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云堂书法文论

沐云堂

敬启者：
    愚好书有年，不得寸进。复作文，虽累文论百篇，终不臻大雅。独学无友，其思也竭。今将拙文陈于此，祈友朋教我。

    沐云堂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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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一：

张照与康雍乾三代帝王的书法交往

（此文已刊于《中国书画》2010年第1期）

梁 继（114007 鞍山师范学院）

    内容摘要：张照是清代著名书法家，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多有书法交往，深得康雍乾三代帝王尤其是乾隆帝的肯定。本文首先依据康熙、雍正御赐张照匾额、对联及张照为康熙书法作跋，为康熙雍正玺印书写篆字等事例，揭示了张照与康熙、雍正的书法交往；其次以张照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年去世前的奉敕作书、乾隆在张照去世以后钦定张照书迹成《天瓶斋法帖》、乾隆集张照所书联句制成春帖子词，以及在张照书法作品上大量题跋等方面事例，揭示了张照与乾隆的书法交往；最后依据康雍乾三代帝王对张照的重视，尤其是是乾隆帝对张照书法的充分肯定，以及清人对张照书法的评价，揭示了张照书法引领乾隆朝前期官样书风的事实。
    关键词：张照 康熙帝 雍正帝 乾隆帝 书法 交往


    　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江苏娄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区）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雍正十一年官刑部尚书，因抚定苗疆无功，被革职拿问。乾隆七年，复任刑部尚书。乾隆十年卒，谥文敏。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入南书房，直至乾隆十年去世，三十年间一直侍从康熙、雍正、乾隆身边。张照与康雍乾三代帝王颇多书翰交往，其书法尤其得到了乾隆帝的推重。

   　 一、与康熙、雍正的书法交往

   　 1.与康熙的书法交往

    　张照于康熙四十八年十九岁时考中进士，此年四月，张照入翰林院，改庶吉士。清人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中记载了张照上殿谢恩的情况，“（张照）十八捷南宮，选庶常。时未奉钦点，尚书仰奏云：‘臣张照年幼，未娴吏治，恳恩教习，愿尽中秘书。’带领官掖之不起。圣祖顾左右曰：‘小蛮童乃颇有胆’，笑而颔之。”[1]此说虽未见正史记载，然转选庶吉士，张照上殿谢恩是题中应有之义，言张照于此时得见天颜，还是妥当的。
   
    　张照真正为康熙帝所熟悉，或言二人的书法交往，则开始于张照入直南书房的时候。《松江府志•张照传》中说：“入直南书房，圣祖仁皇帝见其书法类岳颁，召问年齿，又命讲《尚书》二典、《中庸》，照一一奏对，温旨嘉奖。寻试诸词臣于保和殿，列上等。”[2]孙岳颁以书法受知于康熙帝，张照向孙岳颁学习书法而能相似，[3]无疑加深了康熙帝对他的印象。

    　康熙五十八年，康熙帝曾赐张照父亲张彚手书匾额及对联。《松江府志•卷首•宸翰》记曰：“御书‘世泽堂’匾，又御书‘白简风生台阁气，青编月照圣贤心’对联，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初八日赐刑部郎中臣張彚。”[4]清代帝王多有赠大臣御书匾额和对联的形式以示对大臣的恩宠。按清制，张彚所任刑部郎中为正五品官，职级不是很高。康熙帝是否因为张照的因素而赐予张彚以上书迹，已经无从考证，但终是张照家族的荣誉。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入直南书房后，每年都扈从康熙帝去避暑山庄。在避暑山庄时，张照为康熙作书侍候笔墨，此事在《天瓶斋书画题跋》有记载。“圣祖仁皇帝于芦膜上书兰亭，走昔廿五六时扈从避暑热河，曾得仰见日月光华，三十余年犹在心目。”[5]张照侍候笔墨，观康熙挥毫，亦可为二人翰墨交往之雅事。

   　 康熙六十年，张照跋康熙帝御书“福寿”两字，则可见康熙对张照书法的欣赏与肯定。《天瓶斋书画题跋》有《御书福寿二大字跋》云：“御书福寿二大字，章粲云汉如青赤二气为景星，庆流子孙，如竹苇两草之被甘露。钦惟皇上好古嗜学，宝由天纵，虽圣艺兼备犹辑熙殚心。昔唐太宗学二王书，《宝章待访录》谓破纸断麻取而华国，今皇上锡民福而平天寿，于兹六十年，为周秦两汉唐宋元明诸帝之所未有，御笔超绝，又合古来帝书臣书两俱第一。……辛丑元日，翰林院检讨充南书房常直官臣张照恭记。”[6]张照此跋多作奉迎语，而“又合古来帝书臣书两俱第一”一句引古人论书典故，赞康熙帝之书为古来帝王第一，同时自言自己之书为古来臣子第一，颂圣之时，亦可见其自信。

    　康熙六十年，张照又奉敕作篆字“戒之在得”，以为康熙帝刻玺用。据《秘殿珠林•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册》所记，“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祖仁皇帝命大学士王頊龄、王掞、尚书王鸿绪至南书房，谕以明年为康熙六十年，采择经语可刻小玺者。诸臣尊旨恭拟进呈，具不当意。有顷，朱笔拟出‘戒之在得’四字，谕云：‘朕之得于天者厚矣，自古帝王所稀有也。朕今何思何虑，惟守宣尼四字明训。’诸臣拜手叹美，佥云：‘圣德如天，优入圣域而好学不倦如此。’明年五月，在避暑山庄命臣照篆文，梅玉凤刻玺。”[7]张照的篆书能被康熙帝制玺用，足见康熙帝对其书法的肯定。

    　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入直内廷，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驾崩，八年间一直随侍康熙帝身边。《得天居士集》《圣祖仁皇帝挽词四章》第四章曰：“臣本吴幽介，书名十九龄。南宫亲舜日，东壁与天星。八载随巡幸，今宵隔杳冥。六臣齐恸哭，龙影沒风霆。”[8]词义悲婉，可见其哀。

   　 2.与雍正的书法交往

    　张照于雍正元年五月官赞善，为从六品，而到雍正十一年已官刑部尚书，从一品。雍正帝即位之初对张照颇为欣赏。清人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中记曰：“世宗即位后，偶问张文和，‘廷臣中有通禅悦者否？’答曰，‘族侄照，曾阅内典。’因召对，即问曰，‘视朕何人？’对曰，‘是佛。’‘汝自视何人？’对曰，‘干屎橛。’言下大契，即得放缺，十余年位至卿贰。”[9]雍正十一年，张照参加雍正帝在宫中举行的法会，被雍正帝收为门徒，得御赐“得意居士”名号。当时大臣被雍正帝收为门徒者仅三人，其余二人为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10]张照为雍正帝知遇，于此可见端倪。

   　 张照与雍正书法交往不多，见诸史料的盖有四次。

  　  其一是雍正元年正月，张照篆“雍正御笔之宝”，以为雍正帝制玺用。据《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载，“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寿山石夔龙纽宝一方，上书朱字“雍正御笔之宝”。奉旨：篆样呈览过再镌刻。钦此。于正月十九日翰林张照篆样一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一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一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一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张照篆样文范，但笔画微细，照袁景劭篆书的笔画另篆。再，滕继祖篆样上‘之’字篆法好些，问张照‘之’字篆法有讲究。钦此。于正月廿二日翰林张照篆样二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三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三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三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准张照古篆‘雍正御笔之宝’。将‘之’字下横取平，选吉时照样镌刻。钦此。于正月廿九日照翰林张照篆样镌刻奉山石‘雍正御笔之宝’一方，怡亲王呈讫。奉旨：特将此宝样好生收着。钦此。”[11]张照篆书“戒之在得”，曾为康熙帝制玺用，此次书篆字复用为雍正帝制玺，可见其书法也是为雍正帝所肯定的。

    　其二是雍正二年九月，张照曾作砚赋呈雍正帝御览。据《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所记，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翰林陈邦彦来说：奉怡亲王谕，抄得唐人砚赋两段，做得砚赋八首等语。总管太监张起麟呈览。奉旨：准唐人砚赋二段，其年号照御笔落款。钦此。于九月初八日陈邦彦、张照、杨芳声，效力写字人潘其位各写得砚赋一张，呈览。”[12]

        其三是雍正元年十月，雍正帝赐张照御书及对联。据《松江府志•卷首•宸翰》载：“御书‘瀛海仙班’四字，又御书‘卿云呈烂漫，威凤吐雍喈’对联。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赐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臣张照。”[13]雍正赐张照御书及对联，固为张照之荣誉，然亦可见二人笔墨交往。

    　其四是雍正十一年七月，张照书雍正御制《金丹四百字》。据《钦定石渠宝笈续编•张照书金丹四百字》云：“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朔日，御制。臣张照恭录。”[14]张照书此《金丹四百字》是否为奉敕所书，是否呈雍正帝预览，目前已不得知，然此事仍不失为二人书法交往之一例。

   　 二、与乾隆的书法交往

  　  1.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张照与乾隆的书法交往

　　雍正末年至乾隆九年近十年的时间里，张照与乾隆之间翰墨交往十分繁密，或张照奉敕作书，或乾隆御赐张照对联条幅墨迹，或乾隆与张照之间唱和，凡此种种，君臣交谊于此可见一斑。[15]

    就掌握的资料来看，张照与乾隆的书法交往最早在雍正末年。当时身为皇子的弘历作《九符》，由张照书丹。这件事情《石渠宝笈》中有详尽的记载。《石渠宝笈》所录张照书九符册既署皇四子撰，又署刑部尚书张照书，其时间大略可定。张照于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始任刑部尚书，至雍正十三年五月赴苗疆，八月雍正崩，张照奉旨回京，后被革职下狱，直至乾隆元年九月出狱。由此，张照书九符册当在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至雍正十三年五月间，也就是说最晚在雍正十三年，张照与当时身为皇子的乾隆已经开始了书法上的交往。

    　乾隆二年到乾隆九年，张照书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不少为奉敕书写，乾隆对张照书法的倚重，于此可见。其中颇具代表性盖有如下数种：乾隆二年四月，张照书《博学鸿词》；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张照随从乾隆帝行耕耤礼之后，书《圣主亲耕耤田颂》，进呈乾隆皇帝；三年三月二日，张照陪同乾隆帝祭奠孔子之后，书《圣祖视学讲经书赋》，进呈乾隆皇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康熙、雍正、乾隆《耕织图诗》，并绘《耕织图》；七年，张照坠马伤右臂，以左手作《御制落叶诗》六首及唱和诗；八年六月十五日，张照奉敕撰书《重修盘山云罩寺舍利塔碑記》；八年十一月七日，张照书《御制立身以至诚为本论》；八年十二月，张照与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人奉敕编撰《秘殿珠林》；八年，张照奉敕书御制柳絮诗五首；九年正月初一，张照奉敕撰并书《观音大士庙碑记》；九年二月十日，张照等奉敕开始编撰《石渠宝笈》；九年六月，张照奉敕为乾隆《九思图卷》题诗；九年夏，张照奉敕为乾隆《三余逸兴图卷》作赞；九年七月，张照奉敕跋乾隆《澄海楼图卷》，并书乾隆八年时在澄海楼所作诗联；九年八月，张照与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人跋乾隆《临李公麟女史图并书箴卷》，诸臣跋语由张照书写；九年九月，张照和御制诗并奉敕题余省《东篱秀色图轴》；九年九月十六日，张照与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奉敕跋乾隆《临文征明五君子图卷》，跋语由张照书写；九年十月，张照奉敕书《乾隆御制盛京赋》；九年十月，张照随驾赴翰林院，奉敕作应制诗一章，并书诸臣和诗。
　
  　  张照在乾隆年间奉敕书写了大量的应制文字，当时的大臣中亦有精于文墨者，然这类的书写任务乾隆帝却多交给张照，乾隆帝对张照书法的认可和推重于此可见。

   　 乾隆帝对张照的倚重，张照常奉敕作书可为一个方面，而乾隆赐与张照大量的御制墨迹，更可见乾隆帝对张照的重视和恩宠。乾隆五年至乾隆九年，乾隆帝赐给张照大量的御书诗词、对联、匾额等墨迹，其间恩遇，一时无两。

    　乾隆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乾隆帝赐张照御书“春送来一门吉庆，天赐与两字平安”对联；六年二月，赐张照御书“飞白看云”四字，又赐御书唐杜甫《饮中八仙歌》一卷；七年三月，赐张照《御制玉兰诗》墨迹；七年十月，赐张照《御笔梅花水仙双清图》一卷；八年六月，赐张照御书扇两柄；八年仲秋，赐张照《御制玉瀑诗》四册；九年二月，赐张照《御笔仿沈周笔意水墨枇杷》一幅；九年四月十五日，赐张照《御书兰亭序》一册；九年六月，赐张照《御笔风雨归舟图》一副；九年十二月，赐张照《御书古香晚翠图》一副及《御制宴江南文武将士诗》一章。如果说以上仅仅是乾隆帝给予亲近大臣的一般赏赐，那么张照在乾隆九年染疾时，乾隆帝于十一月初七日亲自作诗安慰张照，则更见君臣际遇。其诗序云：“尚书张照偶患胸膈之疾，赐医调理，闻颇以止酒断腥为苦，诗以解之。”诗曰：“名医今世孰歧黄，安得青囊繋左肘。昌阳引年訾医师，韩子以是相深咎。酌中用之斯在人，上药讵非延生偶。（嵇康《养生论》不知有肴粮无充体之益，但谓延生非上药之偶）迩来谢病掩寓扉，临池应涩苏黄手。乳酥温甘益心神，不如芻豢徒悦口。闻五食丸最利膈，尚忌鲜腥与醇酒。如受二戒卿所云，（张照奏摺中即使膈不时愈，而私幸已受菩萨二戒云云）于此起心分别否。慧识早已逮法幢，欲措一辞吾何有。颇记宣尼尚有言，下学上达终须守。”

