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云堂书法文论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二十四：金代书法又一支--女真文书法


金代（1115--1234）在中国历史上存留的时间较短。金初为辽朝的附庸女真部落，在建国时只是使用契丹文字和汉字。历史与文化均比较贫瘠的金国，其君主却有着长远而睿智的眼光。金代帝王中熙宗是金皇室中头一位喜欢读书的皇帝，他与宋朝讲和，学习宋朝文化，使金的文化水平很快提高。此后的第六代皇帝章宗本人受汉族文化的熏陶很深，他本人也很喜欢宋徽宗的书法，他的瘦金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虽然在神采上不能与徽宗相比肩，但异族君主作书能有此高度，也是十分可观的了。如果说汉族与女真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女真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的话，那么帝王的喜好则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所见金代女真文字书法作品，概有在朝鲜发现的金熙宗时所刻的《庆源郡女真国书碑》，在吉林海龙县发现的金大定七年的《杨树林女真国书摩崖》，在吉林扶余县发现的大定二十五年的《大金得胜陀颂碑》，这些都是碑（石）刻的女真文书法。毋庸置疑，由于存世极少，这些作品不论从书法角度还是从文物的角度均显得十分珍贵。碑（石）刻尚且如此，而在西安发现的女真文书法墨迹的珍贵程度则更是可想而知了。
1973年8月，陕西西安碑林整修《石台孝经》碑时，分别在碑身背面与中心石柱连接处及中心石柱的卯眼内发现女真文书残页共11件，发现时已经成为揉乱的一团碎纸片。经过整理后发现残纸的每片大小不一，残破程度也不相同。大片的残页高17厘米，宽23厘米。其中4页是两面书写，7页是一面书写。11页总共书写女真文字237行，约2300余字。其中字型完全清晰的约1700余字，多重复。从书写字体的笔迹看来，似乎出于两人之手，残纸的内容经金启琮先生研究，辨出222字。文字的书写内容是从头至尾反复书写的。就其内容而言，颇似汉字启蒙读物，也可能是押韵的字书。它是按天文、地理、时序、方向、人事、禽兽、用具、花木、果品、房舍等分门编目的。而残纸的字型是一个字代表一个完整的词，与现存的女真文石刻中的多由几个字组成的一个词语有所不同。应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女真文字，其中有些则直接采用契丹文字。如此看来此残稿当是金代太祖在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或稍后一段时间的文字书写而成的。据史载西安于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碑金占领，金在各地设置府路，西安属于京兆府路。1119年太祖颁行《女真字书》，金在其辖属的各府路设学校，立学官，传授女真文字。同时选拔各路优秀的学生上京学习。大定十三年（1174年），又在诸路设置女真府学。今在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文书很可能就是当时京兆府路女真学校的学生学习《女真字书》时习作的草稿。这似乎应该算作以墨书写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其意义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如果视此女真文字书残稿为书法作品的话，就作品本身而言其艺术性还不是很强，笔法的幼稚是一个方面，结构雷同、行气紧密也是存在的问题。其书写形式虽然采用汉字的竖式写法，但缺乏神采，故无生气可言。与以后成熟的女真书法在审美上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客观地看，稿中的墨迹还是有一些味道的，有些地方颇有章草的意味，这或许与女真文字的结构特点有关。同时此稿也绝不是没有一点笔墨基础的孩童所为，毕竟笔墨教化在当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虽然作品不是优秀的，作者亦无从考证，但手稿中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还是让我们感受到它作为书法作品的魅力所在。由于此稿是早期的女真文字墨迹，存世稀少，于女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书法文化的研究意义还是十分深远的。

