超的文学造诣、墨子精湛的工匠手艺等现象中略窥一斑。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所能看到的资料太少，而且多是已经成为思想家后的记录，所以很难推究。

       好在还有一位思想家的生平资料相对丰富些，那就是孔子。前几年，我曾认真阅读过《论语》（如果将来条件充许，还可以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思考了一些问题，诸如：礼、乐、诗、书、数、射、卸，孔子能够掌握这么多种技能，他所达到的高度究竟怎样？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这些相对抽象的内容与游于艺这个具体的实践的关系如何？“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是不是可以看成是孔子思想境界产生飞越的两个阶段的隐喻？等等。

       从这中间也可以隐约地看出，由思想者成长为思想家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在具体领域中的实践很快就能达到较高的境界；二是需要完成对具体领域的超越。如果把世界比作大地的话，那么具体的领域的高处则像大地上一座座隆起的山峰，而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把握，就只能是在空中俯瞰，所以我把思想比作在天空中翱翔的鹰（这与杰出的政治家颇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不同处主要是，政治家把握的是现实，而思想家把握更多的是较抽象的历史纵深）。这一只鹰，它有着相当沉重的肉身，它的第一次起飞，不可能在平地，而是在高处。垫脚处或是高枝，或是悬崖，然后凌空一跃，完成自身存在份量的承载由双脚向双翅转移；自身活动领域由大地向天空的转换……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在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社会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由先秦思想家产生并流传下来的那些思想体系，已经足足主宰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长达两千多年，其中只有佛教传入中国可以算是一种局部的文化融合，而且是被纳入到中华文化大格局中的文化融合。

       而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文化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以往那些能够维系整个社会存在的思想体系已经崩溃，迫切需要产生一些新的、更加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来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而这一百多年来，我们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主要办法都是靠引进和移植，作为权宜之用也可，但作为长久之计则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创造。

       我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文化仍处在没有原创、少有创新的二流文化况状，对于这种社会、文化存在形态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果无法诞生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新思想”并围绕它形成新的“文化之核”，就很难再有真正核心的文化凝聚力与创造力。那么，作为一个具有13亿人的族群，当然可以庞大而远久地存在下去，但也只能永远充当文化跟帮的角色。

       其实，只要稍稍深入一些，我们就不难看到自己的贫乏，在精神领域，我们只有“权”而没有“威”，更没有上帝。用一个普通的比喻，可谓“一盘散沙”；而用恶心一点的比喻则像“一大群蠕动在物质欲望层面的蛆虫”。

       所以，时代期待着“新思想”的产生！而“新思想”的诞生首先是在真正的思想家那里孕育。问题又回到开头，在现今社会条件下思想家如何得以产生？

       在古代，由于世界相对较小，且单纯，几乎可以说整个世界是在精神个体相对可能的掌握范围之内（如孔子对“礼、乐、诗、书、数、射、卸”等方面技能的掌握都达到很高的境界）。而在现代，由于世界已经日益庞大且复杂，每一个精神个体只能在极个别门类的技艺上做到有较高的造诣，所以精神个体已经无法掌握整个世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人间的各种领域里的境界高度并没有增加，但知识、技能的堆积越来越庞大，就好像一座山峰，它的高度并没有增加，但它的体积却越来越庞大，坡度越来越平缓，在这种山峰上攀爬的人，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都耗在了漫长的路途中，而且其间是没有可供思想者凌空一跃所必需的高度与空间。

       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所谓的“自古华山一条道”，这“一条道”实际上只是一条凝聚了前人无数的智慧与辛劳而开辟好并得到了广泛认可的“常道”，或许可以称作“知识的旅游路线” （就好像攀登珠穆琅玛峰，除了前几拨人可以算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如今早已转化成一条高级的旅游线路）。我想，应该还有另一条“非常道”，也可能达到相同或相近的高度，只是因为行走的方式及路线不很相同，“常道”所见的风景也可能会被错过，很容易被看成“异端”，因而极具风险。

       好在思想者对具体领域的攀登并目的并不是所谓的征服，而是为了得到一个适当的高度与起飞的角度。因此，或许可行的方法是：不行常道。不行常道，则意味着独行时无法获得世俗目光的认同，只能只身前往……

虫甬

思想·魅力（双溪楼笔记之七）

陈崇勇

       据记载，两千多年前，孔子在一班学生的簇拥下到列国周游，劝告各国诸侯施行仁政。所到之处又是开办杏坛讲学，又是谒见政要，因而倍受关注，与现今的明星很有一些相似处。至于“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样的话，大概也出自千年之后，宋朝的一个孔子超级粉丝所言。

