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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daxiaO

【解读经典】----白砥教授《书法空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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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09: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用笔方劲,结构拙朴类
    汉隶多用圆笔,但少数碑刻则以方代圆,构成汉隶用笔的另一道景观。有人以为方笔的产生乃刀刻的作用,其实并非尽然。譬如《张迁碑》,大多数起笔用方,转折用方,甚至有些收笔也用方。但其中少数的圆笔也很自然,如“己”、“迁”之横捺及一些雁尾(图38)。可见刻手并非不能圆,而是因为书写时即用方笔。《张迁碑》的结构不同于一般汉隶,较少程式,敦厚中有拙朴相,在隶中独树一帜。另有《张寿碑》结构亦多不拘一格,但与《张迁碑》相比又稍觉正规。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09:2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线条圆劲,结构宽疏类
    与《张迁碑》的方折沉厚相反,汉隶中还存在《石门颂》一路的书风,其线条圆细而涩,横捺、雁尾不明显,结构疏松宽和,而神态飞动,气势逼人。另有《杨淮表记》等与《石门颂》类似(图39)。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1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上数类,皆隶定后的风格隶书。而作为隶字的标准体式,第一类无疑比另几类更能体现“精而密”的本质特征,也正是鉴于此类隶书的精密,后世皆以其作为基础学习的楷模及取法对象。然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我们却发现,另三类正是由于精而密的不足,造就了结构的自然情致及点画的丰富多变,如《张迁碑》、《石门颂》字形的大小、扁长、方圆对比性很强,结构上下、左右偏旁之间的关系既奇特又天然,点画形态千姿百态,线条曲动而内含。《景君碑》隶中带篆,使点画既有隶之起伏波挑,又有篆之中含婉通。后三类比第一类显然更具古朴、古雅、自然的审美特质,这些特质比之“精而密”,或许更能让人回味无穷。
    东汉至南北朝,隶向楷过渡,而仍可归为隶书者尚有一些碑刻,如《爨宝子碑》、《好大王碑》等,结构简洁奇拔,线质沉郁,可与《张迁碑》并美。南北朝后直至清代,虽也有书家涉足隶书创作,但大多为程式化较强的刻板书,成就难以达到汉隶水准。清代随着碑学的兴起,出现有一批隶书家,寻根于汉魏南北朝,并有个性发挥。如果说清篆的创作一方面未能使探索作品得以成熟,一方面受制于斯篆的格式化的话,清隶则正好相反,其探索作品得以大成,而规范隶书则不成气候。这或许是清人离汉人近,见到的碑刻多,离篆书远,多只能以小篆为基础的缘故。清代隶书家如郑(1622-1693)(图40)、金农(1687-1763)(图41)、邓石如(1743-1805)(图42)、伊秉绶(1754-1815)(图43)、陈鸿寿(1768-1822)(图44)、何绍基(1799-1873)(图45)、杨岘(1819-1896)(图46)、赵之谦(1829-1884)(图47)等皆有个人独特的创造,而取法乎上,气息多古朴纵横不拘成法。从清代隶书创作的成功看,把隶书美仅仅局限于“精而密”,只是从隶字标准化的角度审视,
而没有上升到对立面相反相成的高度,诚难以成为隶书审美的最高准则。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10:1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草书
1.流变
    历史上的草书,概念是极为含混的。也许我们说,在文字一开始,草书便已存在。因为实用的手写并不一定都“毕恭毕敬”。在龙山文化时期,在我们现在尚未能释读的文字中,便有潦草的字的存在了。如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考古发现的一件陶片,上有十一个刻画符号,便是如此(图48)。相信甲骨、金文时代都有草篆的存在。而篆向隶过渡的同时,草化也在进行。所以,广义的草书包括草篆、草隶、稿草、章草、今草、行书等,而只有当草化的字形成一种特殊而固定的写法时,才始有狭义上的草字的出现。