吕亚楼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二十五：金代书法学习笔记---任询：潮来怒卷千寻雪

任询，字君谟，号南麓贵子，一号龙岩，易州（今河北易县）人。正隆二年（1157）进士。历官益都都勾判官、北京盐使，享年七十岁。《增补中州集》中说他：“为人多才艺，时人评为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晚年家藏诗画数百轴、诗数千首，后皆散失。”
“潮来怒卷千寻雪”句出自任询诗《浙江亭观潮》。观是诗境界，豪放处不减坡公，而任询所存之诗词有此情境者亦为多见。时人们评判他的书法在其诗文之上。又《金史•任询传》说他：“为人慷慨多大节，书为当时第一”，可见对他的书法在当时有很大影响。
任询诗歌境界豪迈，书法亦多雄健超迈。风格在颜真卿和苏轼之间，然后人论任询书时多言其宗鲁公。如：吴其贞说：“书法雄秀，结构纵逸，盖宗于颜鲁公”（《书画记》）；顾复认为：“君谟书谓其擅学平原”（《平生壮观》）等。
因为是学颜真卿，所以任询的书法作品多尚气势，当时诸多名流对他的书法雄健气息有着共同的认识。赵秉文说他的书法“‘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几不成语，然非三字，无以成下句有数百里之气象。……学南麓者，当以是参之。”（《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元好问认为：“龙岩此卷大字，学东坡而稍有敛束，故步仍在末后四行二十二字，。如行云流水，自有奇趣。”（《元好问全集》）。王恽认为：“南麓书在京师为最多，其擘窠大书，往往体庄而神滞。独此贴豪放飞动，超乎常度”。（《秋涧先生大全文集》）这里或直或隐都对任询作品的气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们对历史上的书家进行评价，只有将书家放到历史中去考察，方能客观。现代学人评价任询，多将其放到金源文化的特殊背景下考察，这是一个方法，但易失之于客观。其实我们对任询的书法可以在金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更要进一步在书法史上对其定位。任询的书法在书法史和金代书坛到底是什么位置，还是应该以作品说话。
现在能见到的任询的书法仅有行草刻本《杜甫古柏行》，是书作于海陵王正隆五年（1160），此书精神多赖颜真卿，如果我们从颜真卿的作品中找与任询此书相类似的作品，我认为首选《裴将军》。但两相比较，任询的作品还不十分成熟，不论单字结体还是整体气势及笔墨的酣畅淋漓都与鲁公相去较远。由此可知，任询在金初虽然享有大名，誉为第一，但其作品中学古未化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其实稍后的评论家也指出了任询书法中的问题。如前面引文中，“学东坡而稍有敛束”、“其擘窠大书，往往体庄而神滞”等等观点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任询的不足。就任询自身而言，放诸书法史绝对不是一流的书家，即使在金代也差强人意。但然在金初，甚至与南宋书坛诸家相比较，任询之书还是较为可观的，就作品的气势而言尚未能有能超越他的，这是任询的成功处，同时也应该是他的书法的意义所在吧！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二十六：金代书法史学习笔记----党怀英：烟雨晚秋意  萧散绕东篱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泰安人。少时与辛弃疾同师事刘瞻，时称“辛党”。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擢进士甲科。调莒州军事判官，累迁至翰林侍制兼同修国史。章宗即位，好尚文辞，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尝谓宰臣曰：“近日制诏，惟党怀英最善。”党怀英为金代中期文坛盟主，文似欧阳修。诗似陶渊明、谢灵运。书法工篆籀，当时推为第一。《中州集》中录其诗六十五首，笔致潇洒疏俊，能以雄秀之笔达清劲之气。
党怀英留下的诗词不多，唯《中州集》中有五十多首，然其中所蕴涵的境界，确是不俗。在我看来，有金一代就诗词而言元好问堪称一代宗主，往下就只有党怀英、赵秉文诸人了。党氏学陶、谢，善化之，誉其为金代中期文坛盟主，实不为过。
对党怀英的书法当时及以后的书家、学者有很高的评价。