        2.张照逝世后乾隆对张照的怀念  

　    张照于乾隆十年初去世后，乾隆帝对张照念念不忘，不仅为其专刻法帖，更集其墨迹为春帖子词，并在其书迹上作大量题跋，以为怀念。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五年。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张照逝世后的十二年，由乾隆帝钦定的《天瓶斋法帖》刻成，并摹勒上石。乾隆朝，乾隆下诏为大臣刻帖，张照是第一个。

    　除了降旨为张照《钦定天瓶斋法帖》之外，在张照去世后，乾隆帝又三次以张照春联字和千字文字集成春帖子词。在乾隆帝看来，张照所书的春联即使岁久而旧亦不忍弃，盖张照之笔墨精神深契乾隆帝之心，故能喜欢张照墨迹如此。

    　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第一次集张照春联字制春帖子词十七首。“向爱张照书，凡屏扆殿壁间，长帧巨幅多其奉敕书者，每见辄裒为卷帙收弆。其所书宫廷楣牖春联，因岁久更易新者，所司以其旧版呈阅，请毁之，余曰不可。缣素虽剥蚀，而笔墨精神故完好，……爰次其大小行楷，差为七等，得字四百有奇，并于几暇仿春帖子体，集成五七言诗十七首，装池作巨卷，并命董邦达绘岁朝图卷首，以志履端佳兴。”

   　 第二次是在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帝再次集张照春联字，并制成春帖子词十三首。他写到：“甲申春曾集张照所书宫殿春联为春朝吉语，装成巨卷，亦既叙而藏之矣。兹复辑其旧书御园楣牖联句，得三百字有奇，仍依前体，集为五七言诗十三首，联属装池，与前卷并弆。……”
第三次乾隆帝集张照书法成春帖子词时间没有明确记载。据《石渠宝笈续编》所载，乾隆帝集张照草书千字文成春帖子词四十首，并记曰：“以下于敏中摹张照草书，旁注释文。集张照春联字成春帖子，尝一再试之，兹阅石渠宝笈所藏张照草书千文两卷，用笔圆劲可爱。……因恍然曰；昔周兴嗣可集散字为千文，则今日者，奚不可集千文为春帖子……？爰以几暇复依前体集五七言各二十首。”乾隆在张照去世后三次集其所书为春帖子词，固可认为乾隆怀旧，而乾隆之所以怀旧，张照翰墨文章深得乾隆帝推许当为其主要者，而臣子能得此际遇，亦为佳话。

　　从乾隆四十一年到五十五年，乾隆帝多次对张照书法进行题跋，对张照的书法大加赞誉。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帝作诗怀念张照，诗云：“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可学。……”在题跋中，乾隆帝以张照之书法过于米董而为羲之后一人，将张照推倒了有清以来书法第一人的位置，对张照书法的推重已臻其极。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乾隆帝跋张照临《颜真卿争座位帖》（黄腊笺本）。其中有言曰：“米芾有临本争座位帖……。兹张照所临……摹仿逼真，得平原之筋髓。米迹虽未见，有过之无不及也……。”又曰：“此卷结体运笔颇觉流丽，得鲁公神韵。香光自跋中有此临本，略存优孟衣冠俾后之览者。知颜书于郁屈瑰奇之中，自具柔倩绰态，是则鲁公知己之语，盖自道其得心应手之妙。然以余视之，终逊照之两卷也。”乾隆认为张照所临《争座位帖》超越了米芾、董其昌二人，不仅是乾隆个人识见，刘墉、阮元对张照临《争座位帖》亦多有赞誉。阮元在《石渠随笔》中谈到：“张文敏（照）临争座位帖，……笔力直注，圆健雄浑，如流金出冶，随范铸形，精彩动人，迥非他迹可比。内府亦收藏董文敏争座位稿，以之比较，则后来居上，同观者无异词，不观此不知法华庵真面目也。”[16]刘墉《刘文清公遗集》中有《题张照临座位帖》四首，其中有“真卿书稿前无古，臣照临抚又逼真。不用镂锼自奇峭，纵然含蓄倍精神。求之宋后固难匹，即在唐时亦绝伦。符采焕呈归宝笈，昔人何必胜今人。”[17]以刘墉之识见，有如此评价，可见张照书法之高度。               

　   三、余论

　    张照的书法在清代有着重要的影响。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从书法史的角度概括了张照在清代书坛的地位。“在康熙末到乾隆初的帖学书风转变过程中，具有明显作用的当属张照的创作实践和乾隆弘历对赵孟頫书法的推重。” [18]诚如刘恒所论，张照的创作实践在康熙末到乾隆初的帖学书风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对张照于康雍乾三代帝王的书法交往的考察来看，康雍乾三代帝王尤其是乾隆帝对张照的书法是十分肯定且推重的，而帝王的推重更进一步扩大了张照的影响。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云：“董元宰、张得天直接书统，卓然大家。元宰魄力弱于得天。”梁氏又云，“张得天学字无多家数,少年学董,老年学米,遂成大家,并无与抗行者,无他,止是入门正,执笔好耳。然其字虽健,却不粗野,有含蕴,极苍秀。”[19]清人崇彝论张照书曰：“文敏书名本为清代诸家之冠，此尤其致精之作，真可与松雪香光争席。”[20]既然能与“松雪香光争席”盖可见张照学董之妙。清人杨恩寿论张照书法时更言张照“识见高于思白多矣”，于张照书法大加赞誉。他在跋《张照临董文敏辋川诗册》云：“思白取法松雪，迨成家后辄诋松雪，自谓过之。得天取法思白而自谦光自抑绝不矜夸，并自云形秽，其识见高于思白多矣，迄今赵董张三家之书俱在，平心论之，思白未必高于松雪，得天亦未必稍逊于思白，夸者不必夸，谦者亦不必谦也。”[21]上述三人所评，或有过誉之处，但亦能客观地反映出张照的影响。

    　由于帝王的推重和内府对张照书法的搜求，竟使当时很多人伪造张照书法牟利。一些官员亦不明其伪，将这些冒充张照的书法进呈乾隆，“伊龄阿进张照字，七种皆伪作，不堪厕石渠，均掷还之……。”并诗曰：“张照虽成古，今人曾与居。且休论彼徳，实却爱其书。好恶可不慎，豪厘纷已如。廓填呈七种，假象乃全虚。岂识西清昔，依然前席初。笑斯虽细事，未易面欺予。”[22]伊龄阿进呈张照字，无外乎博乾隆欢心而已。以伊龄阿所进者皆伪，可知乾隆知张照书之深，亦可知其时张照书法之贵。而且张照又常为乾隆代笔，康南海曾记曰：“从来书画名家均有代笔，……乾隆之书多出自张得天之手，……。” [23] 君臣之间的关系，乾隆对张照书法的认可，此又为一证。

    　关于清代书法，后人多论于康熙时代学董，于乾隆朝则以赵孟頫为尚，庶几为定论。其实乾隆朝书法固以赵为宗，然乾隆初期确是以张照书风为尚的。启功曾言，“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赵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此变化也，正寓于繁规缛矩之中，齐民见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驯谨焉。” [24] 张照书法能在乾隆朝成为官样书风，其自身的书法水平自然是主要因素，然其书法为当时康雍乾三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喜欢，则是决定性的因素。


注释：
[1][9]《清代名人轶事》，葛虚存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
[2]《娄县志•张照传》，陆锡雄等纂，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3]关于张照向孙岳颁学习书法的情况，《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内廷供奉刑部尚书加五级总理乐部大臣特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显考泾南府君行略》有较详记载，“先祖初官刑曹，先大夫随任入国子，时长洲孙公岳颁为祭酒，粤东张公德桂为司业，入试皆第一。孙公擅书名，见先大夫书击掌赏曰，‘华亭复得一思翁矣。’初先大夫六七岁便学作擘窠大字，临古名迹，杂置之人莫能辨，至是经孙公指授，书益工。”载《云间张氏族谱》，清同治甲戌重辑，蔬香别墅藏本。
[4][13]《松江府志》，孙星衍纂，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5] 张照《思敬主人芦膜帖跋》，见《天瓶斋书画题跋》，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6]张照《御书福寿二大字跋》，见《天瓶斋书画题跋》，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7]张照、梁诗正等撰《秘殿珠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8]张照《得天居士集》，道光戊申重刊本；
[10]李文海《清史编年•雍正朝》载：“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雍正帝亲自说法，收门徒十四人，庄亲王允禄号‘爱月居士’，果亲王允礼号‘自得居士’，宝亲王弘历号‘长春居士’，和亲王弘昼号‘旭日居士’，平郡王福彭号‘如心居士’，大学士鄂尔泰号‘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号‘澄怀居士’，左都御史张照号‘得意居士’，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计亲郡王五人、大臣三人、僧五人、道一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12] 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14]《张照书金丹四百字》，见《钦定石渠宝笈续编》，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5]张照在乾隆年间的书写情况、乾隆帝赐张照的御制诗词联匾等墨迹情况、乾隆帝题跋张照书法情况详见梁继《张照年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
[16]阮元《石渠随笔》，南京图书馆藏阮亨扬州珠湖草堂刻本；
[17]刘墉《题张照临座位帖》，见《刘文清公遗集》，清道光六年丙戌刻本；
[18]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年；
[19]梁巘《评书帖》，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20]崇彝《选学斋书画寓目笔记》，民国十一年壬戌刻本。
[21]《眼福编》卷六《张文敏公临董文敏辋川诗册跋》，见清杨恩寿《坦园全集》，清光绪刻本；
[22]《清代御制诗集》四集卷九十二，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23]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24]启功《论书绝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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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二：

论张照与王鸿绪的关系

（此文已经刊发于《书法赏评》2010年第2期）

梁继（114007 鞍山师范学院）

   　 内容摘要：张照家族与王鸿绪家族均是华亭望族，二人又为清代重要书家和政治人物。本文从亲属、书法和政治三个角度考述了二人的关系。
    关键词：王鸿绪 张照 姻亲 书法 政治

    　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娄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区）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雍正十一年官刑部尚书，因抚定苗疆无功，被革职拿问。乾隆七年，复任刑部尚书。乾隆十年卒，谥文敏。张照书法初从董其昌入手，继乃出入颜、米，天骨开张，气魄浑厚。又擅写兰梅。著有《天瓶斋书画题跋》、《得天居士集》等，刻有《天瓶斋法帖》。

    　王鸿绪(1645—1723)，张堰（今属上海市金山区）人，初名度心，字季友，号俨斋，又号横云山人。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累官至工部、户部尚书。精鉴赏、富收藏，书法米芾、董其昌。康熙帝赐斋号敬慎堂。又通医术，著有《王鸿绪外科》。所著诗文有《赐金园文集》、《横云山人诗稿》等。

   　 张照家族与王鸿绪家族均是华亭望族，两个家族之间有姻亲之谊，从王、张二家的姻亲关系看，张照是王鸿绪的晚辈，但自清代包世臣以来对于二人关系多有讹误。因此，厘清二人的亲属关系十分必要。从书法的角度看，王鸿绪、张照均为清前期著名书家，张照更是清乾隆年间官样书风的代表人物。张照少年时学习董其昌书法，是从临摹王鸿绪的书法入手的。探讨二人的书法关系也是很有价值的。同时，王鸿绪与张照二人同朝为官，其时正是康熙诸皇子夺嫡紧张时期，二人各自的政治立场亦值得探究。

    　一、亲属关系

   　 清人文献记张照与王鸿绪为甥舅关系。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云：“尝闻横云山人每见其甥张得天之书辄呵斥，得天请笔法，山人曰，‘苦学古人，则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书之楼上三日，见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盘，即出研墨者而键其门，乃启箧出绳系于阁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为之经月，又呈书，山人笑曰，‘汝岂见吾作书耶？’”[1] 甥在古代仅作外甥解释。包世臣言“横云山人每见其甥张得天”，所指张照与王鸿绪为甥舅关系。

    　马宗霍《书林纪事》载：“王鸿绪，号横云山人，精研书法，奄有魏晋以来诸家之长，挥毫落纸，人争藏弆。每见其甥张得天之书，辄呵斥。得天请笔法，山人曰，‘若学古人则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书楼上三日，见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盘后出研墨者而键其门，乃启箧出绳，系于阁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效之经月，又呈书山人，山人笑曰，‘汝岂见吾作书耶？’”马氏所记张照学王鸿绪书法事，当抄自包世臣之《艺舟双楫》。惟其将“苦学古人”，易为“若学古人”，盖传抄之误。此后学者均承袭此说，以为张照是王鸿绪的外甥。

