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白砥教授《书法空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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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线条粗重非一定古涩。古涩者，质之严密而疏松也，如万岁枯藤，如锥画沙，如屋漏痕，此即为篆籀之气，为六朝以前古意。粗重而不致古涩，皆因用笔重而用力单一所致，若一味用刚，便致燥。只有刚柔相济者、润涩相间者方能古。而所谓刚柔相济，润涩相间，非一处刚，一处柔，一处润、一处涩，而是刚中皆柔，柔中皆刚，润处皆涩，涩处皆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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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结构谨严。沈、徐两位得线条古质的同时，结构奇中有严，每字起、讫笔一丝不苟，从不敷衍带过。结构上下左右团结如一，关系紧密，每字既是独立的，又是整体中的一环。现时多认为结构正者为严，如唐楷。唐楷正则正，却不与它字发生关联，此一字之正。但正不一定就严，若正即是严，那么现在的印刷体要算是最严的。从通篇布局，字字方正，恐不能得严，而得板。字与字之间、笔与笔之间互相牵制，不可轻易更换，此才是严，而若换个位置都无妨大局，必然是算子排列。沈、徐二位字与字之间虽少连带，但由于结构的牵制，每一笔都是事关全局，更觉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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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用笔方中有圆、圆中有方
    沈氏点画用方，但使转能圆；徐氏点画为圆，使转呈方，多顿挫。点画方笔易致偏，圆者易致熟；使转圆者易流俗，顿挫易僵硬。但沈徐二者均能克服客观上的不足，而能使气厚而性活(当然并非所有作品都能如此，也有因此而致偏或僵者，如徐先生晚年用笔顿挫过多，而有僵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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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简拙沈、徐行草结字之严，得其奇，得其拙。拙者，简约、朴素之谓也。世人多将具有拙味的书法视作“孩儿体”，生翁先生书法因拙而有此名。但在不少人眼中，“孩儿体”并非是一个好名称，而与不会写字者没有二致。其实，哪里孩儿能得如此古厚凝重，能有如此理性而朴素的安排?即如功力不俗者，也不一能达到或悟得这种境界。世人皆认为《兰亭序》因笔法丰富而为天下第一行书，但若你去分析一下它的结构，其复杂性不在用笔之下——每字皆有不合寻常之处。故所谓拙，正是不合常人所思所作，而又能近于天然，有“孩儿相”。由此，拙与孩儿体是不同的，一为巧极而自然，一为没有经过巧的自然。故拙既是朴素的又是谨严的。
    沈、徐之外，有沈氏弟子王蘧常作章草，自出机杼，既不同于草隶，又不同于《急就章》之式，而更多融合篆隶古意，而得“严而重”。然其结构因某些盘曲而具装饰意味，使其格调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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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自先秦滥觞而至当代，已二千多年光景，其间草书大家辈出，风格各呈异态。但凡大家，必不能浅薄。旭、素使其形态趋极，而清代以来诸家则使其具有了更高的品格。“草书难于严重”言出在东坡，而真正的实践者，虽各代皆有，但碑学的理论与探索，尤其是对古质的追求，使有清以来的草书，书家们对之有了更深的理解、体会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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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楷书
1.发展过程及类型
    手写汉隶及草书发展到汉末，有些用笔已有出现真书的端倪。如上面曾经提到过的一块行书汉砖，撇、捺、横已有明显的楷法。隶横的波磔状几乎消失。这是最可信的实物资料。另相传张芝草书的用笔及一些章草用笔，某些点画也有楷化的迹象。可见楷书非一定从隶书来，也可从隶草、章草来。传三国吴皇象《文武帖》章草，其中几个未及草化的字，如“文”、“乃”、“古”、“七”、“十”、“人”等便是楷书(图49)。而且，用笔已呈明显的楷书式提按顿挫。行书也非一定是楷书后的字体。从这块汉砖看，行书似乎是比楷书还早出现的。
    三国魏钟繇生于汉末，传其所作《荐季直表》、《贺捷表》、《力命表》等已是完整的楷书(小楷)；传皇象《急就章》以真、章两体对此，其中真书也很完整。而今对照汉砖，三国初期有如此完整的小楷是可以相信的。楼兰出土的魏晋文书中有不少残纸的楷书痕迹相当明显，如《诸将残纸》为行书，但具楷则。《急就章残纸》已完全楷化，为习字稿。《三月一日帖》为行书，亦已经不是隶草(图50)。从这些实物材料看，尽管在民间楷式尚未成熟之时，但在书法大家那里，楷书已基本定型。而民间楷书的发展，却一直沿至南北朝，甚至唐代。