元好问说：“党承旨正书、八分，闲闲以为百年以来无与比者，篆书则李阳冰以后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论。”；元代的袁桷说：“翰林承旨党公篆法妙一时，所书‘杏坛’二字，刻于曲阜，蔼然风雩之意，千载一日也。”；元代王恽说：“竹溪书所见多矣，未有此帖之真楷萧散者，大似虞中舍谏猎奏状，间以侧笔学东坡之媚耳，乃知公当大定、明昌间，不只以篆、隶独步于玉堂金马矣。”；清代钱大昕说：“怀英以篆、隶擅名一代。此诗用古文篆，尤精妙可爱。”钱氏又说：“东昌人谓之‘三绝碑’，三绝者，王去非文、王庭筠书、党怀英篆额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对党怀英的评价。康云：“自少温（李阳冰）既作，定为一尊，鼎臣兄弟（徐铉、徐锴），仅能模范，长角曳尾，体长益甚，吾无取焉。郭忠恕致有奇思，未完墙壁。党怀英笔力惊绝，能成家具。自兹以下，等于自郐。”；叶昌炽说：“党怀英分篆，王庭筠、杨廷秀之行草，皆称名笔。”
从历史上可以搜集到的对党怀英的书法评价言辞，未见有只字异议者，看来党怀英的给时人或后人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党怀英的篆书确实创前世书家所无，他的篆书每一笔都是由粗到细，最后以尖锋出之，字的结体也灵动秀丽，同历史上的篆书相比或是少了些浑厚含蓄，但清劲潇洒则是前代所无。比较而言，党怀英的书法是有很大的创造意义的。从创造的角度而言党怀英不仅在金代书坛，即使放诸书法史也应当有他的一席之地。他的作品在元代还能看到很多，但是到现在能见的已经很少了，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二十七：金代书法学习笔记---赵秉文：酒酣苍茫瞰无际  块视五岳芥九州

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人。世宗大定进士。，累官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章宗时坐讥讪大臣及议论朝政免官，复历任兵部郎中、翰林直学士等。宣宗贞   初，建言迁都、导河、封建三事，官至礼部尚书。工书画诗文，诗风豪放清新，不拘一格。著述宏富，有《滏水文集》、《资暇录》等。
赵秉文的诗当是豪放派一脉，他的诗从李白，词有坡老气势，但他偏偏能不泥成法，往往沉郁顿挫纵横恣肆来营构自己的风格。以诗词而论赵秉文在金代稍逊色于元好问，与党怀英等相仿佛，而其他人不足论矣。如其《游华山寄元裕之》中“酒酣苍茫瞰无际，块视五岳芥九州”极富豪放气息，又能见精神境界。
赵秉文的书法在有金一代堪为一流。他是王庭筠的学生，以成就论，可与王庭筠比肩。而私以为就境界论，赵秉文又在王庭筠之上。无他，王氏伤在规矩而赵氏胜在自由之故。
赵秉文的书无疑是以行草书为最高的。我们看《赵霖六骏图跋》和《武元直赤壁图卷跋》用笔结体仍在苏、米之间，笔法多取米芾，这应该是与他从王庭筠学习有关。但赵秉文作字厚重开张、恣肆放逸则是他的新变之处，这也说明赵秉文还是擅于变化的。
从所传资料来分析，赵秉文是个不拘束于礼法的人，他崇尚个性的发挥。这似乎也应该成为赵秉文之书的恣肆放逸的原因之一。
赵秉文在章宗时讥讽大臣妄论朝政，不但自己被免官，同时王庭筠等人也受到牵连。这些在金史中是有记载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赵秉文并不拘泥于世俗礼法，是一个敢说敢言的人物，在他的内心是不愿意受任何拘束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名赵秉文为人的至诚平易又不乏风趣的性格。据刘祁《归潜志》记载：“赵闲闲本好书。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为苦，……又一日，公在礼部，白枢判文举诸人邀公饮丹阳观。公将往，先谓诸人曰：‘吾今往，但不写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儿’文举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真儿行也’公笑，又为书之。”
赵氏以后的学者、书家对其书多赞誉有加。
刘祁《归潜志》中说：“公幼年，诗与书皆法子端，后更学太白、东坡，字兼古今诸家学，及晚年，书大进”。又说：“赵闲闲平日字画工夫最深，诗其次，又其次散文也。尝语余曰：‘今日后进中，作文者颇能有三二人，至吟诗者绝少，字画亦无也。’以是知公所长。”