　　事实上，张照并不是王鸿绪的外甥，而是外孙。《云间张氏族谱•世系》载：“彚，淇次子，字茹英，号容川，晚号竺西，分居娄县秀野桥。……娶王氏，都察院左都御史薛淀公讳九龄女，特恩诰赠一品夫人。生于康熙丙午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殁于康熙甲戌四月三日亥时，合葬泾南新阡。子一，照。”[2]据《云间张氏族谱》所记，张照为王九龄的外孙，而王九龄（1643—1708）系王顼龄之弟，王鸿绪之兄。由此，张照与王鸿绪的关系已一目了然。

    　前面说过，王鸿绪家族与张照家族均是华亭望族，两个家族之间有姻亲之谊。不独张照父亲张彚娶王九龄女，张照的堂兄张棠（张照从父张集之子）的女儿又嫁给了王顼龄的儿子，张棠的次子张景星又娶王顼龄的孙女。据《云间张氏族谱•世系》载：“张集子张棠，女二，……次适大学士文恭公讳顼龄子，一品廕生候补员外郎王图新。”又，“景星，棠次子，原名德山，字恩仲，号二铭，……娶王氏，少傅大学士文恭公讳顼龄孙女。”[3]
   
        从《云间张氏族谱》记载的张王两家嫁娶来看，张棠的女儿嫁给了王顼龄的儿子，其次子又娶了王顼龄的孙女，辈分似乎有些混乱。虽如此，这些却不能影响我们厘清张照于王鸿绪的关系，即，王鸿绪为张照的外祖父辈，张照为王鸿绪的外孙辈。包世臣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其时张照去世三十年，时间相隔不远，却误王鸿绪为张照舅舅，以至后世亦以讹传讹。因此，厘清张照与王鸿绪的亲属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张照最早见到王鸿绪，是在康熙三十五年，其时张照六岁。据《云间张氏族谱•行略•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内廷供奉刑部尚书加五级总理乐部大臣特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显考泾南府君行略》所记：“……王夫人之殁也，先大人才满三岁，彷徨哀泣如成人。六岁，先祖封司寇，公携之登岱，临日观峰望海，神情超朗。至京师外祖总宪王公抚之悲且喜曰，‘是儿他日名位不在我下。’宫传相国文恭公，司农公咸见而异之。”[4]《得天居士集》中有《题海山图》云：“走生六龄冬，曾蹑泰岱云。夜登日观峰，待朝郁仪君。渤海万里黑，水天那可分。遥知白石郎，稳卧龙涎熏。一线赤翕赫，直上连高口。童騃雀跃笑，长者骇汗纷。……”[5]从张照题《海山图》诗及《云间张氏族谱》所记对照可知，张照六岁时随其父张彚由娄县赴京师。期间，路经山东游览泰山。至京师后，张彚又携张照见王顼龄、王九龄、王鸿绪兄弟。其时王顼龄官侍读学士，王鸿绪奉召在京修《明史》，王九龄官翰林院侍讲学士。

    　二、书法关系

　　清康乾间，擅书者多宗董、赵。在康熙年间，由于康熙皇帝的喜好，朝野上下学习董其昌成为时尚和潮流，王鸿绪、张照则被认为是能传承董其昌笔法的两位重要书家。梁巘《评书帖》云：“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沈公荃，荃传王公鸿绪，鸿绪传张公照，照传何公国宗，国宗传白下梅君釴。”[6]梁巘记述的王鸿绪传张照董其昌执笔法与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所记张照向王鸿绪学习笔法是十分吻合的。

    　张照向王鸿绪学习书法一事，《天瓶斋书画题跋》记述更详。张照在《跋自临赵文敏书唐律》中说：“余年十一二，大人以敬慎老人书《琵琶行》及《溪上》等律七首同册付学，此余平生学字之始也。年十六至京师，从友人几砚见思翁临《溪上》七首墨刻，年二十见陈学士世南所藏思翁《琵琶行》，乃知敬慎粉本于此。然但知《溪上》七首为思翁临松雪书，未见松雪帖也。”[7]张照在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王鸿绪所书《琵琶行》及《溪上》等墨迹，而后又知王氏所书皆“粉本”于董其昌。盖张照自王鸿绪而学于董，此又可与梁巘所言王鸿绪传张照董其昌执笔法相印证。

    　张照不独学书于王鸿绪，亦曾在王家欣赏过《定武兰亭赵子固落水本》等古代名迹。《辛丑消夏记》中记张照跋《定武兰亭赵子固落水本》曰：“江村先生捐馆日，遗命平生珍秘书画并赠大司农俨斋先生。曰，‘毋令坠叶公手。’此卷初未及，舁致于康熙壬辰癸巳间，余从江村先生长孙励山借观，留几研侧数月。已而，俨斋司农向其家索取。之后二年，余偶过司农斋，值罗列名迹，与屺瞻何丈对初陈君纵观，因得重睹。”[8]虽然得以欣赏名迹，却是偶然去王鸿绪处，正值王鸿绪为何焯和陈万策“罗列名迹”时，方得重睹。

  　  张照是高士奇的孙女婿，他曾在高家欣赏了大量的古书名画，高祥出嫁时带来的嫁妆中亦有数十幅古代书画。[9]而高士奇去世前命家人将珍密书画全赠王鸿绪，盖二人间自有不为外人道处。高士奇与王鸿绪结党而为人所构，《清史稿》、《清实录》等有明确记载。据《清实录•圣祖实录》所记，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壬子，“都察院左都御史郭琇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植党营私，与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现任科臣何楷、翰林院陈元龙、王顼龄等招摇纳贿，请赐罢遣，得旨。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俱著修致回籍，王顼龄、何楷著留任。”[10]高、王二人结党营私固为史实，而启功言高氏将平生所藏书画归于王鸿绪，亦事出有因。启功在《启功丛稿•题跋卷》中谈到，“高士奇平生藏物身后扫数归于王鸿绪，其家自留一卷《兰亭序》，王尚指明索取，则高死前必有大祸为王所消弥者，此为贿谢。甚或高物为王觊觎，以至于死亦未可知。张得天跋故为惝恍之词，而微意可见致慨。于古物如传舍正，以讽叹王之不能终有之也，于此见江村之死亦殊可疑，然亦无足怪者。”[11]

        张照对王鸿绪向高家索取《定武兰亭赵子固落水本》，是否“微意可见致慨”，对于本文而言，不是探讨的主题。然于书法而言，张照曾学于王鸿绪，并于其家观赏古今名迹则是事实。进而言之，王鸿绪对于张照书法的最初学习及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政治关系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张照中进士，四月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官检讨。从此，张照开始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为官生活。康熙四十八年，王鸿绪因举允禩为太子事情，遭康熙帝严历斥责，因此以原品免职，休致回乡。[12]康熙五十四年，王鸿绪又获召入京修纂史书，充《诗经传说汇纂》和《省方盛典》总裁官，雍正元年八月，卒于任上。从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元年的九年时间里，张照与王鸿绪同在朝廷为官。而康熙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也正是康熙诸皇子夺嫡紧张的时刻。那么，探讨张照与王鸿绪在政治上的关系，主要是看张照在入直南书房时，是否得到王鸿绪在康熙帝面前的推荐。另外，他们在对胤禛和允禩夺嫡问题上，立场是否一致。而后者尤为重要。

    　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入直南书房。而王鸿绪亦在康熙五十四年二月重返京城修纂史书。此时王鸿绪已非休致前的位高权重，亦不可能在政事上有过多的影响力。同时南书房作为“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13]，是康熙倚重的办事机构，只有翰林官员中词臣才品兼优者方能入直。张照入直南书房最主要的应该是他的才学。《松江府志•张照传》云：“入直南书房，圣祖仁皇帝见其书法类岳颁，召问年齿，又命讲《尚书》二典、《中庸》，照一一奏对，温旨嘉奖。寻试诸词臣于保和殿，列上等。”[14]

        康熙五十四年的以后八年，张照虽然一直侍从康熙帝身边，然他的职级却一直未得到升迁，仍是一个从七品官员。可以肯定，此期间，王鸿绪对于张照的职务升迁并未发挥作用。而由前面已经谈及的张照在王鸿绪家观《定武兰亭赵子固落水本》事，可知张照与王鸿绪的关系并不亲密，王鸿绪能否为张照的升迁问题用心也可推测了。

   　 再看王鸿绪和张照在对胤禛和允禩的态度。

　    张照在雍正元年，一年之内获得四次升迁，官至右庶子，正五品。由从七品到正五品，升职之速，可见一斑。至雍正十一年，官刑部尚书，从一品。雍正十一年，张照被雍正帝收为门徒，得御赐“得意居士”名号。[15]张照为雍正帝所欣赏，是否在康熙年间张照在南书房任职时与时为皇子的雍正交好有关，已经无从考证。康熙年间，张照官职低微，与皇子深层次接触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从他在雍正年间的升职速度来看，他靠近时为皇子的胤祯应该更多一些。而王鸿绪作为允禩一党中的重要人物，康熙四十八年因为举允禩为太子事，被康熙“诏切责”，进而休致。作为允禩党羽，王鸿绪深为雍正所恶。由此可知，张照在政治上与王鸿绪也是疏离的，甚至可以说政治立场是对立的。

注释：

[1]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
[2][3][4]张汝璇、张廷柱、张世瑛《云间张氏族谱》，清同治甲戌重辑，蔬香别墅藏本。
[5]张照《得天居士集》，道光戊申重刊本。
[6]梁巘《评书帖》，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
[7]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8]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9]高祥携古代书画嫁与张照事，详见梁继《张照年谱》中“清圣祖康熙五十年辛卯，春，娶高士奇长孙女高祥为妻，并得《董其昌楷书千文》《柳公权度人经》《米芾书杜少陵诗》等书迹”条考述。
[10]《清实录•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一版。
[11]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一版。
[12]王鸿绪举允禩为太子而被休致事，《清史稿•王鸿绪传》述曰：“四十七年，调户部。其年冬，皇太子允礽既废，诏大臣保奏储贰，鸿绪与内大臣阿灵阿、侍郎揆叙等谋，举皇子允禩。诏切责，以原品休致。”
[13]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中华书局，2005年12月第一版。
[14]《娄县志•张照传》，陆锡雄等纂，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15]《清史编年•雍正朝》载：“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雍正帝亲自说法，收门徒十四人，庄亲王允禄号‘爱月居士’，果亲王允礼号‘自得居士’，宝亲王弘历号‘长春居士’，和亲王弘昼号‘旭日居士’，平郡王福彭号‘如心居士’，大学士鄂尔泰号‘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号‘澄怀居士’，左都御史张照号‘得意居士’，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计亲郡王五人、大臣三人、僧五人、道一人。”见李文海《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三：

张照与雍正关系考

（此文已刊发于《学术交流》2010年第4期）

梁  继（鞍山师范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摘  要]张照，清代大臣，通法律，工书法，尤精音律，历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雍正朝，张照颇得雍正帝欣赏，官至刑部尚书。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述了张照与雍正的关系：第一，从雍正元年张照四次任官的情况，考述张照在康熙年间南书房任职时与胤祯的关系；第二，雍正年间，张照在政务上的得失及雍正对张照的态度；第三，张照奉敕作诗、篆书雍正御笔之宝字样情况，雍正赐张照对联等书法作品情况，张照与雍正谈佛相契的情况；第四，雍正予张照祖、父辈的封赠。
   　 [关键词] 张照；雍正；政务；诗文；书法；封赠


   　 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江苏娄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区）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雍正十一年官刑部尚书，雍正十三年因抚定苗疆无功，被革职拿问。乾隆七年，复任刑部尚书。乾隆十年卒，谥文敏。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入直南书房，直至乾隆十年去世，三十年间一直侍从康熙、雍正、乾隆身边。张照通法律，工书法，尤精音律，深为康、雍、乾三代帝王所重。今检索史料，就张照与雍正的关系，述次如下。

　   一

  　  张照于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同年四月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任检讨，为从七品官。按清制，新任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优者留院为编修、检讨，其余分别授官，留院者一般官职升迁较速。然张照从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一年间一直未得升迁。据《云间张氏族谱•敕命》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原任刑部湖广司郎中加一级张彚，乃翰林院检讨张照之父。令德践修，义方夙著，……特晋尔阶朝议大夫，锡之。……尔翰林院检讨张照，学通载籍，品著圭璋，笔西清曾预窥乎四库，分藜东观雅擅誉夫三长。兹以覃恩授尔为徵仕郎。”[1]《云间张氏族谱•敕命》中的记载的张彚得封赠的时间是在康熙驾崩之后七日，因知朝廷对张照父亲的赠官和对张照的授官系雍正刚刚登基之后所为，而此时张照仍为翰林院检讨。雍正元年，张照久任翰林院检讨而不得升迁的情况却发生改变。是年五月至九月，张照四次升迁，连任赞善、侍讲、侍读、右庶子，官级由从七品到正五品。[2]