    但是，手写的字体与作为刻碑、墓志等所用的字体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一直以来心照不宣的习惯。当我们发现东晋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时，甚至曾经怀疑王羲之行草书风在当时的存在(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辨”便由此而发)。但实际上，即使在汉代，隶草也很少入碑。故在魏晋南北朝，行草一般不作为刻碑用体。而小楷显然也不能有大气磅礴之感。所以人们选择的还是定位于具有相当隶书痕迹的粗实一路的字体。晋代至整个南北朝时代，几乎没有用过行草入碑，而一般均以汉隶风格自行演变成的碑楷。东晋的《爨宝子碑》、《好大王碑》、南朝刘宋的《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等均属碑隶向碑楷过渡的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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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楷经隋至唐，基本消除了隶意，形式趋于规正。唐代可说是楷书的定型与成熟期。唐以后作为字体的楷书不再有新的发展，而只有风格上的变化，如初唐欧、虞、褚、薛四家，中唐颜体、柳体等。
    如果从一开始由隶、草逐渐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算起，至唐代的完全定型，楷书的类型可划分为隶楷、章楷、行楷、楷隶、楷书几种，而形体的大小又有大楷、中楷、小楷之分。
    古时有以“今隶”为楷书者，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建初中以隶书为楷法，本一书而二名。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则楷、隶别为二书。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43］刘熙载则认为：“正书虽统称‘今隶’，而途径有别。波磔小而钩角隐，近篆者也；波磔大而钩角显，近分者也。”［44］陶宗仪将汉隶视为古隶，钟、王楷书视为今隶，与我们现在的分法不同。因为明人没有见到诸如《云梦睡地虎秦简》、《马王堆帛书》一类的真正古隶，故以为东汉隶书为古。而因有古隶、今隶的名称存在，又牵强地将钟、王楷书视为今隶。刘熙载比陶氏晚许多，但亦是没有见过简帛一类字迹。而其所指正书实为隶书，而所分两种恰是古隶、今隶体式。但由于楷始于隶或草，故“八分楷法”当是存在的，即带有浓厚隶意而又有楷书雏形的一类字体，即我们所称的隶楷，如《爨宝子碑》一类。
    在《急就章》一类的章草中，我们发现，其点画的形态似楷书(小楷)者多，似隶书者少(只有波磔一画)。前面我们曾举过传皇象的《文武帖》更为明显。但是，因章草已大多为宋及宋后刻帖，是否后人不经意地改变了点画形态，我们难以断定。如果章草体式确如宋刻者一般，那么其对小楷书的形式一定起过很大影响。魏钟繇在大楷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已写出很成熟的小楷，可能从章草用笔过渡而来，故楷书又称章程书，而且此说正从钟繇之章程书而来。而章程书在汉又称为章草。故所谓章楷，或就是小楷，或是带有一定章草意的小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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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楷，即章草向楷书过渡的字体。汉时草书除章草外，多为隶草。隶草为潦草的隶书(有些也有章法)，故波磔尚存。但也有将波磔写成顿挫如楷书用笔者，又牵带点画，便成行书。汉末朱书砖及楼兰出土魏晋书迹即已是行书。而行书中字字分别，牵带较少者，则为行楷。
    在隶向楷过渡的后半期，字体已从前半期的隶意多楷意少变为楷意多隶意少，仅在个别点画(主要是横画)残存隶意。如一些写径体，横画仍存波磔而结体及其它点画基本已为楷式。也有一些碑文，如《爨龙颜碑》等，结体、用笔也已是楷意多、隶意少。这类字体，或可称为楷隶。另一种字体是楷书基本成熟以后，书家出于变化或随便的目的，而将有些笔画又写成隶意。如东魏《李道赞率邑义五百余人造像记》中，有的横画为纯楷书用笔，有的则为隶书的波挑(图51)。更有甚者，楷书碑中出现隶书甚至篆书。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形质古意尚存，但若楷书中夹带隶意，或以楷书的方法写隶书，则易成花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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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说楷字至唐才完全成熟。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讲，南北朝的一些碑刻、墓志已有相当高的成就。如果说魏晋时代楷书多以小楷形式出现的话，那么，南北朝，尤其是北朝的碑刻楷书则不仅具有了一定的楷书特征，而且，风格如同汉隶一样纷繁多样。我们兹从风格或审美特征的差异将晋至唐的楷书列为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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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朴类
    所谓古朴，一方面指点画的质雄厚中有柔韧感，表现在外态为线的涩动，但这种涩动是很微妙的，不是如清道人之类的扭动；另一方面指结构奇而反正，既不是匀称，也不是参差。而隶向楷过渡的字体多符合这条。如二爨、《好大王碑》、《刘怀民墓志》、《瘗鹤铭》、《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