元好问在《元好问全集•跋过朝名公书》中说：“闲闲公书，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元氏又说：“字画则有魏晋以来风调，而草书尤惊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中说：“公书字字姿态不同，所谓堂堂天阵，临机制变，出奇无穷者也。”
与赵秉文的书法相对应的，其书学观点也是极具识见的。
据《闲闲老人滏水文集》记载：“学书当师三带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
明杨慎在《墨池琐录》中记载的赵秉文另外一段书论，亦让人深思。“书，一艺耳，然非高人胜士，胸中度世有数百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不能造妙入微。”
赵秉文有胸次有识见，故于书能“造妙入微”，在有金一代享有盛名。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二十八：金代书法学习笔记---王庭筠：有雨夜更静   无风花自香

王庭筠（1551--1202），字子端，号黄华山主，辽东熊岳人。早有重名。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登进士甲科，文采风流，照映一时。调恩州军事判官，临政有声。章宗朝累迁至翰林修撰，卒官。庭筠折节下士，苟有可取，多推重之，其所荐引者如赵秉文、李纯甫等皆一时名士。王庭筠多才艺，尤以书画名家。书学米芾，得意处颇能似之。画擅山水墨竹。诗文亦有师法，其诗七言险峻，而小令幽峭，慢词清峻，高出时辈之右。
就书法而言，王庭筠在金代无疑是第一流的。其所传书法墨迹，现在所见者仅有藏于日本的《幽竹枯槎图跋》、《跋李山画雪杉松图卷》行书墨迹。拓本可见《重修蜀先主庙碑》和《黄华山居碑》等。
从所见王氏传世作品看，《幽竹枯槎图跋》有老米风神；《黄华山居碑》山谷意绪蕴涵期间；《重修蜀先主庙碑》则直接法乳唐人，可见虞世南的影子。综而论之，可知道王庭筠的书法源自唐宋而稍化之，这是他的书法的大概情形。
清人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说：“东昌人谓之‘三绝碑’，三绝者，王去非文、王庭筠书、党怀英篆额也……庭筠此书，结束殊有力，真可与米颠《芜湖县学记》抗衡。”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载：“黄华老人祖襄阳笔墨，至于平世不遇，卒至穷困流离，时使之言。使生元   盛时，实不在米老下。”
清李日华在《六研斋三笔》中说：“王庭筠书法沉顿雄快，与南宋诸老，各行南北，元初   子山诸人不及也。”
明翰仲说：“子端书法气韵似米南宫，处处不减晋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当士宇分合之后，寥寥不可多得矣。”
清盛时泰在《苍润轩碑跋》中称：“州博庙学碑阴记黄华老人行书，学米南宫，史言老人胸次不在元章之下，观之可见矣。”
从以上引文我们知道，历代书家学者对王庭筠的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有“子端书有过米处”之说。但客观地讲王庭筠毕竟是从米起家而名满金源的，其高度如何，是否真的与米芾、山谷等书家相比肩，甚至超越，我们都应该进行客观的评判。
元好问说：“黄华书如东晋名流，往往以哦风流自命。如封胡（封韶）、羯末（谢渊），犹有蕴藉可观”（《元好问全集•、跋国朝名公书》）。
元人王恽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跋黄华墨迹》中说：“予观公书多矣，曰黄华山主者，盖公中年笔也。其格调步趋，要本二王，气韵萧散，得元章之胜，劲利初不逮之，然如王谢子弟，以生长见闻，犹足以超人群也。”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学米书者，惟吴琚绝肖，黄华、樗寮一知半节，虽虎儿亦不似也。”
金赵秉文说：“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时人皆称之，故只是尖新。其曰‘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不免物议也。”（刘祁《归潜志》）
应该说以上三则评价是客观的。王庭筠学习米芾和黄山谷，虽有心得，但其创新精神与米芾等书家相比相去甚远，米芾“一日不书便觉思涩”，且集古成癖，一心从古人处寻觅自己的书法语言，此为王庭筠所不及也。即使子端生于米芾那个时代，其书法也无超越老米、山谷的可能。看王庭筠的《黄华山居诗碑》，虽然劲健雄放，但锋芒太露而乏韵致。相比较《幽竹枯槎图跋》、《重修蜀先主庙碑》的境界要好一些，但仍不能超越前人。