        新君登基，封官于近臣的情况，历史上亦较为常见。然张照的升迁却值得玩味。前文已述，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康熙帝驾崩，七日后雍正便封赠张照父亲张彚为朝仪大夫，张照亦被授为徵仕郎。徵仕郎的官职不高，和检讨官级一样。张照得此官的原因是，“学通载籍，品著圭璋，笔西清曾预窥乎四库，分藜东观雅擅誉夫三长。”[1] 这样的话是封赠官员时的常用语，并无实际意义。但联系雍正元年张照四次升迁的情况，可以认定雍正对张照是肯定和欣赏的。当然这种肯定和欣赏，绝不是因为张照在雍正元年间有了很大的作为。如果说雍正欣赏和肯定张照，那也只能是康熙年间，张照在与时为皇子的胤禛的交往中被胤祯所欣赏和认可。以官职言，张照品级低微，固不易得身为皇子胤禛的重视，然张照“入直南书房”的身份，则又成为胤禛及其他皇子必须重视甚至拉拢的理由。

   　 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本是康熙皇帝的读书处。入直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到了后来，南书房则“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3]，越来越成为康熙倚重的办事机构。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入直南书房，此后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八年间张照一直任职于此。康熙每年往热河避暑，张照均扈从身边。这件事情在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中记载颇详。《题董思翁行楷书唐诗宋词卷》有张照跋云：“乙未春，善降下世。是年四月，入直内廷。自此至壬寅夏秋，皆从先皇滦河。”[4]张照官级虽微，然处于康熙皇帝身边，其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张照这样的皇帝身边的近臣，对于夺嫡之争的皇子们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虽然现在并没有文献证明张照与康熙的皇子们之间的亲疏关系，亦不能证明张照在胤禛夺嫡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张照与时为皇子的胤禛的关系不会疏远，更不会属于其他夺嫡皇子阵营的人，不然就不会有雍正元年的四次升迁，更不会有十年后的官居从一品的刑部尚书的任职。

   　 从任官上看，张照在雍正年间十分顺利：雍正二年，张照任左庶子；雍正三年，任侍讲学士，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雍正八年，任少詹事；雍正九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十年，任刑部左侍郎并署顺天府尹；雍正十一年四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暂署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任刑部尚书。[2]张照由从七品的小官升至从一品大员，固因其自身有较为卓越的政治及文学艺术才能。然康熙年间，尤其是入直南书房后，在与雍正的交往中所得到的肯定和欣赏则为其源头。

   　 二

　    雍正是一个务实的皇帝，臣子们若得到其肯定，亦必须有相应的实绩。清乾隆年间，乾隆帝将张照列为五词臣，使后世视张照皆以文学侍从之臣目之。然文墨之外，张照更于刑名颇能精通，在任职间提出并施行了很多措施，于其时政事是颇有裨益的。

   　 雍正三年四月，张照向朝廷提议，将康熙帝的《圣谕广训》下发州县，令童蒙学习。《清史稿•张照传》载：“圣祖训士民二十四条，世宗为之注，题曰《圣谕广训》。照疏请下学官，令学童诵习。”[5]

        张照祖辈经商，父辈在京为官，家产殷厚，为娄县望族。其祖张淇曾置田千亩赡养族人。雍正十年，张照向雍正帝上奏了“义田”之事，得到了雍正帝的肯定和表彰。《清代七百名人传•张照传》云：“十年七月奏言，‘臣祖淇曾以田千亩为义田赡族。未经奏明立案，既为公产，转恐争竞，请官为存案，载入县志，不得擅卖擅买，违者虽臣子孙亦以盗卖官田论。’疏入，上允所请，立册存案，并敕部旌奖以表彰义举，寻议赠淇如其子原任吏部侍郎等官。”[6]

        张照于雍正十年始任职刑部，其于刑部事务颇为精通。《松江府志•张照传》载：“照在刑部治狱矜慎，阅案牍一目数行，改定爰书文法，老吏莫敢出入。”[7]雍正十一年七月，张照奏请“更定律历”，获允下部议行。《清实录•世宗实录》载，雍正十一年七月庚寅，“刑部等衙门议覆。署刑部尚书张照条奏更定律例等款：一.夫殴妻死、审无故杀别情者，如家无承祀之人，请准留承祀，以枷责完结；一.窃盗至三犯，通计赃五十两以下，罪止满杖者，请从重拟。五十两以上，罪应拟徒者，从重拟绞监候者；一.承审官辄用重刑，将笞杖人犯、叠夹致毙四命以上者，请以故勘论，拟斩监候；一.斩绞人犯，监禁在狱。如有强横不法，及犯赌博等事，请照原拟即行正法。将提牢官议处，禁卒治罪；一.支领囚粮，每石请给脚价银五分，于赃罚银两内，按次给发，移送户部查核；一.刑部现审左右二司郎中、员外、主事缺出，请于十四司司员内拣选明白历练者调补，所遗各司员缺，归部铨选。俱应如所请。从之。”[8]

        张照上疏奏事，多得肯定与褒奖，然领刑部期间，亦多次因政务之失而为雍正训斥甚至降级，而最终“世宗宪皇帝谅其忠直，悉予开复” [7]：雍正十二年五月，因为处理彭维新案失当，为雍正训斥曰：“今刑部审讯此案，……不料福敏、张照等职司刑官，而敢为此诈伪欺蒙之。……此案着刑部堂官另行确审定拟，傥仍敢固结徇隐，朕必亲自审讯，将刑部堂官与彭维新一体治罪” [8]；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因福建蓝厚正毙胞兄案处置失当，雍正帝斥责曰：“福敏、张照、王国栋乃专掌刑名之大臣，而识见卑庸，糊涂姑息至于如此，不可不加儆惩，着交部严察” [8]；雍正十二年七月四日，因原户部侍郎俞兆晟等案议置失当，受降三级处分，仍留任刑部尚书；雍正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因福建蓝厚正打死胞兄案议置失当，受到降级处分，仍留任刑部尚书；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因办理博尔多案中，家人受贿，受降一级处分，从宽留任，仍任刑部尚书；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因处置原工部郎中苏赫案失当，降一级，仍任刑部尚书。不难发现，张照虽然被雍正呵斥甚至处罚，但在很多时候张照将被免职时，雍正予张照总是“从宽留任”，从中亦可窥雍正对张照的宽容之处。

    　雍正十三年五月，贵州苗民发生暴乱，张照被雍正委以重任，与“果亲王允礼、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户部尚书公庆复，吏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宪德、张照，工部尚书徐本，……具办理苗疆事务。” [8]同时，张照自请为抚定苗疆大臣，与副都御史德希寿前往苗疆平乱。张照《得天居士集•羽书如电达中朝尽说斯由鄂伯招对》中有“先皇减膳问苍生，贱子青蒲伏请缨。岂有韬钤襄国是，欲凭忠朴答天明”句，可证其事。诗中言“伏庚铄石病余马，炎瘴从军走驲车。己愧王阳循曲礼，宁论马援中谗书” [9]，亦可见平叛之艰。后因张照平叛不力，及张廷玉、鄂尔泰两党倾轧，最主要的张照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雍正驾崩，张照被乾隆召回京师而撤职查办。

   　 从张照于雍正之间的交往来看，雍正帝对张照是信任并支持的，然这种信任是基于嘉其功而责其过的基础上，绝不是对近臣的无原则的宠信。

   　 三

　    张照精于诗文书法，学问出众。其于雍正元年十一月，任福建乡试副考官。雍正四月二十日，任云南乡试正考官。雍正十三年正月，任文颖馆副总裁官。张照曾奉敕和雍正诗云：“日字奎文墨数行，茕茕哀慕意何长。民心共仰仁无改，臣职深惭养有方。零露今朝凄在履，乘云昔日泣相望。呼天不得随龙尾，抢地无由吐鼠肠。温室八年亲教诲，热河每岁侍清凉。久编虞舜时几语，又读周成访落章。嗣训式敷寰海愿，作铭曾达御筵旁。绍庭继序天王孝，覼缕愚诚耿不忘。”[9]这首《敕和圣制诗》收在《得天居士集》癸乙编首篇，考其诗意，既伤于康熙去世，又于新主的绍庭继序进行颂扬，诗中“温室八年亲教诲”句与张照康熙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直南书房的八年相合。由此可知此诗写于康熙去世，雍正即位之时。

  　  作为清代初期著名书法家，张照与雍正帝之间还有着书画交往。从所见史料看，大概有四次：其一是雍正元年正月，张照篆“雍正御笔之宝”，以为雍正帝制玺用。据《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载，“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寿山石夔龙纽宝一方，上书朱字‘雍正御笔之宝’。奉旨：篆样呈览过再镌刻。钦此。于正月十九日翰林张照篆样一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一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一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一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张照篆样文范，但笔画微细，照袁景劭篆书的笔画另篆。再，滕继祖篆样上‘之’字篆法好些，问张照‘之’字篆法有讲究。钦此。于正月廿二日翰林张照篆样二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三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三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三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准张照古篆‘雍正御笔之宝’。将‘之’字下横取平，选吉时照样镌刻。钦此。于正月廿九日照翰林张照篆样镌刻得寿山石‘雍正御笔之宝’一方，怡亲王呈讫。奉旨：将此宝样好生收着。钦此。”[10]张照篆书“戒之在得”，曾为康熙帝制玺用，此次书篆字复用为雍正帝制玺，可见其书法也是为雍正帝所肯定的；其二是雍正二年九月，张照曾作砚赋呈雍正帝御览。据《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所记，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翰林陈邦彦来说：奉怡亲王谕，抄得唐人砚赋二段，做得砚赋八首等语。总管太监张起麟呈览。奉旨：准唐人砚赋二段，其年号照御笔落款。钦此。于九月初八日陈邦彦、张照、杨芳声，效力写字人潘其位各写得砚赋一张，呈览”[10]；其三是雍正元年十月，雍正帝赐张照御书及对联。据《松江府志•卷首•宸翰》载：“御书‘瀛海仙班’四字，又御书‘卿云呈烂漫，威凤吐雍喈’对联。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赐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臣张照。”[7]雍正赐张照御书及对联，固为张照之荣誉，然亦可见二人笔墨交往；其四是雍正十一年七月，张照书雍正御制《金丹四百字》。《钦定石渠宝笈续编•张照书金丹四百字》云：“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朔日，御制。臣张照恭录。”[11]张照书此《金丹四百字》是否为奉敕所书，是否呈雍正帝预览，目前已不得知，然此事仍不失为二人书法交往之一例。

　　张照于诗文书画之外，更擅谈佛，而雍正亦好佛，并常于宫廷举行法会。张照与雍正谈佛论道颇相契。清人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记云：“轮回之说，说部记载颇多，所闻若张尚书之为断臂和尚、钱中翰之为天童寺僧，尤觉其信而可征也。……世宗即位后，偶问张文和，‘廷臣中有通禅悦者否？’答曰，‘族侄照，曾阅内典。’因召对，即问曰，‘视朕何人？’对曰，‘是佛。’‘汝自视何人？’对曰，‘干屎橛。’言下大契，即得放缺，十余年位至卿贰。”[12]葛氏之言不见正史，其言张照十年而为尚书，盖缘于君臣谈佛相契，此固不确。然张照为雍正关系之近，亦可略见端倪。

    　雍正十一年，张照更被雍正帝收为门徒，并御赐“得意居士”名号。《清史编年•雍正朝》载：“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雍正帝亲自说法，收门徒十四人，庄亲王允禄号‘爱月居士’，果亲王允礼号‘自得居士’，宝亲王弘历号‘长春居士’，和亲王弘昼号‘旭日居士’，平郡王福彭号‘如心居士’，大学士鄂尔泰号‘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号‘澄怀居士’，左都御史张照号‘得意居士’，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计亲郡王五人、大臣三人、僧五人、道一人。”[13]张照与雍正帝关系之密于此可见矣。

    　四

　    张照于雍正年间得雍正帝知遇，十年间官升至从一品。其祖上及家人亦因之得以封赠，荣遇于乡里。《云间张氏族谱•敕命》中详尽记载了这些情况：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张照之父张彚封朝议大夫翰林院侍读，母亲王氏封赠为恭人。张照得授承德郎，妻子高氏、继妻马氏得赠安人；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父亲张彚封赠朝议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母亲王氏获封赠恭人。张照得授朝议大夫，妻子高氏、继妻马氏得封赠恭人；雍正十年十月十五日，张照太高祖张方、高祖张耀邦、曾祖张尚文、祖父张淇封赠光禄大夫吏部左侍郎。太高祖母陆氏、高祖母储氏、曾祖母赵氏、祖母陆氏、钱氏赠一品夫人；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张照曾祖父张尚文、祖父张淇、父亲张彚得封赠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张照得授光禄大夫。曾祖母赵氏、祖母陆氏生祖母钱氏、母亲王氏、妻子高氏继妻沈氏得封赠一品夫人。[1]张照在《天瓶斋书画题跋》中详尽记述了雍正十二年为其父乞尚书封典之事。《天瓶斋书画题跋•自书告身恭纪》载，“……岁甲寅正月内侍传旨，问照某物曾宣赐否？答已赐。又问某物，具答已赐。阅食顷，宣偕军机大臣入对，事毕。面谕尔等有所须宜以闻，或以人参请，具赐之。众出，独留照语，因为家大人乞封。世宗宪皇帝曰，‘尔早应奏，朕久有此意。’翼日旨下，张彚着给与尚书封典，钦此。盖家大人为郎官时，世宗在藩邸具知名。及义庄事闻，则知即照之父在籍养病，屡蒙垂问锡赉，圣意殷惓。非因照而有此特恩也。”[4]从张照所录对话中可见君臣之间际遇之深。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崩，张照作《世宗宪皇帝挽词》以表其哀。诗云：“道契三无本，仁苞万有先。青天是方寸，黄屋乃随缘。自在心常惕，无为道屡迁。只须登下寿，世已复殷前；万方都一子，普济不为恩。微蚁知天雨，闲花受日温。铁曾镕宝鼎，鲋忽出枯眢，却悔攀髯哭，途汙无极尊。”[9]