    狭义上的草书有章草与今草两种。笔画潦草的隶书,在汉以前便有,西汉时已很盛行,而草字的规则也慢慢在此期开始出现。如居延出土的一批汉简,其中的纯粹草字便有不少(并不是潦草的缠带,而是省简笔画,具有规则或习惯的连带)。所以在汉代,篆、隶、行、草夹杂在一起是日常书写的一个特征,因为此期篆字尚未淘汰,隶书正在形成,而趋急又使用笔连带,具有行意,某些字的草化已成一定的习惯方式。但在竹木简中,纯用草字的并不多。
    可见,将几种混杂的偏于草化的竹木简书称为章草并不合适。而很有可能在此时有很认真书写的、但结构已完全省减的规则草书的存在,而这种规则草书除了草字中的点画有连带外,字与字之间并不牵连,而且,字形大小一致,许多笔画保留隶之燕尾形态。赵壹《非草书》中所说“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30],这“难而迟”者可能指的是那些具有固定规则的草书,而不是隶草,这种草书大概就是世传《急就章》之类,或许这便是章草的形式。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10:39 | 显示全部楼层
今草包括行书与草书。今草的出现,并非一定在楷书之后。由于章草在楷书之前已经存在,而随着日常手写体中隶书波磔的减少,笔画之间更加连贯,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今草。如1985年在沧县发现的一块汉朱书砖,上书文字已是明显的行书,许多笔画变隶书的波磔为顿笔,倒很象由楷而行书的。宋刻《淳化阁帖》中有张芝《冠军帖》,则是完全的今草书。隶书的楷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草书的用笔摆脱隶书的束缚。可以说,今草与楷书是在同一过程中衍生的两种字体,恰如隶书与隶草是在篆书的快写中同时产生的一样。但楷书的定型与发展,无疑又影响着今草的发展。
    由于中国地势辽阔,加之古代交通不便,国家王朝更替不断,以致书法的发展并不能同步进行。譬如说,在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些书家那里,楷书、草书或行书已完全成熟,而在其它地区或民间,隶书还在逐渐地向楷书过渡之中。所以,今草的产生与普及在时间上有较长的间隔。而且,由于连贯的草书反而导致了难认,以致不实用,最后书写者的圈子越来越小,仅局限在某些书法家之内。而多数的手迹,便是行书,或行书中夹带草书。
    在东晋的王谢家族中,行书与草书已完全走出隶书的束缚,而且,表现力已相当丰富。但在民间,手写书迹一般仍带隶意,并一直沿续到南朝,甚至唐初(唐代有些写经仍存隶意)。
    在草书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某些书家的加工与表现,出现随意连带,世称“一笔书”。“一笔书”再发展至极,以致恣肆放纵,便成“狂草”。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10:54 | 显示全部楼层
2.草书本性:流而畅
    虽然章草字字分别,而且某些点画带有波磔,但相对于古文字或隶书,却已有了许多的流动特征,如笔与笔之间的牵带。即使有的点画是断开的,通过笔势,仍旧具有了连贯性。今草比于章草,连带性自然更加突出。章草往往将一些繁复的结构以点替代,如“延”为“★”,“道”为“★”,“诸”为“★”,“疆”为“★”等,以此省减笔画。而一些具体的偏旁,则有相应的简化连带方法,如“月”为“★”,“纟”为“★”等。今草则将章草的点又连成笔画,如将“★”写为“★”,“★”写为“★”等,线条的特征更为强烈,以致构成草书的本性——流动而通畅。
    狂草比于今草,其流畅的笔画扩张到整个篇幅,即字与字之间也完全连带起来,并且在运笔速度上更加快捷。
    在字形上,章草大小一致,一字一格,基本呈方或扁形,在隶楷字形之间。今草则没有定式,有大有小,有正有欹,有方有圆,有长有扁,结构一般错落有致。而狂草形态更无固定,而且有的甚至打破行距,左冲右突,线条的时间特征最为明显。
    但不论是章草、今草或狂草,都具有一定的用笔与运笔的规则。狂草看似无拘无束,一任自然,却要求更高的技巧与功力。我们看张旭、怀素的狂草作品,用笔的转承起伏,字与字之间的映带牵连,以及波动的线形态的丰实强劲,均非常人可为。在快速流转之中体现规则,这是狂草的最大特点。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12:22 | 显示全部楼层