王庭筠上承宋代米芾、黄山谷，其书法放诸宋代也当有一席之地，其高度虽不及宋四家相论，但也堪为一流书家，尤其是在金代，更无能出其右。而且其书法直接泽被元初鲜于枢等人，明代王铎亦有临王氏的书作传世，可见其书于后世的影响。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二十九：金代书法学习笔记----蔡松年、蔡珪：梧桐唤归梦  无奈秋声何

蔡松年（1107---1159），自伯坚，自号萧闲老人、玩世酒狂。其先杭州人，长于汴都，宋宣和末随父守燕山，战败降金。天会中为太子中允、真定府判官，自此为真定人。曾两次随宗弼攻宋。皇统七年后，历任左司员外郎、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后因为伐宋的需要，官至右丞相，封卫国公，卒谥文简。擅诗词，词与吴激称为“吴蔡体”。有《明秀集》存世。
蔡松年仕金，官至显位，外人看来是风光的很，但其内心是矛盾彷徨，甚至苦闷的，我们可以在他的诸多诗词中得到答案。作为一个文人，他是很注意气节的，想向陶渊明那样归隐山林，但对于金朝朝廷，他又无法摆脱。无可奈何的时候，只有将心绪寄意诗词。当然，是否通过诗词让后人理解他的苦衷，已经无关紧要了。
蔡松年的书法全从苏轼出，境界自然去坡公远甚，但形体、神韵也多有可观之处。他的作品见于苏轼《李白仙诗卷》跋。现在看来，蔡松年的作品得以传世，还是借了苏轼的光。他的书名在金代也是很不错的，元好问曾说：“百年以来以书名者，多不愧古人。宇文太学叔通、王礼部无竞、蔡丞相伯坚父子、吴深州颜高、高侍制子文，耳目于接见，行辈相后先一时。”虽然如此我们至今为止却不曾发现蔡松年的其他墨迹。看来后代的鉴赏家还是有些鉴赏眼光的。现在的一些评论家认为，金代书家墨迹传世不多，是后人视金为异族之过。我觉得不能这样简单的看问题。其实金代书法的总体水平和前代后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总体差距所在，故流传少，主要的还是水平原因。另外即使金代书家，“待遇”也不一样，象赵秉文、王庭筠等书家的作品流传就相对多些，因为在金代，他们的书法是有代表性的。
蔡珪（？--1174），字正甫，松年之子。七岁所赋菊诗，便能惊人。天德三年进士。蔡圭在朝号为辨博，凡稽古礼文之事，取其意论为多。蔡 圭为金代文派正传之宗，多有著述。其擅写墨竹。其书法在金代与其父齐名，传世作品也仅见苏轼《李白仙诗卷》跋，观其神采，较其父甚至有凌越之势，风格亦源自东坡。看来父子书法虽然共宗一家，但在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附赘一句，苏轼《李白仙诗卷》跋卷上除蔡氏父子的作品外，还可以见金代书家施宜生、高衍、刘沂等人的作品，因在金代书法史中影响不大，故不论。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三十：金代书法史学习笔记---元好问：沧海横流却是谁

元好问（1190---1257），金代文学家、诗人、史学家。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人。兴定五年（1221）及进士第，正大元年（1224）中宏词科。历任儒林郎，国史院编修官，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官至尚书省掾、左司都事，金亡后不仕。元好问是金源一代诗词名家，文坛盟主，其诗学李杜，诗论卓识超拔；其词熔婉约豪放于一炉，集两宋大成；其文绳尺严密，有宗有法。有《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续夷坚志》四卷，《新乐府》四卷等，并编辑整理了金代诗总集《中州集》十一卷。
元氏传世作品《遗山笔迹》，概五种，凡六百余字，楷行皆有，内容丰富，史料价值亦高。《遗山笔迹》之一是《涌金亭示同游诸君子》，全篇273字，为正楷书，有欧阳询笔意，然润泽处又有晋人流风。据清代大书家翁方纲考证，该碑文字写于金代大正五年（1228），是元好问中年的作品。第二篇作品是《重谒二仙庙题名》，89字，是金泰和五年（1205）清明前三日与友人谒陵川西溪二仙庙时的作品，字体为楷书，有欧、虞笔意。第三篇是《吊冯君》，通篇56字，是为七言古诗，诗写于1239年秋月，是怀友之作，字体为草体，有米元章笔意，作品挥洒之间，现豪放之势。第四篇是《曲阜谒圣题名》，此作品是元氏1245年冬月与其他八人往山东曲阜孔子墓地谒拜，观赏碑林后，题“恭拜圣祠遂奠”六字，以米元章笔意为主要基调，字势气韵生动，苍朴雄劲，风神独具。第五篇是元氏为米元章《虹县诗》所作的跋，书写时间是1255年，此时遗山先生66岁。作品通篇85字，为行书，略有楷意。