[参考文献]
[1]张谦，张廷柱，张世瑛.《云间张氏族谱》[M].清同治甲戌重辑，蔬香别墅藏本.
[2]张照任官情况，详见梁继.张照年谱[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3]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5]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M].北京：中国书店.1984.
[7]宋如林，孙星衍，莫晋.松江府志.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8]世宗宪皇帝实录.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张照.得天居士集[M].道光戊申秋重刊本.
[10]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1]王杰，董诰，阮元.钦定石渠宝笈续编[M].顾廷龙，傅璇琮.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
[13]李文海.清史编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杨卫列

久闻先生大名，佩服！
这文章都是工夫活，不读万卷书是做不成的啊！

沐云堂

原帖由 杨卫列 于 2010-7-5 08:46 发表
久闻先生大名，佩服！
这文章都是工夫活，不读万卷书是做不成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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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兄谦虚，亦知兄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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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拜读了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四：试论罗继祖的书学观（此文已入选“首届罗振玉国际书学书法研讨会”）

试论罗继祖的书学观

梁  继
（114007鞍山师范学院）


    内容摘要：罗继祖系当代著名在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书画家，其于书学研究亦多有建树。本文从人品观、书卷观、创新观、自然观、碑帖观等五个角度探讨了罗继祖的书学观。
    关键词：罗继祖 书学


    罗继祖（1913—2002），浙江上虞人，系古文字学家、历史文献学家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幼承家学，潜研覃思，博涉多通，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及诗词书画创作等领域皆有建树。罗继祖少时即在祖父罗振玉教导下学习书法，十六岁习唐人写经，后兼学各家，宗法唐宋，工诸体，尤以楷、行名于世。其书醇厚古雅，严整挺峭，学人气息，跃然纸上。古文字学家于省吾以峻峭评罗氏书法，堪为的言。染翰之余，罗继祖亦究心书学，多有精辟之论，赫然而为体系。此于罗氏，固为学者治学余事，然于学界书坛则颇具教益。今试从人品、学问、创新、自然、碑帖诸方面于罗氏书学略述陈之，以为求教。
   
    一、人品观
    杨雄在《法言•问神》中谈文章和人的关系时指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1]古人不独对文章的评价如此，对书法的评价也渗透着浓厚的“人品意识”。欧阳修在《笔说》中谈到：“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则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2]以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诸人为例，直言书法与人品之休戚关系，诚为精辟之论。苏轼谈到书法与人品的关系时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3]

        罗继祖论书特重人品，认为书家的人品在体现书法作品的内涵、价值和流传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罗氏曾在《谈“书德”》中专论书法与人品的关系：


    “现在社会舆论似乎偏重艺术而把人格放在一边，这种倾向不大好。我觉得书法出于人为，不应该把书法和人品分离开来，再说人的品格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在蔡京的字迹还有流传，我认为不管蔡京为人如何，他的字也不可能和蔡襄并论。再说秦桧也能书，《雍睦堂法帖》把他的字编进去，这是出于一时好奇心理的驱使。至于张瑞图、王铎，一个是媚痷的宰相，一个是南明首签降表的贰臣，就是会写字，算得了什么？过去一直受人捧，以为能打破传统，实则更主要是打破了人格的传统。……从中国书法传统来看，一位书法家仅会写字，字写得再好，也不能名垂后世，一定要他对社会上有过贡献，一言一行，堪为后人师表，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书德。”[4]

        罗继祖又列举历史上书品人品具高洁者，以张“书如其人”说：

    “我素持雅俗不能并存之论，又笃信书如其人之说，以为人必贞淳，书法才能好，古来王氏父子、虞、褚、颜、柳、苏、黄，以次，如张旭、米芾之癫，下至徐渭、郑燮，他们都有一种嶔奇磊落兀傲不平之气，胸中有国家和人民，才能声施于后世。”[5]

        将罗继祖的这些观点与杨雄、欧阳修、苏轼等人的以人品关照书法的观念相比较，可知罗继祖的人品观与传统的文学及书法批评的人品观是一脉相承的。由人及书，虽悬隔千古，然其意相应。

    古人论书法与人品的关系，更论及道德、事功、文章、风节等方面，使人品观的内涵得到增强。清人朱和羹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6] 罗继祖亦曾借马叙伦评康有为、于右任二人书法，以抒自己对康、于二人“玩世”之风的批评：

    “马叙伦《石屋馀沈》（1984年，上海书店版）论康有为、于右任书，谓二人恃其善书有玩世之意，有时随意为之，遂入恶道，学之者则更恶。按：马说甚是，二人书如此，已乖唐贤矜慎不苟之风，今人尤而效之，则更下矣。”[7]

以“随意”论康有为、于右任的之书，持论出自马叙伦，然罗继祖于按语中以“已乖唐贤矜慎不苟之风”论康有为、于右任“随意之书”，实则从道德层面上进一步点出康、于二人人品之失。

    自乾嘉大兴金石学以来，时人由重碑而衍为碑学，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说颇为学林所重。康氏为公车上书及百日维新中的代表人物，在士林中有很大的影响。书界言及康有为，直以碑学集大成者论之。然罗继祖则不流于俗，直论康氏人品之劣。他在《康南海》中谈到：“南海思想诡异，不独在学术。虽受业朱九江次琦之门，未能传九江之衣钵，不待言矣。据赵立人《康有为早期反清活动考》，文中据当时关涉诸人之密函（多出于《汪康年师友书札》）。赵文颇极沟深致远之能，能窥见当时诸人活动之内幕。康殆早与孙中山有联络，而自己讳莫如深。……揣康意图，似认为孙之辈势孤力弱，事未必成，虽有心赞助，却怀观望。于清室却早蓄一套变法蓝图，及会试中式成了进士，喜得进身之阶，奈又格于当日帝后权势，中途而败。倘能成，则以兵围颐和园，慈禧必丧于其手，对光绪又知如何处置，全国形势必将大变。至于流亡域外，幸保性命，且以‘保皇’自命，皆南海自欺欺人之幻术。”[8]罗氏于此以“自欺欺人之幻术”论康氏人品，虽未言及书法，然康氏之书品于罗继祖而言，可以想见。由康氏人品想及书品及书论，罗氏论康氏之独特视角，于学界也是多有启发的。

    书家润笔，古已有之，而于今尤烈。罗继祖以学问家立足书坛，深为知书者所重，然乞罗氏书翰不以金则得，以金则罗氏拒之，此举不独异于时流，于书史亦罕见。罗继祖谈到：“书坛繁兴，百花争妍，我欲与社会人士争一日之长，奈鄙性硁硁，不识时风所向，以是不竞。而江湖上有人以书沽名射利，公然挟书为市，心窃鄙之。……我书从不一鬻，而人有求之者蔑不应，故且吾书为“金不换书”。愿守此终吾生焉。”[9]罗氏非为富有者，然能有此心志，可见其人品高迈。

    罗氏不独自律如此，对于书界以书射利的现象亦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即如沈延毅这样的老朋友，也不留丝毫情面。“沈公卓延毅，原名著，字公卓，后易今名，盖平人，肄业旧东北大学，貌欣长秀异，人以为足膺使节之选。……沈初书法鲁公，而浸淫何蝯叟，其仿何之作，庶能乱真，当日辽博能书者咸推之。讵意若干年后，忽大变，改法魏碑，且影响及于全省。及1988年予来大连，闻沈书名大躁，亦自矜其书，传者谓求书者非兼金不能得。实则自三中全会后，全国艺坛林立，藉以期世射利大有人，不独沈也，动称为著名书法家，而技实劣下。……其书法，误于康南海，予戏以扭股糖目之。”[10]

        二、书卷观
    清人刘熙载于《艺概•书概》中言：“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鲱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疏笋气，皆士气之弃也。”[11]刘熙载所言士气，盖读书人于书法中所体现的独特气质。诚如黄庭坚所言，“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土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12]古人将书法视为问学之余事，而积学深厚者，其书自然儒雅醇厚，为士林所重。以苏轼而论，其书固已光耀千古，然究其源，其中的学问文章之气则似为关键。黄庭坚十分看重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书卷气息，在他看来学问好的人其书法亦自不俗。“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3]

        书法之韵，作品之郁郁芊芊都是来自于作者学问。在作品的书卷气的问题上，罗继祖的观点也是遥接古人的。他在一些文章中反复提到书家的学问问题和书法的书卷气问题：
   
    “我认为书道的最高境界是‘气韵’，也就是‘书卷气’，现在人是不去注意的。”[14]
“写字还要有字外功夫，这很容易明白。请看古时哪一位书法家同时不是学问家？”[15]
“我觉得古代书法家同时也是学问家，不然，他的书法也只是书匠一流，可以得名一时而不能垂名万代。这就是大家所常说的‘书卷气’和‘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16]

        罗继祖认为，精于学者其书必气韵生动，寡于学者其书则俗气满纸，而欲去掉书法作品中的俗，只能靠读书来完成。他在《读书答客问》中说：“读书人不一定都是书法家，但从来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没有一个不读书的。因此，我们说读书和书法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王羲之和王献之是父子，但他们的书法并不相同，欧阳询和欧阳通父子也一样，两位名父之子跟踪父亲不是一步一趋，而是明显有些变化。再说书风不能不随时代有变迁，唐末盛行柳公权体，而杨凝式独师法颜真卿，现在看到杨的真迹如《卢鸿草堂图跋》，俨然平原笔意，而《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就各不同了，可见古人书法的多变化。由于他们博学多识，这就是‘字外功夫’，通俗一点说就是‘书卷气’。自古书法家能够名垂后世，没有不是胸罗万卷，不然即使书法精工，也只能是书匠。大家知道画不能有匠气，书法也同然，匠的异名词是俗，惟有读书才能医俗。”[17]

        书家若工于学则其书自有韵致，即有不深知书者，若其学问深邃，其书亦不凡。宋人朱长文言，学问深醇之人，其作书胜处在于“自游息焉”，而非拘泥一艺。清人李瑞清言：“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18] 杨守敬言书法“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无胸无点墨而能超佚绝伦者也。”[19]罗继祖以书卷气论王国维书法的观点与上述前贤之论是一脉相承的：

    “予跋先生书札，谓先生虽不工书，而其书端严深厚，书卷之气盎然。古人谓书者如也，书如其人，知者当肯吾言。”[20]

        罗继祖于王国维书法中之书卷气深为服膺，而且他认为自己的书法也胜在有书卷气。他曾说：“（我）今天能进入‘书坛’，只凭平日读书稍多，能沾些书卷气，以不堕入庸俗一路。王观堂先生于学问渊博于中西学，皆有独得而不以书名，幼时因学书不进，为其父太学君所呵斥，但小楷端厚，令人一见，觉为学人手笔。我家有一位长亲，字写得很漂亮，但无家法。观堂先生说此人腹中空空，从字可以看出。”[21]由书而知人，观堂所藉者，观其书卷气耳。而此恰恰为罗继祖之所以钦观堂者。
   
    三、创新观
    创新与传统是古今书家均予以关注的问题。审视书法史，古今凡能传于史的书家均能不同流俗，自出新意。但创新者未有不回归对传统的揣摩、吸纳，最终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而自出机抒的。孙过庭言：“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术，适可兼通。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22]对于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清人朱履贞认为，学习书法必须按照规矩深入古人，而最后还要“从规矩而出。”罗继祖在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上强调必须深入传统才能言创新：

    “如果想跨越前人，首先不应该放弃传统，而应在传统上继长增高。这个在传统上面继长增高，就是推陈出新，同时也就是‘创新’。” [23]

    罗继祖主张在传统上多下功夫，下到一定功夫，自然能够水到渠成，而臻得鱼忘筌，自然中矩的境地，到了这样境界，“就是下笔有点歪斜，人家不敢批评你，米襄阳的字不是多作斜势吗？但他的功底厚，全从和晋唐人血战中脱出，虽有‘过于跳荡’的毛病，但谁也不敢否认他创新的成功。”[24]对于学习传统。罗继祖认为先须从一家开始，待一家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学别家，火候成熟，方可“博观泛取，左右逢源，然后自具面貌不难”。罗氏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对自古至今大家的经验总结。
    对于当前一些书家不顾传统而盲目求新，罗继祖是持批评态度的。“近日书坛鼎盛，百卉争妍之际，人方拭目以为旷世一遇。乃新秀一辈竞以‘创新’猎名，惜其伎俩不高明，不过拾前人牙慧耳。试以类分，一种学李梅庵颤笔，抖抖擞擞；一种学郑板桥六分半体，怪模怪样；一种学张颠，信笔涂抹，至不可识；一种歪歪斜斜，不知师承何人；居然到处展览，人人叹为新奇。更有诡异者，用特大之笔，倾盆之墨，费数十丈长之纸，写大可与四层楼高相等之一字，俨然别出心裁，亘古未有。……此胡为者，不过‘哗众取宠’耳。”[25]创新一定不能扔掉传统不顾，应该在传统的指导下创新，那才有价值，不然，创新则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于学习今人横向取法的情况，罗氏也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他在《学习书法的几点意见》中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大妙的风气，好师法今人，以为这是一种‘捷径’。我不是‘崇古卑今’，虽然今人也尽有书法造诣高深的，但他们未必能超过古人。近代书法家有沈尹默，再远一点有沈增植，但号称‘二沈’高足的，就不及‘二沈’，甚至连郭老书法还列不到上品，遑论其他。我们又何必舍古师今呢？”[26]