       那么，像孔子这样照耀千古之“明星”与今世闪烁一时的明星有那些不同呢？不妨做一些简单且粗率的对比。

       首先是产生魅力的根源不同。孔子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思想的魅力，何谓“思想”？说到底是一种对世界整体、有效的把握方式。“思想”或者思想家的魅力都具有“间接、简约——丰富、逾久弥深”的特性。也就是说，除了与思想家同时代，并有机会直接接触的人才能有幸亲炙其思想的光芒外，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只能从蕴藏在典籍中的文字来间接感受。承载思想的文字是很简约的，而它的丰富内涵随着研读的深入及生活阅历的增长而逐渐深入。相对而言，是一个由理性的接受，再到感性的不断丰富的过程。思想的魅力更主要的是散布在历史的长河中。思想的魅力需要你仰起头来才可能看得真切。思想的魅力还体现在，当你的人生、艺术追求处在一种强烈困惑与矛盾的状态下，这时，一种思想像一道闪电一样照亮你的心空，让你豁然开朗，从而确立了信仰，明确了努力的目标与方向。然而，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而时下那些当红明星的魅力主要是来自感官的刺激，具有“直接、生动、随时递减”的特性。也就是说，无论是歌星、影星或体育明星之类，他们的表演技艺都会在第一时间内触动你的感官。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触动，这种触动往往经不起理性精神的检验。

       历史上曾有多少杰出的表演者，因为声像资料的无法保留而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而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使得音像信息得以广泛的传播与长期的保存，这是时代之幸，也是当代从事表演艺人之幸。即便如此，而人都只能是生活在当下，对过去的事物往往只能采取最简约的记忆方式——文字概念（当感兴趣或需要时，则可以通过阅读、翻看等方式来丰富）。当时过境迁，那种文化氛围不复存在之时，甚至是让一代人感动的东西，在后人看来，也会觉得很陌生。

       二是自主性、独立性的不同。思想或者思想家的自主性、独立性极强，从没有听说哪一种思想或哪一位思想家是在某种势力的操控下产生的。倒是看到许多的思想或思想家遭受到种种强大势力压制或迫害的例子（当然也可能会被后世的统治者所利用）。因而，新思想的产生，虽是出自时代的呼唤，而思想家的产生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则一定会在历史长河中产生巨大的效用。而思想家本人，则可以成为步入历史的伟人。

       而所谓的明星体制，其实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由利益集团操控，现代传播方式支撑，大众消费等一系列环节共同构成。明星只是其中最具噱头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名利双收的行当。这其中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自主性、独立性”可言。

       三是影响的对象及产生作用不同。像孔子当年的追随者，除了普通民众外，更重要的是那些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如乐道安贫的颜回；勇敢忠诚的子路；能言善贾的子贡等等。这些学生都在孔子影响下完善了自己的本领，并在各个领域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后世的追随者中成为一代雄杰的也不计其数。如今的明星最容易吸引的就是少不经世青年，被吸引者需要付出他们的钞票及热情，才能获得生理及心理上的满足。至于产生的效用，就很难说了。

       ……

       这样一通对比下来，自己也知道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觉得当下的明星像一些不停绽放的烟花，长时间地占据着人们仰望的天空，以至于忽视了那些在夜空中持久闪烁的恒星。所以写下了这些文有感而发字，聊胜于无罢了。

虫甬

人类，真的不能再这样折腾了！
（双溪楼笔记之八）

陈崇勇

       看完奥运会开幕式的当天晚上，我就有话想说，但是忍了！

       直到第三天凌晨的三点多，在一个有关奥运会的帖子里，我才随手回了这样几句话：

       奥运会，省省吧！

       举国皆为奥运狂，我也不妨泼一瓢冷水。

       十几万吨钢材建成的“鸟巢”，到数百万人的聚集，再到无比豪华辅张的开幕式，奥运会已经成为人类越来越膨胀欲望的代表性事物，而所谓的体育、文化、科技都已成为一种“帮凶”，这可不是一个好的趋势，因为人类的种种行为最终都要落实到对地球有限资源的消耗上。像那种被叫着“黑色血液——石油”的东西，地球几亿年的积淀，也只够人类几百年的消耗。

       所以，我说：奥运会，省省吧！

       随后，我将这几句话做成一个帖子，放在自己的博客和个把专业论坛中发表，应者寥寥。我又想，都是全世界的奥运会了，应该需要、也充许有一些异样的声音吧！于是，我尝试着将此帖放到一些大型网站中与奥运会有关的栏目中发表，没想到帖子不是通不过值班编辑的预审，就是在发表后的第一时间内被删除。这一瓢“水”，还没能泼出去，却将自己浇了个透心凉。真TMD憋屈！

       事情过去一个月了，还是在电视中，我看到一个介绍奥运会中科技含量的节目，节目里面介绍了“篮球场地的地板有几层”，“足球场地的草皮是怎么回事”之类，最让我诧异的是为了建设与维持“水立方”中的那一池水的纯净及整个空间的恒温、恒湿，可以算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从建设“水立方”这样一座建筑面积近8万平米的场馆，外部钢结构为满足那种不规则气泡安装进行的高难度焊接，需动用来自全国的300多顶级焊工，用了10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此高技术含量的大规模作业，据说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个奇迹）。到把3000多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最大直径一个达到9平方米多，最小的一个不足1平方米的“气枕”，安装到表面覆盖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又堪称世界之最。再到“水立方”内部游泳池的安装和维护，游泳池是按照现行FINA标准设计，在后台需有一个庞大的系统才可以维持正常的运作。在池水循环过程中，要经过经毛发收集器去除毛发及大颗粒物质后，进入石英砂过滤器，去除悬浮物、色度。过滤出水进行臭氧氧化消毒，经反应罐后进入活性炭罐，滤后水进入换热单元，采用分流加热，经过板式换热器的水与未被加热的水充分混合，池水在线采水管处设温度监测点，用于调节热媒量，从而达到控制水温的目的……等等，可谓高标准、严要求。总之，池中之水始终都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这其中需要花费多少的人力、物力，真的可以这样不计成本吗？要知道，在中国，还有多少人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