元好问的楷书从欧、虞中来，《涌金亭示同游诸君子》，最能代表元氏楷书的风格与水平。通篇工整方正之中又杂以灵动笔意，一现元氏心法。是作总体上是欧书的基调，但虞世南的笔致，柳公权的风神，魏碑的笔意，甚至行草书的笔法也蕴涵其中，元氏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将这些先哲的笔迹很好地融合而成一家之法自笔下挥洒出来。
元氏行书现米芾的意绪较多。米芾《虹县诗》题跋墨迹是他的行书代表作品，此书行笔爽健，棱角分明，提按转折处如断金切玉，力感极强。起笔、收笔、转折及捺尾的提按多重力出之，而横竖画收笔则重顿长回，从这些笔法中可以看出瘦金书的影响，这是广博取法的结果。
元好问的书名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不及宋代的苏、黄，就是本朝的王庭筠和赵秉文的书名也广于元氏。这其间或有功力、境界不逮之故。更主要的是更多的人将元好问定位在金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而非书家和书法评论家。后人具慧眼识元氏书法者非清代大书家翁方纲莫属。翁方纲在观赏元好问的墨迹后，十分激赏，并写诗赞曰：“大书中州文献学，万古奇气光星缠”、“我宝先生两石墨，灵岩迹并苏门悬”，见元氏行书后说：“如见元子酒酣时矣”。就翁方纲对元好问的书法的认识，言翁为元好问的异代知音，信然！
元好问书法造诣雄深，名满金源，而他的书论成就更在书法之上，与苏黄相比，亦未见逊色，甚至更有独到之处。
元好问的书法理论多见于对各家书法的题跋文字之中。立论不拘于形质，而更重于风神，《跋国朝名公书》中记载元好问书法理论最多。元氏在此对有金一代书家进行了全景式的概述，虽不是对金代书家的座次排定，但仍是很客观地对金代书坛的知名书家进行了披介。
元好问不仅对本朝书家作品进行评论，对上代书家也多有独到的见解。元氏在《王黄华墓碑》中说：“世之书法皆师二王，鲁直元章号为得法。元章得其气而鲁直得其韵。气之胜者失之奋迅，韵之胜者流于柔媚，而公得于气韵之间。”在这里对黄、米的书法提出批评，是为精辟之言。
行笔至此，不由想起元好问的两句诗“只道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元氏为金源文坛盟主，诗词成就之高不让于两宋，而其书学高度更在时人之上，元氏以诗文、书法在有金一代沧海横流，当不为虚言。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三十一：金代书法学习笔记----金章宗（完颜璟）：鹤惊秋露三更月  虎啸疏林万壑风


完颜璟（1168--1208），小字麻达葛，世宗孙，显宗子。大定十八年，封金源郡王。二十五年，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二十六年五月，任尚书右丞相。十一月，诏立为皇太孙。二十八年十二月，世宗病笃，诏摄政。二十九年正月，世宗病逝，继承皇位，是为章宗。自幼习本朝语言文字及汉经书，故诗词书画多可称者。
章宗书法虽然有可观之处，但以境界论，较赵秉文、王庭筠、党怀英等人不及远甚。推介章宗非为其自身的艺术水平，而是他对文治的推行。可以说金代书法至章宗朝，始入全盛时代。
金代的君主有很多是有长远目光，这主要体现在对汉文化的重视上。以下几则，足以为证。
其一，靖康时，金人不仅掳走徽、钦二帝，同时对宋朝公私收藏的图书文籍一并卷走。对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章墨迹更是不遗余力，对与书画有关的人才也一并带走。这些书籍墨迹和相关工匠对促进金源文化无疑是有巨大意义的。
其二，金朝对南宋的使臣，大凡是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有成就的，总是想尽办法留在金庭，许以高官，直接他们服务，对一些降金的官员，只要有所能也能善用之。宇文虚中、王竞、吴激名士是作为南宋使者而为金所留的。而蔡松年、高士谈等人则是降金后为金庭所用的。这些举措颇有些“拿来主义”的味道，但通过对这些人的使用，也确实促进了金源文化的繁荣。
其三，金熙宗时，于都城上京始建孔庙并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并诏令天下效法，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地位。在政策上，在太宗朝就已经开始以辞赋、策论选拔官吏了。而海陵王完颜亮也从师张用直学习，在其称帝后不但对张用直的辅导表示谢忱，而且还请他教授太子。可见在金朝社会上层是很重视文化的功用的。章宗临朝更是大力推行文治，此时尊孔之风已经是愈演愈烈。章宗即位当年就将《论语》、《孟子》定为科举所本，同时章宗还以诏修孔子庙学、诏令各地修孔庙、诏党怀英撰孔庙碑文，自己亲自去参加奠基典礼，崇孔之盛，堪臻极至。