        罗继祖强调，学习古人就必需严格遵照古法，从写好横平竖直的基本功开始。这些似乎是童蒙都懂的最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就当前浮躁的书法风气而言，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此后，罗继祖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甚至专门著文论之：

    “有人以学书入门为问，我的回答很简单，只有“横平竖直”四个字，……我认为学书入门最起码的基本功在此。……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在点剔撇捺上下功夫了。第三步要把点剔撇捺安排好，使它基本合于“永字八法”，注意整个字的结构，这比第一第二步要难，……”[27]

        学习传统，学好基本的间架结构，掌握好“横平竖直”，为学习传统所必须。与此同时，罗继祖在执笔上也对学书者提出了要求。罗氏以为执笔只有“虚掌实指”，以中锋行笔，即使时有偏侧，但坡度也不能太大。他认为，执笔虚掌实指最重要。就是说用前二指紧搦笔管，三四指抵拒笔管，协助用力，这时形成虚掌。掌是空的，指一定要实，那就是要紧搦着笔，使笔听指的指挥，并且笔管一定要竖直，不能欹斜。
    就书法的笔力问题，罗继祖认为，写字需要有力，但光有力并不能算到了好的顶点。而且这种力，绝不是“金刚怒目”式的拙力，而是要力含于笔毫之中而不外泄，如“绵里藏针”，方为得笔力。而得此笔力之后再作书，则能含蓄蕴籍，深入古法。
   
    四、自然观
    古人早就提出书法创作不能造作刻意，而应自然本真。传蔡邕《九势》中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此处自然盖为模拟自然界物象之书写状态。而此后书学家将自然的含义进行阐发，而最终形成书法创作中不事雕琢，自由随心的境界。张怀瓘《书断》云：“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28]罗继祖亦主张书法创作要自然而然，切忌矫揉造作：

    “书法譬如水流花谢，妙在自然，里面不容有一毫矫揉造作，如果书功不深，虽极力模拟高古，也仍是优孟衣冠，不是真的高古而只能是丑怪；丑怪和高古，岂不相距十万八千里？”[29]
“我对美学也约略知道两点，一点是如何表现时代精神，……另一点是崇尚自然美，不矫揉造作。”[30]

        在罗继祖看来，书法就应该是自然而从容的书写，而不是简单的模拟高古，这种观念贯穿了罗继祖对作品和书家的评价。他在论述甲骨文的刀法及字体时，明确提出了甲骨文字体的“天然的形体美”之说：

    “甲骨文主要用刀刻，却和后来刻印章不同，起落笔都是尖的。到有点像近代齐白石刻印，一刀下去，不需修饰。而甲骨文的字体婉曲有致，构成一种天然的形体美。古代字体不像后来有定型，少一笔多一笔都不成，它是采取半自由化的，多一两笔无所谓，并且不妨挪动上下左右的位置，这样反而显得疏密肥瘦、参伍错综，相映成趣，结体一般偏长。这都是天然形成，不是人故意造作出来的。”[31]

        对于古代书家中故作怪异的现象，罗继祖则直言批评。郑板桥的书法以“乱石铺街”体名世，对于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怪，罗继祖并不十分认同。他在《近来学书的风气》中谈到，“扬州八怪”’落了个“怪”名，金农的漆书和郑燮的六分半书的确有点“怪”，金的字古拙，郑的字纤巧。依我看，我比较喜欢古拙的。金的隶书比较好，近似汉隶。虽然郑板桥的基本功不错，但对于郑氏偏发异想，把分书参在楷书里写，成了六分半书，是不是故弄狡狯呢？对于金农和郑板桥的创新，罗继祖认为，不必去非难他，因为他们是自成一家。如果后人刻意去模仿，则没有实际意义。在罗继祖看来，郑板桥的人品第一，诗次之，画又次之，书最下。并援引郑板桥自己的话，论其书法。“徒矜奇异，创为真隶相参之法，而杂以行草，究之师心自用，无足观也。”
   
       傅山“四宁四勿”之说在书法史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世人言傅山此论，多予赞语，言其独造和风骨。然罗继祖却能不同时流，对傅山的观点进行批评和纠正：

    “青主论书，主‘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此只能是其一家言，如起地下所有书法大师来征询意见，未必遂占上风。缘巧与拙，媚与巧，轻滑与支离，安排与率真皆相对名词，学书忌偏于一面；再看青主之书，其书确不避丑拙，信笔落墨，如后人皆学之，等而下，不知将成何状？
    青主殆不明书为艺术，其以‘四勿’诏人，似信之者不多，然传至今日，书坛上确有不少‘乱服科头，不衫不履’者，不得谓非‘四勿’为厉阶。媚之一字出于昌黎之‘羲之俗书趁姿媚’，羲之犹为俗书则谁为不俗。我以为媚应作美解。”[32]

    恶丑拙，忌偏颇，并以“不明书为艺术”来评价傅山，实发别人所未发。虽然是在批评傅山的观点，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了平正和自然的意义。

    五、碑帖观
    乾嘉金石学兴起以来，尚碑之风颇行于世，后经阮元与包世臣、康有为的鼓吹，更见其盛。世人论碑帖，或崇或黜，少有中庸。罗继祖认为，碑和帖就技术而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完全可以相互融合。对于碑学的兴起及碑帖之间的争论，他是持肯定态度的：

    “清朝中叶书坛上掀起一场革命，就是碑学与帖学的斗争，应该说是件好事。在此以前，无所谓‘碑学’，学字的范本主要是帖而不是碑，因为按古代的条件来说，碑比较难得，帖比较通行，所以学帖的多。自从邓石如、包世臣倡导碑学后，风气一变，书坛顿放异彩。”[33]

        然而对于学碑的一些弊端，罗继祖也直言批评：

    “风气一变，学北碑的人突然增多起来。不过，如学不好也有流弊。流弊是什么？因为北朝碑刻太不重视雕琢，有的过于草率，特别像摩崖，例如云峰山石刻，石质不平，拓出字来形同锯齿，有人专去学它，那就坠入魔道了。”[34]

        学帖有流弊，学碑也是有缺点存在的，罗继祖认为，北魏人刻碑，一刀刻下去，绝少修饰。这种现象，有人赞美有自然天趣，但和用笔写出来的字就大有距离。对于师刀还是师笔的问题，罗继祖谈到：“我们今天是师刀还是师笔？当然要师笔，既是师笔，那么，我们故意去学碑工的刀迹，意义就不大。启功先生有‘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和‘岂独甘卑学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等句，就道破了问题所在。”

        对于清以来碑学大家，罗继祖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对其缺点也直言批评。康有为是碑学重镇，对于碑学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康有为的成就，罗继祖给予了肯定，但对于康有为的一些的观点，罗继祖则批评到：“包、康所标榜的魏碑，多半出于当时拙工之手，反而不能尽传古人之真。但康氏却奥衍其说，把古代书家一一分配在他所见的碑刻和他所欣赏的碑刻之下，硬说某人师某，某人师某，甚至说云南出土的《爨龙颜》，远接李斯之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替爨写碑的人恐怕八辈子做梦也想不到。……自康氏之说盛行，人人竞学魏碑，学魏有成就的人不算多，却首先把学书的基本功丢掉了，写的横不平、竖不直，撇不是撇，捺不是捺，不要看别人，康本人写的就是那样。”[35]

        不独对康有为《爨龙颜》远接李斯之说进行驳斥，对于其崇魏卑唐的观点，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罗继祖亦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在《跋杨守敬<书学迩言>》中谈到：“康氏那本书矜奇炫异，精光四射，但不免失之偏颇，特别是他的“尊魏卑唐”之论，震骇流俗，知道今天还毁誉参半。如不客气地说，康书要对今天中国书法界的发展欹斜负一定责任。”[36]
对于另一位碑学大家吴昌硕书法中的问题，罗继祖亦直言不讳。他在《缶庐戏语》中谈到吴昌硕的书法时说：“现书坛有人吹捧缶庐为一代巨擘，甚至艺术之精妙超越王、颜、米、赵，出神入化，书法史上惟此一人。缶庐临《石鼓文》有耸肩塌背之弊，反谓为顿头挫尾，变化莫测，正其独步。评价之高，恐缶庐地下闻之，未能怡然首肯也。”[37]能对声名赫然的人物进行客观的批评，持论客观，且能发人所未发，足见高明。





注释：

[1]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国书店，1991年6月。
[2]欧阳修《笔说》，见《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3月。
[3]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见《东坡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1月。
[4]罗继祖《谈“书德”》，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5]罗继祖《人雅书才能雅》，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6]朱和羹《临池心解》，见《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
[7]罗继祖《马叙伦论康、于书》，见罗继祖《两启轩笔尘》，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
[8]罗继祖《康南海》，见《罗继祖绝妙小品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
[9]罗继祖《“金不换书”》，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10]罗继祖《沈延毅怀金毓黻诗》，见《两启轩笔尘》，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
[11]刘熙载《艺概•书概》，见《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
[12]黄庭坚《书缯卷后》，见《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
[13]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见《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
[14]罗继祖《学书不宜太杂》，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15]罗继祖《学书有死活两法》，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16]罗继祖《<曹寿槐书法集>序》，见《罗继祖绝妙小品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
[17]罗继祖《读书答客问》，见《鲁诗堂谈往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3月。
[18]李瑞清《玉梅花庵书断》，见《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2月。
[19]杨守敬《学书迩言》，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
[20]罗继祖《观堂书跋》，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21]罗继祖《影摹与背临》，见《罗继祖绝妙小品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
[22]孙过庭《书谱》，见《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
[23]罗继祖《谈“创新”》，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24][30]罗继祖《为什么要把字写得歪歪斜斜》，见《岭南书艺》1987年第10期。
[25]罗继祖《雅道乎？魔道乎》，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26][29]罗继祖《学习书法的几点意见》，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27]罗继祖《横平竖直》，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28]张怀瓘《书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
[31]罗继祖《学契小言》，载《鲁诗堂谈往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3月。
[32]罗继祖《傅山之“四勿”》，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33]罗继祖《近来学书的风气》，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34]罗继祖《学书浅谈》，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35]罗继祖《答或问论书》，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36]罗继祖《跋杨守敬<书学迩言>》，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37]罗继祖《缶庐戏语》，见《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五：《平复帖》题跋三考（此文入选《平复帖》暨二陆学术研讨会）

《平复帖》题跋三考

梁  继
（114007 鞍山师范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从《平复帖》的题跋入手，结合古今学者对《平复帖》的评述、研究，进行三方面的研究、考证。第一，对当前学术界就《平复帖》作者论争进行梳理总结；第二，对《平复帖》的递藏情况进行了考述；第三，就《平复帖》的风格，尤其是“点画奇古”的特征进行考释。

    关键词：平复帖 题跋 陆机 递藏 奇古



    《平复帖》，纸本，手卷，纵23.7cm，横20.6cm 。章草书9行86字。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帖尾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赵椿年、张伯驹诸人题跋，题跋中于《平复帖》的作者、递藏、风格等情况叙述颇详。

    一、《平复帖》的作者
    《平复帖》卷前有白绢题签“晋平原内史陆机士衡书”一行小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落，启功以此题字笔法风格与《万岁通天帖》中每帖前小字標题相似，而定为唐人书。[1]又有“晋陆机《平复帖》”数字，是宋徽宗赵佶的泥金题签，下钤有双龙圆玺。董其昌跋曰：“右平原真迹，有徽宗缥字及宣政小玺，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此后溥伟、傅增湘、赵椿年、张伯驹诸人题跋皆言此帖作者为陆机。
当代学者王世襄、启功、徐邦达、华人德、曹宝麟诸人于《平复帖》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王世襄作《西晋陆机<平复帖>考略》，对《平复帖》的流传、递藏、著录等情况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对于作者，王世襄没有展开考证，然考其行文，则信为陆机无疑。[2]启功有《<平复帖>说并释文》一文，对平复帖的释文、递藏、著录以及彦先其人进行考证，认为《平复帖》是陆机写给其友人贺循的。[3]徐邦达在《古法书鉴考选要•西晋陆机<平复帖>》，虽然持作者为陆机的观点，但在“彦先”的归属问题上则与启功不同。他认为陆机的《平复帖》是写给一位表字彦先的全姓朋友，而非为贺循。[4]后来启功在《论书绝句•平复帖》中对此进行了回应，“彦先为贺循字，循多病，见于《晋书》本传。或谓彦先卒于陆士衡之后，则此非贺氏。然‘恐难平复’，只是疑问，非谓即死也。”[5]虽然启功与徐邦达在“彦先”的问题上观点不同，但在《平复帖》的作者为陆机的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
   