3.草书难于严重
    在隶草时代,文字书写是为了趋急。章草与今草虽也不免有趋速的功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有追求美观的目的。如果说,汉简隶草或草书多少带有用笔的随意性——线条转折处多偏锋,圆弧过多;起收笔不具法则,包括起笔有时露锋,有时只是一点带过,收笔多重滞,形成明显的粗糙的雁尾;有些竖画肆意重压,形成难看的拖尾;运笔既无篆之婉实,又无隶之精密,多顺势滑过,那么,章草的起、运、讫笔,包括转带,相对较为严格。而至魏晋的大家,行草已具有极强的法则。唐兰先生谓唐代狂草已失去草字的意义,而完全变成艺术,其实早在魏晋、甚至更早,草书的书写已超越实用趋急的功用,而蜕变为一种纯艺术的表现了。
    草书以使转为方法,造就本性的通畅。虽然在其表现过程中,一些草书大家仍不失法度的把握,但其连带的过程,难以改变快速的惯性作用。故许多草书的形态表现为一味的使转与圆圈,而少方折、顿挫。拿二王相比,大王多方折顿挫,小王多圆转,但小王仍能把握使转的变化。唐人之中,张旭、怀素已多圆转少方折,而张旭的圆转形态似比怀素丰富一些。唐代流行的连绵草及宋、元的“游丝草”,皆一味地通畅,已趋俗态,而且,因追求通畅而使线条力度减弱,成为轻滑。这便是因本性而本性,最后走入了极端。故东坡讲“草书难于严重”,孙过庭说“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31],正是看到了其本性的弱点,而求创作时补救。
    旭、素之后,有宋一代黄山谷草书汲旭、素之长,在结构上多有理性的参差处理,有些线条甚至一波三折,缓解了狂草的一味纵横,然其圆和通畅之势依旧占主要比例,使其整体性显得单一。晚年的《廉颇蔺相如传》因体弱多病,笔力较之其它作品明显减弱,显浮滑,力不从心。米芾用刷字,图用笔爽捷,其草比晋唐名家已下一个档次。元代世风日俗与弱,惟杨维桢融篆、隶、章草意于行草书的创作,且能行能留,结构大小正欹不一,新意中有古意,但于元代时风不合,地位不及赵孟★。明初有草书,然章草只是简单仿古,大草则多连环,通俗而不耐看。明徐渭草书线质凝实,但使转形态单一,显得凌乱。明末清初诸家,气势不俗,笔力也劲,但结字繁复,难有古意,倒是八大山人用笔凝涩,结字简质,线条颇有篆籀气,但大字力弱。清中期书家中有杨州八怪之一黄慎善草书,然其用笔缺少书意,不足观。金农小行草倒是古涩可爱。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12:40 | 显示全部楼层
晋人作草,有隶书的基础,故能得遒劲。唐人离晋人不远,笔力尚存。宋始而笔力渐弱。宋人及宋以后作草,大多不再是由隶而草,而是由真而草。而真书在宋元几经变迁,已不存古意,而以两端形态为美观,中截则多一带而过,成了空架子。以这样的真书写行草,草自不能中实。故包世臣《艺舟双楫》提出了著名的“中实”说[32],
其与吴熙载的一段问答,也颇为精彩:“问:自来论真书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前人实之以笔画近似者,而先生驳之,信矣。究竟篆分遗意寓于真书从何处见?”(答曰):“篆书之圆劲满足,以锋直行于画中也;分书之骏发满足,以毫平铺于纸上也。真书能敛墨入毫,使锋不侧者,篆意也;能以锋摄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涨墨而篆意湮,有侧笔而分意漓。”[33]真书能得篆分遗意,以真而草者自然有篆分古意,而能质,而能重。清代碑学的兴盛,无疑对草书的创作与审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清代中后期的书家,如邓石如(1743-1805)、伊秉绶(1754-1815)、何绍基(1799-1873)、杨岘(1819-1896)、张裕钊(1823-1894)、赵之谦(1829-1884)、杨守敬(1839-1915)、康有为(1858-1927)等书家的草书,皆从篆隶中汲取营养,得其凝重古质,得其奇崛天真。而这些书家,不仅具有高深的眼力,有对碑学的深刻认识,而对晋唐以后至清初的墨迹书法也有备于心手。数相呼应(眼识、碑、帖),必至大成。且看他们对书法的认识及他人对他们作品的评价:
    包慎伯评邓石如:“怀宁篆、隶、分已臻绝诣,真书虽不入晋,其平实中变化要自不可及。唯草书一道,怀宁笔势固如铜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34]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评山人草书为“野狐禅耳”,自是马氏不能识得自篆分而草,而只知以真书入草或袭以晋唐而相传也。
    比邓氏稍晚的伊秉绶,为清代隶书高手,而其行草,能以分隶之实,篆之婉通入之,得宽和静穆。其曾自评:“方正、奇肆、恣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手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忘拙。”[35]虽言之所及为隶书,然于其行草也未尝不是如此。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13:46 | 显示全部楼层
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集》:“颜鲁公与素师论书,谓:‘折钗股何如屋漏痕?’屋漏痕者,言其无起止之痕也。顾唐贤诸家,于使转纵横处皆筋骨露现。……”[36]以此语见出何氏眼力之高。何氏篆隶固非如伊氏静穆,但对其行草的影响同样很大。而其师法鲁公,也正是着眼于鲁公之书雄穆。何氏还有题《争坐位》诗句曰:“呜乎宋元来,几人解此道”[37],正是点出了宋元以来行草书之离篆籀气日益遥远的现实。
    赵之谦以篆而隶,以隶而魏楷,以魏楷而行草。其隶、楷虽不免有媚相,而其行草以奇逸参差,正好补了隶、楷的正,而笔力之重,法之严,势之动,为碑学复兴以来行草书融碑、帖最为成功者之一。马宗霍评:“作北魏最工,用笔坚实而气机流宕,变化多姿,极为可贵。”[38]赵氏有论书云:“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必执笔规★,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39]。这或许是赵之谦之所以如此钟迷
于六朝古刻并以此入行草的最好解释。
    南海康有为先生行草,更以倡导碑学而得气古厚。其《广艺舟双楫》,虽不免有偏执之处,但实在的观点可见不少。如“提笔婉而通,顿笔精而密,圆笔者萧散超逸,方笔者凝整沉著。提则筋劲,顿则血融,圆则用抽,方则用★。圆笔使转用提,而以顿挫出之。方笔使转用顿,而以提★出之。圆笔用纹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瘘,方笔不翻则滞。圆笔出以险,则得劲。方笔出以颇,则行骏。提笔如游丝袅空,顿笔如狮狻蹲地。妙处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或笔方而章法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40]康氏这一段语录,可谓着眼于对立面反向统一。以此语录观照草书审美,在其通而畅的本性中,正需要有“严而重”的反向要求:“学书行草置从何始?宜从方笔始。以其画平竖直、起收转落,皆有笔迹可按……”[41]“侧之必收,勒之必涩,啄之必峻、努之必战……”[42]等等。
    近代以来草书家,其行草书得“严而重”者,数沈寐叟、徐生翁二位体会最深刻。盖篆隶得“严重”易,行草得“严重”难,行草性本活,故难焉。吴昌硕《石鼓文》严重,而行草则方而燥,自是《石鼓文》古质圆融之法未尽入行草,故而气局短促。李瑞清尚碑,尝以篆隶法作行草,但悟解表面,终至陋弊。李叔同早期习碑,出家后适于清淡,运笔轻灵,固然不流畅,但亦不严重,似在两者之间。另有马一浮、胡小石、刘孟伉、陆维钊等,皆重碑而以碑帖兼通入草,气势咄人,但严而重不及沈、徐。林散之被称为一代草圣,其在通畅基础上得线之古涩,此他人所不及处,但使转多顿挫少,“重”度受到一定影响。
 楼主| 发表于 2009-7-9 09:14:1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从沈、徐二位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行草之“严重”,可分解为几个方面:
    a. 线质古涩而凝重;b.结字险而又正,每字上下左右互为牵制,不可置换;c.使转圆中呈方、方中有圆;d.结构简洁拙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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