就书法而言，金代君主亦多有喜好。以章宗为例，据说他的生母是宋徽宗的外孙女。他本人的书法学宋徽宗瘦金书。然章宗的瘦金书笔致圆滑无力，与徽宗的书法简直云泥之别，我们从章宗的《顾恺之女史箴图》题跋墨迹中可以看到他与宋徽宗书法的差距。书法的差距并不防碍我们对章宗的书法和他的一些政策对其时代文化的推进，也正是因为章宗的身体力行，才有了金代书法的辉煌期，金代名家党怀英、赵 风、王庭筠、赵秉文等名家全出于那个时代。
章宗亦爱诗词，境界也能不俗，而气度尤高。“虎啸疏林万壑风”句或可以觅得章宗的一些心思的，以此论书法虽不具概括性，但谈其文治武功还是十分贴切的。

沐云堂

沐云堂书法文论之三十二：从《黄华山居诗》碑看王庭筠的书法艺术

王庭筠，字子端，号雪溪翁，黄华山主，盖州熊岳（今辽宁盖县）人。生于金天德三年（1151），卒于金泰和二年（1202）。祖父王政，父王遵古皆在金朝为官，王氏一门均以文章著称于金代。王庭筠于大定十六年（1176）登进士第。曾官恩州军事判官，馆陶主薄，后一度隐居于河南彰德隆虑（今河南林县）黄华山。明昌三年（1192）起为应奉翰林文字，鉴定内府法书名画。复迁翰林修撰，因赵秉文上书事解职，未几复官，能工书画。王庭筠不仅以书画冠于当代，而且又以诗文主盟其时文坛，名满金源，其诗格律深严，擅长七言长篇。《金史•艺文志》载，有《   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明昌元年（1190）四月，他参加馆阁考试，已被录取，因御史言其“尝犯账罪”而罢官，在黄华山读书隐居有三年的时间。《黄华山居诗》是王庭筠避居黄华山时所写的五首七绝诗。诗成刻碑，以诗名分为“青竹”、“名山”、“佛堂”、“挂镜”四碑。据《重修林县志》载：“王庭筠咏黄华山诗碑，相传书、撰、刻均出已手，世称三绝。据康乾各志所载，诗皆五首，碑则旧传四通，今只存二通。‘青竹’一通，在慈明院（即王庭筠读书处，又称黄华上院，俗称‘北寺’）。‘挂镜’一通，在觉仁院。‘名山’一通已断，作佛堂柱础，尚有字迹可寻。其一全失。”又云：“孔庙王学士诗石刻四通，则明时影刻者。”又据《金石萃编》述：“黄华老人七绝四首，不署及年月。《云南通志•杂记》卷载黄华老人诗，金翰林王庭筠四绝句原在黄华山”。
《黄华山居诗》碑原碑四通，今黄华山北寺尚存“青竹”诗碑一通。明代影刻七绝四首诗碑两通，已由林县文化馆保存。其中“青竹”诗碑为四行行草，每行七至八字，字径13至23厘米不等，其诗为：“手拄一条青竹杖，真诚日挂百钱游。夕阳欲下山更好，深林无人不可留”。明代影刻的碑石（青竹、名山碑）为两面刻文。一面复刻“青竹”一首，字径如黄华寺所存诗碑，是为原碑拓本翻刻而成。另一面诗的内容是：“帝遣名山护此邦，千家瑟瑟嵌西窗。山僧乞与山前地，招客先开四十双。”此碑正面的左下方刻有七行楷书。前六行二十二字，末一行为十七字，文曰：“黄华先生诗刻四通，旧失一通，乡先生中丞马公卿，取山西刻本补之，俱存山寺露台。求之者远迩咸至，碑无停声，岁久剥落将湮。林大夫复轩梁子，一日语义峰曰：‘是不可无传也，宜为之所。’义峰子逐影其旧刻，讹者补之，断者续之，其精妙不可以意逆者，则仍湮之。影成，质诸大夫梁子，司教欧阳子阅。佥曰：‘可！’亟命刻之，立于学宫，以永其传。时嘉靖乙酉秋八月。教谕卢陵义峰彭范书。”明代影刻的另一通碑（佛堂、挂镜杯），一面诗为：“挂镜台西挂玉龙，半山飞雪舞天风。寒云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欢避暑宫。”另一面为：“王母祠东古佛堂，人传栋宇自隋唐。年深寺废天僧住，满谷西风栗叶黄。”
据《重修林县志》载“黄华山居诗”五首，内中一首无碑石，诗为：“道人邂逅亦开颜，为借筇枝策我孱。幽鸟留人还小住，晚风吹破水底天。”
《黄华山居诗》碑刻四通书法风格十分统一。从字的大小、错落、粗细、连带，可以看出四通诗碑皆为一气呵成之作，而用笔的特点也构成了成此碑刻书法的雄健、放纵的风格。此碑刻书迹得米书之风范，有米书之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的意志。同时碑刻书法又仿佛得黄山谷的放逸之势，又能摒其抖擞之态，气格颇高。其书虽法乳宋人，然又能窥魏晋而有己意。另外诗碑中，楷、行、草相掺，直见胸臆，收放自如，此又为一别于古人。为此，时人及后人对王庭筠的诗碑及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清人王跃南在为“青竹”诗碑所修碑楼的题记中说：“王学士师刻，所谓铁画银钩书法入妙者，其殆斯乎？抑黄华挹太行诸峰之秀，非此无以壮观也”。这是日前所见的唯一就《黄华山居诗》碑所作的评论文字，评述全面、深刻、精当。