    一九八五年，曹宝麟在上海《书法研究》著文，提出了与启功、徐邦达不同的观点。曹宝麟通过对《全晋文》和《晋书》中“寇乱”一词的考证认为，《平复帖》“大概作于西晋怀愍末页至元帝中兴之初这段时间”，而此时在陆机被谗杀之后，故《平复帖》的作者不是陆机，应该是与陆机同时代的人。同时，曹宝麟对徐邦达提出的“彦先”为全某说提出质疑，认为《平复帖》中的“彦先”应如启功所言系贺循。[6]此后徐邦达著文对曹宝麟的观点进行商榷，认为“寇乱”一词在史书中的用法，既可指外寇，也可指内乱，非必内外兵祸同作，更非如曹宝麟所言专指“外寇入侵造成的丧乱”，同时坚持了其“彦先”为全某的观点。[7]徐邦达文章发表后，曹宝麟、华人德作文与徐邦达商榷。曹宝麟指出：“倘若徐先生意欲证明我的‘不科学’，自应采取以下两条途径：要么重新查阅一遍鄙人据以立论的两部巨著，冀希于我或许隐瞒着对己不利的使用‘寇乱’一词的例句；要么另行找出这两部书之外的使我不攻自破的证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此这般才有说服力。”[8]华人德的文章并未就《平复帖》的作者问题进行探讨，而只是从文献中对“瘵”的解释进行考证而言徐邦达之失。[9]此后又有孙向群作《就“羸”、“瘵”二字和曹宝麟先生商榷》，对曹宝麟《平复帖》论辩文章中关于“羸”、“瘵”二字的解释提出质疑，进而维护了徐邦达的“彦先”为全某说。[10]谢光辉则作文仍就“羸”、“瘵”的词义钩沉文献，批驳了孙向群的观点。[11]然不论所据者何，均未超出徐邦达、曹宝麟二人的范围。

    二○○六年，谢光辉、徐学标于《中国书法》上著文，就《平复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使学界关于《平复帖》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寇乱”的问题，作者引《周礼》、《左传》、《后汉书》等文献，指出“寇乱”一词在古代已经存在，认为“一般均用为泛指兵乱或侵扰，并非专指。”对于“寇乱”是否为曹宝麟所言的“永嘉之乱”，作者引《晋书》《甘卓传》、《周处传》中两例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寇乱’一词却并不全指永嘉之乱，甚或也不专指外敌入侵。”对于《平复帖》的作者问题，谢、徐二人也认为非陆机所书，然所依据的是帖中所言及的一个重要人物——子杨。作者将《平复帖》中所言子杨的文词与史实对照，认为《平复帖》中所言子杨系《晋书•石季龙载纪上》中所载的那个曾经举兵称帝的李子杨，进而推算《平复帖》出于陆机死后三十年左右。关于“彦先”的姓名归属问题，谢、徐则提出了与启功、徐邦达、曹宝麟三人均不相同的意见。作者举以“彦先”为表字之见于史籍者，除顾荣、贺循和全某外，南朝刘宋有傅劭，齐有丘景宾，梁有刘藻，北宋则有孙思恭、高登、赵觉等；此外，曹魏有贺彦先，北魏有裴彦先，刘宋有顾彦先，唐有杜彦先、裴彦先、何彦先，宋有许彦先、李彦先、王彦先等。至此，作者提出，“‘彦先’为古代人名或表字的常用词。叫‘彦先’的人想必还有很多，未必能够一一见之于载籍，而《平复帖》中的彦先，也非必上述顾、贺、全三人中的一人不可。”[12]

    《平复帖》作者是否为陆机，我们还可以依据文献进行深入的考证，但《平复帖》作为西晋名迹则普遍为学者所肯定，《平复帖》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一点则毋庸置疑。

    二、《平复帖》的递藏
    关于《平复帖》的递藏，傅增湘的跋文叙述颇详，“第此帖自宣和御府著录后只存徽宗泥金签题六字相传，有元代济南张斯立、东郓杨青堂、云间郭天锡、淦阳马晌诸人题名，亦早为肆估拆去，其宋元以来流转踪迹殆不可考。至明万历时，始见于吴门韩宗伯世能家，由是张氏《清河书画舫》、陈氏《妮古录》咸著录之。李本宁及董玄宰摩观之余，亦各有撰述，载之集中。清初归真定梁蕉林侍郎家，曾摹刻于《秋碧堂帖》。安麓邨初得观于梁氏，记入《墨缘彚观》中。然考卷中有‘安仪周珍藏印’，则此帖旋归安氏可知。至由安氏以入内府，其年月乃不可悉。乾隆丁酉，成亲王以孝圣宪皇后遗赐得之，遂以诒晋名斋，集中有一跋、二诗纪之，嗣传于贝勒载治，改题为秘晋斋，同光间转入恭亲王邸，嗣王溥伟为文详誌始末，并补录成邸诗文于卷尾，此近世授受源流之大略也。……丁丑岁暮，乡人白坚甫来言，心畬新构亲丧，资用浩穰，此帖将待价而沽，余深愳绝代奇迹仓卒之间所讬非人，或远投海外流落不归，尤堪嗟惜。乃走告张君伯驹慨掷钜金易此宝翰。”对于《平复帖》入乾隆内府而不为乾隆皇帝题跋一事，傅增湘亦有述及。“或疑纯朝留情翰墨，凡秘府所储名贤墨妙，靡不遍加品题，并萃成宝刻，冠以三希，何乃快雪之前独遗平原此帖。顾愚意揣之，不难索解。观成邸手记，明言为寿康宫陈列之品，宫在乾隆时为圣母宪皇后所居，缘其地属东朝，未敢指名宣索，洎成邸以皇孙拜赐，又为遗念所颁，决无复进之理。故藏内禁者数十年，而不获上邀宸赏。”溥伟在题跋中言及，“国朝新安吴其贞《书画记》曰卷后有元人题云，‘至元乙酉三月己亥，济南张斯立、东郓杨青堂同观。又云间郭天锡拜观。又滏阳马晌同观。’后或将元人题字拆售于归希之，配在伪本勘马图尾。帖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云云。”据吴其贞《书画记》所记，吴其贞于顺治庚子五月二十二日在葛君常处，并言“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哂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緍，方为余吐气也。”[13]溥伟、傅增湘所勾勒的递藏大体为宋内府→元代藏家→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张丑→葛君常→王际之→冯铨→梁清标→安岐→入清内府（孝圣宪皇后）→成亲王永瑆及载治→恭亲王奕��及溥伟、溥儒→张伯驹。这与宋以后《平复帖》的递藏大抵相是符合的。
  
    王世襄对《平复帖》的递藏曾进行过缜密的考证，他在《西晋陆机<平复帖>考略》中谈到：“据宋米芾的《书史》和明张丑的《真晋斋记》，《平复帖》是所谓的《晋贤十四帖》中的一件，他原来于谢安《慰问帖》同轴，上面有唐末鉴赏家殷浩的印记。这方收藏印盖在帖本身字迹的后面，靠近边缘，长方形，朱文，颜色虽极暗淡，但‘殷’字上半边，‘浩’字右半尚隐约可辨。此外据说卷中还有王溥等人的印，现在未能找到，可能是因为盖在《慰问帖》或其他帖上的缘故。”将《平复帖》的递藏，上溯到了唐代末年的收藏家殷浩。同时，王世襄在文章中指出，《平复帖》自殷浩手中流出后，到王溥家保存三代，之后被李玮买去。李玮与宋代帝室有亲戚关系，在其去世后，宋徽宗对法书名画刻意搜求，《平复帖》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宋御府。[14]
  
        关于《平复帖》在清初的收藏，郑重认为清初耿昭忠曾收藏此帖。他在《看书画经典 说印记流传》中说：“今考出耿昭忠的两方印，填补了清初收藏的空白。……《平复帖》及欧阳修行书《灼艾帖卷》上，都钤两印，和《出师颂》两方半印的印形一样，半边文字也一样，方形朱文印为‘珍秘’，菱形白文印为‘子孙保之’，而且用印的习惯也是两印联用，‘珍秘’朱文印钤在上，‘子孙保之’白文印钤在下。这是明末清初收藏家耿昭忠的印记。”[15]考耿昭忠与安岐行状，耿氏收藏此帖当在安岐之前。
    由上，《平复帖》由唐末殷浩到张伯驹的递藏状况可知矣。

    三、《平复帖》的风格
    关于《平复帖》作品的风格，溥伟、傅增湘、赵樁年在跋文中均有提及。溥伟跋云：“章草书，如篆籀，多不可识。”傅增湘跋曰：“字奇古不可尽识，纸似蚕繭造，年深颇渝敝，墨色有绿意，笔力坚劲倔强如万岁枯藤，与阁帖晋人书不类。昔人谓士衡善章草，与索幼安出师颂齐名，陈眉公谓其书乃得索靖笔，或有论其笔法圆浑如太羹玄酒者。今细衡之，乃不患然。惟安麓村所记，谓此帖大非章草，运笔犹存篆法，似的为得之矣。”赵樁年跋曰：“纸墨沈古，笔法全是篆籀，正如秃管铺于纸上，不见起止之迹。”关于《平复帖》的风格，跋语中揭示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章草点画奇古，二是有篆籀气。
    《平复帖》的点画奇古，古今学人多有述及。明人张丑认为《平复帖》古风独具，足可与索敬《出师颂》相提并论。“《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出师颂》齐。惜剥蚀太甚，不入俗子眼。然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 [16]在《真迹日录》中，张丑则更进一步谈到《平复帖》胜于索敬之书。“为西晋明贤手迹，且章草奇伟，远胜索幼安、谢安石辈乎。……翩翩自姿，真有毕世临摹未能得其仿佛者。”[17] 《平复帖》与传为索靖、卫瓘的章草书相比，虽然草法不甚规范，却浑厚古朴，其用笔质朴挺健，圆浑洒脱，无半点骄矜意态，盘丝屈铁，老笔纷披。故张丑言《平复帖》胜索敬辈书，堪为的言，而其奇古，亦自不待言。

    明人詹景凤和清人杨守敬认为，《平复帖》的点画奇古与其用笔的“秃颖劲毫”关系十分密切。詹景风说，“陆士衡《平复帖》，以秃笔作稿草，笔精而法古雅，真迹也。”[18]杨守敬亦言《平复帖》“系秃颖劲毫所书，无一笔姿媚气，亦无一笔粗犷气，所以为高”。 [19]确如詹、杨二人所言，《平复帖》的点画奇古特征与墨迹用秃笔所写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平复帖》用纸为早期的麻纸，若以高倍放大镜观察，纸表面有较多的纤维束，甚至有成股的麻绳头未及捣碎，吃墨性差，制作相当原始，与出土的汉纸相近。这也是《平复帖》点画奇古的一个因素。

    如果说以上是从风格、用笔等特征研究《平复帖》的古朴，而启功依据近现代发掘的汉晋简牍和残纸文书文献对照考证，言《平复帖》的古朴则更见客观与科学。“《平复帖》字作章草，点画奇古，校以西陲所出汉晋简牍，若合符契。可证其非六朝以后人所能为”。 谈及《平复帖》的珍贵，启功又说，“在近代汉、晋和战国的简牍大量出土以前，数百年的时间，人们所能见到最古的，并非摹本的墨迹，只有这九行字。而在今日统观所有西晋以上的墨迹，其中确知出于名家之手的，也只有这九行。”[20]

        关于《平复帖》的篆籀气，主要体现在笔势的沉稳和点画的内敛特征上。《平复帖》中横向的笔画短促，有俯仰之势；纵向的笔画长，是向左背右的弧形；扁长的字形，上窄下宽，呈左高右低的欹斜状，但斜而能稳，颇有奇趣；虽然字字独立，但相互间多见锋势相应的连贯形态；点画很少用波势，而波势及挑画常常表现为欲纵还敛。这些特征蕴含了篆籀的风韵，而前面述及的以秃笔在麻纸上作书更增加了这种篆籀气的体现。清人吴升说《平复帖》“若篆若隶，笔法奇崛”[21]是十分客观的。


注释：
[1] [3] [20]启功《<平复帖>说并释文》，《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
[2] [14]王世襄《西晋陆机<平复帖>考略》，《紫禁城》，2005年第一期。
[4]徐邦达《古法书鉴考选要•西晋陆机<平复帖>》，香港《书谱》1978年第六期。
[5]启功《论书绝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
[6]曹宝麟《陆机<平复帖>商榷》，《书法研究》1985年第一期。
[7]徐邦达《对<陆机平复帖商榷>一文的商榷》，《书法研究》1986年第二期。
[8]曹宝麟《<平复帖>再辩---答徐邦达先生》，《书法研究》1986年第四期。
[9]华人德《对<陆机平复帖商榷一文的商榷>读后》，《书法研究》1987年第一期。
[10]孙向群《就“羸”、“瘵”二字和曹宝麟先生商榷》，《书法研究》2003年第六期。
[11]谢光辉《<平复帖>“羸瘵”词义商榷》，《书法研究》总第123期。
[12]谢光辉、徐学标《<平复帖>蠡议》，《中国书法》2006年第五期。
[13]吴其贞《书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4月。
[15]郑重《看书画经典 说印记流传》，文汇报2006年2月5日。
[16]张丑《清河书画舫》，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10月。
[17]张丑《真迹日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10月。
[18]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10月。
[19]杨守敬《杨守敬评碑评帖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
[21]吴升《大观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六：鳌山悟道　龙蛇入笔--论黄庭坚草书的内涵（此文入选纪念黄庭坚诞辰960周年学术研讨会）