       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是只在这一两处游泳池之类的地方，而是人类的骄奢淫逸之风日盛，已经蔓延到了各个领域的每个细微处！

       所谓的奥运标准，其实就是建立在那些首先发明并享用工业文明成果、先阔起来的欧美人士对运动场所所提出的苛刻要求，并成为一种标准与时尚，让全世界想阔的人群去疯狂追逐！

       据报道，此届奥运会的总开销已经接近三千亿人民币！三千亿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全年用在农村教育经费的总和，堪称史无前例的面子工程。有谁真正计算过，此届奥运会总共需要消耗的自然资源是多少呢？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每天都在受到强烈的物欲的刺激。且不说那电视屏幕上每天都在向大众灌输奢侈消费意识的那些充满诱惑性的广告。就连那所谓的“艺术”也不是省油的灯。据报道，在2007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的中心门外，压路机碾压33吨苹果的行为艺术竟然得以实施，并且“声名远播”。真TMD无耻！竟然可以打着艺术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干这样暴殄天物之事！到底是人类的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人类，真的不能再这样折腾了！

       随着人类所谓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的欲望也随之日益膨胀，如今已经呈现出全面爆发的态势。就宏观而言，人类群体人口数量的日新月异（1804年世界人口只有10亿，1927年增长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达到60亿）；城市像煎饼一样越摊越大；就微观而言，每一个人类个体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也越来越多，对每一件具体事物追求的标准越来越高，细节越来越完美……要知道，这些最终都是建立在对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的基础之上。

       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资源越来越枯竭，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物种的灭绝越来越迅速……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在这里就用一一列举了。

       其实，奥运会所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也是很可疑的，从根本上说已经违背自然规律的。并且在政治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使原本相对单纯的体育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异，像那种所谓对人类身体潜能极限进行的挖掘机制，已不是一种对人的体能极限的自然发掘，而是一种对人的体能极限所进行的无情压榨，在这种机制里人已非人，只是获取荣誉、地位、金钱的工具和手段而已！这与人类对数百年来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榨取是“异曲同工”的，用不了多久也就会到了尽头的！

       与之相似的所谓“可持续性发展、不断地提高人类整体的生活品质”之类的目标，也很可怀疑的。只是尚不知道地球资源对人类不断膨胀欲望支撑的极限在哪里？是否会发生全面性的崩溃？

       我一向认为，现代人类社会、文化所面临的最根本的矛盾就是，人类存在（欲望）的日益扩张与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人类的这种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已经对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存在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最终也将反作用于人类。

       更为可怕的是，作为地球上生命存在的“独裁者”——人类，既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可以制约它的“胡作非为”，更丧失了一种内在的心理制约机制。

       生存在十世纪的人类，尽可以很真诚地认为：“自然万物因我而生，为我而存。”取舍与否皆从我的意志！因为那时的人类数量还不算太庞大，生产力水平也有限，而且那时的人类心中皆有“神明”，都相信存在着一种外在的神秘力量可以制约人类的一切“不轨”的行为；

       而生存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再如此天真地持：“自然万物因我而生，为我而存”的观念，则显得荒谬。实际上，人类对自然万物的占有权及支配权的观念从本质上遵循的是一种类似于“强盗逻辑”的东西，因而从某种角度上看，如同“原罪说”里的“人天生有罪”，确实很有道理了。只是如今这个“罪人”的欲望已经膨胀到了类似于上帝的存在，好像已经不可救药了！

       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意识到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整体追求方向是可耻的，但那时也许已经为时已晚了……

       嗳，这样不合时宜的话说多了也无用！

       还是把我曾经用文字为人类的欲望画的一幅漫画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吧：它的上嘴唇顶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地球似乎只是浮在唇边的一丸，它傲慢的脚已经踏上了月球，贪婪的手正伸向火星……

虫甬

以下文章尚未完稿，先开一个头：

“忧患意识”问题（双溪楼笔记之九）

陈崇勇

       有关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忧患意识”在中华文化精神力量传递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中国社会自古就没有产生过像西方社会基督教那样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佛教、道教似乎不够纯粹，更没有滋生一种能与世俗皇权相抗衡的精神力量)，那么，文化人得以超越世俗、安生立命之精神力量从何而来？


     …………

虫甬

思想·境界（双溪楼笔记之十）

陈崇勇

       “思想”是有境界的，自然也有高低之分，思想的境界可以相对分成“博大”与“深邃”两方面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