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很近的远方(节选) 作者:唐阜宾 父亲
寻根问祖是中国人的传统,如果问起我的祖籍,我会说是湖南人。我的祖父去世比较早。我的父亲,从湘西南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一路走来。父亲8岁时去县城上小学就离开了家,中学就读于长沙一中,大学毕业于岳麓山下,那个镌刻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地方。1941年深秋,在缅甸到昆明的滇缅公路上,一辆运送抗战物资的汽车,在日军飞机的追击下翻倒在路旁,从车里站起一个灰头土脸的29岁的年轻人,那就是我的父亲。全国解放前夕,父亲在湖南电气公司(军管)“参加革命工作”,随即来到山东,进入当时鲁中地区最大的一家火力发电厂,担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既没有“小鸟在前面带路”,也没有“风啊,吹向我们”,有的只是矗立的烟囱和高大的锅炉厂房。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半夜里,只要厂里值长的电话一响,父亲就立刻起床,披起衣服就走,风雨无阻。父亲总是蹑手蹑脚,生怕吵醒我和弟弟,其实每次我都知道。整个童年时期,我都特别讨厌那只总是响得不是时候的电话机。以至若干年后,我都参加工作了,只要看见那种老式电话,心里就异常反感。建国之初,那些日伪时期留下的老牛拉破车设备,还经常要超负荷运行。就是这种条件,在父亲任职期间,曾经创造过当时安全生产发电的最好记录。
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的40多年里,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开始是工作不允许,后来是身体不方便。1994年8月,我母亲先于父亲8个月病逝。父亲最后的愿望就是想回老家看看,他把这讲给小保姆听,却不让告诉我们。父亲是怕我们为难,怕我们难过。就这样,父亲带着他最后的这个始终没能实现的“奢望”走了。我父母亲走得都很仓促,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和弟弟在清理遗物时才发现,他们走后留下的所有存款,都加起来也不足1000元人民币。这,就是山东电力系统的创业元老。
1998年初夏,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和弟弟第一次踏上了70多年前,父亲一路走来的那条乡间小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湘西南的喀斯特地貌是那样的秀美,但是秀美下面的土地又是那样的贫瘠。我居然看到了父亲曾经住过的,已经多年失修的,破败不堪的故居。特别是我父母亲结婚时曾经住过的那间房,早已凋蔽破损无人居住。我想,幸亏父亲生前没有来看看,否则看到此情此景,他心中又该做何感想?但是又想啊,父亲毕竟生于斯长于斯,他会始终眷恋这块土地的。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故乡啊,离开你多年的游子回来了——在大哥(堂)、大嫂的主持下,我和弟弟在故乡的土地上为父亲建了一个衣冠冢。
母亲
母亲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大革命时期。我的外祖父,亲参加北伐军,长期转战各地,很少和子女聚见。我的外祖母豁达仁恕,平易近人。母亲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所受到的陶育,造就了她一生自立、自强、谦和、勤劳的性格。
我从没有看见过父母亲吵架,顶多也就听到过几句高声争执。我上小学时,有一次半夜里被父母的争执声吵醒。我很奇怪,半夜里争执,少见,于是就闭上眼睛装睡,听他们说话。
爸说,当初我就不主张你参加工作,你就是不听。现在要下放你到食堂参加劳动,你干得了吗?要不把工作辞了算了。
妈说,我们已经是两个孩子了,加上你的侄儿要负担,两边的老家都经常要寄钱,我不参加工作能行吗?食堂的劳动,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那天我去食堂打饭,老远就看见母亲双手提着一只硕大的泔水桶,从伙房的门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桶太重,母亲1米5几的瘦小身躯,提着它根本直不起腰来,远看去那只泔水桶几近占了她佝偻着的身躯的一半。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走到母亲跟前,哇地一声哭起来。唉...哭什么,妈这不是挺好的嘛,快别哭了,走,妈带你打饭去。母亲倒掉泔水,用围裙抹了抹手,一手提着空桶,一手领着我走进饭堂。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手里的饭盒特别重,重得几乎提不起来。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都忘不了那份沉重。
“文革”时,父亲被批斗、游街,挂上几十斤重的钢板做成的大牌子,脖子上被勒出一道道深紫色的血印,渗血不止,惨不忍睹。母亲怕父亲寻短见,不管什么样的场合她都坚持要跟着去,遭受了比父亲更多不堪人受的心理折磨。后来母亲被“派到”水泥预制件厂去参加劳动,弯钢筋时被机器绞掉了右手的半截小拇指。可我母亲的专业是会计,一直是搞财务工作的啊,做钢筋工肯定不在行。我从青海赶回来,病床上的母亲,看着两年未见面的儿子,一脸的开心。可是我看着母亲的笑脸,心里却隐隐作痛...。
我的外祖父做过国民革命军的旅长、团长,离开军界后又做过县长,母亲一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在家里是“娇小姐”。可是为了我的父亲,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庭,她还有什么没有付出吗?那天,我恍惚中又见到了母亲,她一手领着我走进饭堂,一边说,“走,妈带你打饭去。”我说,“妈,我都这么大了,还要你带?”心里一阵激动,醒了,原来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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