鳌山悟道　龙蛇入笔

--论黄庭坚草书的内涵

梁  继

（114005 辽宁鞍山师范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以尚意为切入点，对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的草书进行客观分析，确定了黄庭坚草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论述意象在黄庭坚草书三个发展阶段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同时，从宋代社会文化、禅悟、酒神文化、学问文章之气等几个角度揭示了黄庭坚草书的内涵。

    关键词：黄庭坚 草书 意





    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指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1]何谓“意”，以清人王澍在《虚舟题跋》中所论或可观其大概，“唐以前书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 [2]由笔墨体现书家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风神溢于书法之外，书之意，由此而生。

     依先贤所论，宋四家中，黄庭坚的书法属于尚意书风范畴，已无疑问。其实，是黄庭坚本人最早论其书为尚意之书。黄庭坚在《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中说：“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 [3]由“随意倾倒”，可以想见黄庭坚在作书时的随意自然、融古法为我法的创作态度。至于“老夫之书，本无法也”，[4]则与苏轼“我书臆造本无法”同出一辙。此无法是一种创作态度，是融诸法而独抒胸臆的法上之法，又当归于随意而书的范畴，亦是黄庭坚评自家书法尚意的写照。黄庭坚四体兼擅，尤以草书影响深远。宋代李之仪评价黄庭坚的书法时说：“鲁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处，自谓优于怀素。” [5]草书最能体现黄庭坚的书法艺术水平，也能更直接表现其创作心态。故对黄庭坚草书的“意”进行分析，挖掘其草书中意的内涵，对于体会黄庭坚草书的境界是有益的。

    意，在黄庭坚的书法作品中，随着其作品的内涵的不断提而升变化。黄庭坚对自己的书法曾有这样的评价：“余学草书三十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薮俗气不脱。晚年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纽提容止强作态度耳。” [6]从其自书题跋，我们可以将黄庭坚的草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而书中之意，在这三个阶段的表现亦不同。

    “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为第一时期。

    周越在“天圣、庆历间以书显，学者翕然宗之” [7]朱长文论周越书法云：“草书精熟，博学有法度，而真翰不及。如俊士半酣，容仪纵肆，虽未可以语妙，于能则优矣。” [8]周越之书名虽显于时，然其书亦有弊端在。黄庭坚在眼界提高之后，对周越的书法又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周越的书法“劲而病韵”。

    此时黄庭坚的草书以时人为师，笔下不见古人笔意，用笔未能脱尽俗气。对于这一时期的书法，他自云：“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 [9]由此看来，黄庭坚对此时的书法并不满意。盖因此时书中所存之意，乃时人意，尚不入高格。

    “晚年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当是黄庭坚草书发展的第二阶段。

    此时，由于接触到了苏舜钦、张旭、怀素的书法，黄庭坚纵横博览，兼收并蓄，故其书能大进。这段时间，他对草书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在《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中，黄庭坚谈到：“余中年来稍悟作草” [10] 。此时的黄庭坚已经“得古人笔法”，并“窥笔法之妙”。他对自己这亦一时期的书法也亦较为自信。“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11]黄庭坚是“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的，但最终还是实现了对苏的超越，而与张旭、怀素比肩。此非黄氏不自谦，书之境界使然耳。山谷此时书法之意，在古人中优游，已见峥嵘。

    “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则是其草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的草书悟妙时期。

    官场失意的黄庭坚已经不对政治抱有任何幻想，完全寄情于山水、诗翰之间，黄庭坚的草书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们说此时黄庭坚的草书也完全是尚意之书。此时的黄庭坚对自己的书法更为自信，认为自己的书法已经造妙入微，并自信百年后有识者，甚有“五百年后论自公”的气概。他说：“三十年作草，今日乃造妙入微”。[12] “元符二年三月十三日，……烛下试宣城诸葛方散卓，觉笔意与黔州时书李太白《白头吟》笔力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后百年如有别书者，乃解余语耳。” [13]在《李致尧乞书卷尾》中说：“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楼中，乃可再得耳。……书尾小字，唯余与永州醉僧能之，若亚栖辈见，当羞死。元符三年二月已酉，夜沐浴罢，连引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名所谓鳌山悟道书也。” [14]此时山谷书意态挥洒，堪与古人比肩。

    期间，黄庭坚对自己书法的认识是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的，及至晚年，作者看自己以前书法的时候，还不断进行反省。“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进，惟觉书字倍倍增胜。” [15]“今观此字，似是十年前书，当时用笔，皆不会予今日手中意”。[16]经过了这一过程，黄庭坚的书法则更见境界，一如他所言，“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 [17]黄庭坚草书，直舒胸臆，意象由笔墨而生发，观其境，已由技而进乎道了。

    此时黄山谷书法之意已经人格化，此即山谷，山谷即此。自如随心，而更能凌越古人。

    意存于黄庭坚书法作品之中，并随着其草书的发展呈不同形式。然结合黄庭坚本人细考其草书之意，发现它涵盖了宋代社会文化、禅悟、酒神文化、学问文章之气等诸多内容，有着丰富的内涵。

    我们以为书法作为时代文化的产物，不可能脱离其时代文化背景。封建社会从唐代后期已经逐步走向衰败，宋朝建国后，统治者并没有发展文治武功，社会更加衰败。从文化上看，由于地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境况有了很大的提高，文臣学士、墨客骚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地位。宋代文官众多，其官俸高，赏赐重，提倡文化，重文轻武。由于朝廷的重视，宋代文化日趋繁盛。但当时知识分子并不对人世间进行努力进取，而是把时代精神更多地体现在心境上。人们的心情意绪成了其时艺术和美学的主题。文人们作诗、作文、作书，更讲求韵味，更重视艺术作品中的空灵、含蓄、平淡自然的美。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中有言：“直以太平盛世，君亲之心两隆……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蹄，依约在耳，……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山水之本意也。” [18]从此文我们仿佛看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陶醉在山水花鸟的美好世界，更知道宋代艺术家追求着“山光水色……快人意”的自然含蓄、意态万千的空灵之境。社会文化的整体走势如此，作为文化表现形态之一的书法，尤其是黄庭坚的书法也不会不以尚意为书法的审美追求。

    宋代总体的文化特征是促成黄庭坚书法尚意的原因之一，而禅宗的流行及黄庭坚对禅的感悟，则更使黄庭坚的书法趋于尚意。禅宗从晚唐到北宋均得以流行，其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的态度有相近之处，而其时的文人士大夫亦采取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使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寻求灵感，以获得心灵解放。禅宗喻诗，以禅说情，以禅入书在当时已颇为流行。黄庭坚的诸多诗文中，谈佛论禅的诗很多，如他在《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中写到：“万事同一机，多虑乃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经。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 [19]又在《又答斌老病愈遣闷二首》中写到：“……红妆倚翠盖，不点禅心净。” [20] 这样的例子在其书论中也很多。如“余尝评书，字中有笔，如禅家字中有眼。至如右军书如涅槃经说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须人自体会得，不可见立论，便兴诤也。” [21]“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心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盖字中无笔，如禅句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 [22]“余未尝识画。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 [23]

        从黄山谷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禅宗对他的影响，其中的很多语言属于顿悟式的机锋妙语，故可以说黄庭坚的思想是禅宗思想介入的产物。其书法创作也与佛禅思想紧密相连，且其书一任自然，不拘成法，天真烂漫，称此书为禅书亦不为过。在我看来，深受禅宗影响的黄庭坚书法更可视为作者的写心之作，是其意绪的真实反映，禅宗也是促成其书法尚意的因素之一。

    社会文化的总体尚意趋势及禅宗的影响可以成为黄庭坚书法尚意的两个因素，而来自乃师苏轼的影响及官场失意后的内心虚空更促进了黄庭坚书法的尚意趋向。

    苏轼有一句论书名言：“我书臆造本无法”，仅此一句便可透射出苏轼的书法尚意倾向。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学生，所受到的影响是直接而强烈的。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实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是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同时政治上失意的苏轼也喜欢禅宗的虚旷超脱，他曾有诗写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方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24]而黄庭坚对禅宗的研悟，虽不能完全说受到苏轼的影响，但相同的境遇，使他们也产生了共同的追求，以禅避世，以禅涤心。

    在仕途上黄庭坚一直不得志，他多次被贬，一生穷困。面对官场的失意和生活的虚空，如何解脱？黄庭坚选择了禅。前文提过黄庭坚的诗文、书论，甚至作品中多有禅机呈现，这种禅机只是让他暂时摆脱了烦恼，去平衡失落的心里。烦恼时的空虚，修禅时的平和，恰恰构成了其书法勇猛精进的条件和动力。失意的黄庭坚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诗文书法，他在诗文和书法中找到了寄托。依我看来黄庭坚草书的险绝、跌宕、错落当是他心态冲突、烦恼、孤寂的表现，而行笔时的稳健、舒缓则应是他在修禅中获得的益处。细察他的草书，运笔并不是很快，如老僧入定，不疾不徐，任意率真。外表看来，修禅的平和舒缓与失意的孤寂是矛盾的，但黄庭坚却能很好地将它们统一在笔墨之中。如其书法脱去被贬失意后的孤寂、矛盾心态，而只是修禅后的作品，那么黄庭坚之书应似近代弘一大师书迹一般，了无人间烟火之气。可喜的是黄庭坚晚年的书法老笔纷披，盘根错节，用笔随意而不拘成法，故其书能意态纷呈。

    黄庭坚书法之意象与酒神文化的关系，在山谷书论中亦可略窥一二。“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偲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十五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 [25]黄庭坚认为张旭怀素依酒而使其书通神入妙，自己的书法无酒之助而蹇蹶。由此看来，黄庭坚对酒能促进草书创作自有其深刻感受在。而黄庭坚的又一则书论，则更加鲜明地指出酒在草书创作中的作用。在《李致尧乞书卷尾》中说：“元符三年二月已酉，夜沐浴罢，连引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名所谓鳌山悟道书也。” [26]黄庭坚因酒而忘情，又因忘情而龙蛇入笔，酒之妙处可见一斑。黄庭坚六十一岁时又曾饮酒后作草，且为能有杨少师笔意而自喜，这更进一步证明酒在黄庭坚草书创作中的妙用。“崇宁四年二月庚戌夜，尝余重酝一杯，遂至沉醉，视架上有凡子乞书纸，因以作草。方眼花耳热，既作草十数行，于是耳目聪明。细阅此书，端不可与凡子，因以遗南丰曾公卷，公卷胸中殊不凡，又喜学书故也。山谷老人年六十一，书成，颇自喜似杨少师书耳。” [27]由是观之，黄庭坚草书中的意象虽不全决于酒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认为在他的书法创作中，确乎与酒神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书法的学问文章之气是黄庭坚最为看重的，黄庭坚书法之意象与其所提倡的书法的学问文章之气有重要的关系。

    书法的学问文章之气亦即书卷气，丛文俊先生认为以书卷气来衡量书法水平之高下雅俗始于宋代，因为“古代书家都是读书人，他们大都对传统文化艺术精神有比较好的理解，由学养化育出来的审美理想使之对书法有一种颇为执着的、属于一个强大社会群体的共同追求。” [28]故品藻书家书法与品评书家的学问修养，成为其时文人士大夫对书法的文化追求。苏轼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以文章评价书法，开一时风气。黄庭坚作为宋代诗坛主将及著名书家，他更看重书法作品中所蕴含的学问文章之气。并在评论过程中，对有书卷气的作品和书家大加褒扬。黄庭坚评价苏轼书法多以学问文章括之，如在《跋东坡远景楼赋后》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29]在《跋东坡乐府》说：“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人间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在此，黄庭坚很清晰地表达出，胸藏万卷书是书家笔下不俗和超越他人的根源所在。黄庭坚又说：“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30]“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 [31]如此反复论书法中学问文章之气，概可从此角度见黄庭坚的书法追求。

    黄庭坚将“学问文章之气”、“圣哲之学”、“有书数千卷”与书法的雅俗相结合，胸中有书者，则雅，则韵胜，如苏轼；胸中无书者，则俗，则病韵，如王著、周越。对于自己的书法，黄庭坚并不以学问文章述之，然学问文章之气是其追求的目标。虽不谈，亦以存乎其中。





注释

[1][2] [8]《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10月

[3][4][6][9][10][11][12][13][14][15][16[17][21][22][23][25][26][27][29][30][31]《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年1月

[5]《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年8月

[7]《宣和书谱》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4年10月

[18] 转引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文物出版社 1981年3月

[19][20]《黄庭坚诗集注》 中华书局 2003年5月

[24]《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 1982年2月

[28]《揭示古典的真实－－丛文俊书学学术研究论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