另外，就王庭筠的书法整体评价，更可一窥王氏的影响及他在金代书坛所具有的高度。
清人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跋尾》中说：“东昌人谓之‘三绝碑，三绝者，王去非文、王庭筠书、党怀英篆额也……庭筠父遵古，时为博州倅，以兴学自任。庭筠此书，结束殊有力，真可与米颠《芜湖县学记》抗衡。”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载：“黄华老人祖襄阳笔墨，至于平世不遇，卒至穷困流离，时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时，实不在米老下。”
李日华在《六研斋三笔》中说：“王庭筠书法沉顿雄快，与南耸诸老，各行南北，元初子山诸人不及也。”
明翰仲说：“子端书法气韵似米南宫，处处不减晋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当士宇分合之后，寥寥不可多得矣。”
盛时泰在《苍润轩碑跋》中称：“州博庙学碑阴记黄华老人行书，学米南宫，史言老人胸次不在元章之下，观之可见矣。”
从以上引文我们应该了解到，王庭筠同时代的人及后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更有子端书有过老米之处。但客观地讲，王氏毕竟是从米芾起家而名满金源的，其高度如何，是否超越前贤，我们更应该综合地评判。
时人元好问说：“黄华书，如东晋名流，往往以风流自命如封胡（谢韶）、羯末（谢渊），犹有蕴籍可观。（《元好问全集•跋国朝名公书》）。
元人王恽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跋黄华墨迹》中说：“予观公书多矣，曰黄华山主者，盖公中年笔也。其格调步趋，要本如二王，气韵萧散，得元章之胜，劲厉处不逮之然如王谢子弟，以生长见闻，犹足以超人群也。”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学米书者，惟吴琚绝肖，黄华、樗寮一知半节，虽虎儿亦不似也”。
赵秉文说：“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时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不免物议也。”（刘祁《归潜志》）
应该说以上三则评价是客观的。王庭筠习老米之法，虽有心得，但其创新精神去老米甚远，米元璋“一日不书便觉思涩”，且集古成癖，一心从古人处寻求自己的语言，此为他人所不及，假使子端生于米芾所出的年代，其书法也当无超越米氏的可能，仅以《黄华山居诗》碑刻而论，虽得劲健、雄大之气。但锋芒外露，于意态上未得冲淡萧散之境，不似老米草书，虽有放势，但又紧随一韵字，故能意态流落，傲然不群。王氏《黄华山居诗》碑刻与其本人以后的《重修蜀先生庙碑》相比亦存在境界上的差距。或是心态不同，经历有异，故笔墨境界不同的缘故吧！
王庭筠承于宋代米芾，其书法即使放诸于宋代，也当有一席之地。其高度与成就虽不能与苏、黄、米、蔡等大家相比肩，但也堪为一流书家，而在金代更无人能出其右。思考王氏书法，想来金代文艺多从宋代汲取，于马上夺得天下的民族，能有如金章宗那样的帝王重视文艺、书画，增强女真族与汉族的交流，已属难能。但其民族，或说金代文化积淀的贫瘠，必将导致其文化视野的狭隘，故其书家中也不存在有能超越宋代如苏、米等书家的可能。然王庭筠的襟度狭隘也似乎应成为限制其书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诚如赵秉文说：“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时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别人赞扬就高兴，别人提不得反对意见，此种胸廓，于艺事亦行之不远。
以米老为归，而看不到魏晋六朝，看不到汉唐，真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此又如何获得高境呢？
王庭筠虽不能超越前贤，但有金一代，他则是无可争议的大家，且其书直接泽被于元初鲜于枢等人，其影响颇远。而就《黄华山居诗》碑而言，由于金代书坛遗石十分少见，其诗碑能流传至今，岁月久远，足见珍贵，其意义或已经超出了书法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