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帖融合看赵之谦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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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时期把碑学直接引向书法，他的两篇碑学名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重新讨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书法源流问题。后有包世臣、康有为将尊碑之学推至高峰。此外还有陈奕禧、何焯、翁方纲、钱泳等，他们或指出篆籀乃至钟鼎文字为中国书法之本，或肯定汉隶古朴天然的美学趣味，或盛誉六朝碑刻的艺术价值，或论唐碑之短长。碑学之盛与影响有如康氏所云:“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①

　　在尊碑之风的影响下，书家辈出，翁方纲、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吴大澂、杨守敬等金石学家取法篆隶、融铸北碑，使宋元以来推崇的帖学书风走向末日。

　　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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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赵之谦的书学理论渊源

　　清代是碑学大兴之时。考其成因，以内部条件论，帖学自身的衰落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外部条件上，兴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而金石学不仅大大开拓了碑学家们的艺术视野，也为碑学的发展在文字基础上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民族的怀旧情绪与审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汇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了碑学兴盛的内在动力。诸多因素的促成，最终使碑学在清代完成了占据书法主流派地位的任务。

　
　　第一节 清初帖学的式微和碑学的昌隆

　　书法发展到魏晋时代，继汉隶之后，草、楷、行诸书体日臻完美，出现了以“二王”为代表的简穆清逸、雄劲秀美的书法流派。这种艺术风格影响和征服了当代和以后的书法。“二王”的墨迹被历代帝王广搜并亲自撰文颂扬推崇，更使这一流派的书风成为了“万世不易”的书坛主流派。元明之际，赵孟頫、董其昌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书家，又进一步发展了王字的风格，其柔弱有余，刚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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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书法本身发展而言，“二王”一脉的文人书法传统在清代主要是由赵、董书风为体现的，由于帝王之喜好，“二王”书法风格被宫廷化了，蜕变中失去了其本身具有的自由精神。这样一来，原本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二王”书派，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相沿久而流于衰”①，从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切有生气且具有个性的艺术风格都消逝在仕途的阴影之中了。

　　如果说帖学发展到清代而式微，为碑学的昌隆提供了历史发展机遇，成为碑学兴盛的历史因素，那么，当我们认真审视一下清代碑学兴盛的其他因素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乾嘉学派与金石学的兴盛，民族的怀旧情绪和审美心理的变化以及平民意识的觉醒等诸多因素，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相撞从而出现了清代碑学的昌隆。

　　　①（清）叶燮.《诗原》[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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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的兴盛带来了大量钟鼎之文与碑碣墓志的出现与发掘，它为碑学家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和原始的艺术范本。这大大拓宽了碑学家们的艺术视野。他们所崇尚表现的金石气，显然主要从风化、漶漫的金石拓片中获得，其艺术特征表现为用笔追求厚重、苍茫、浑穆，这种追求在短短百年的碑学运动中，使笔纸的运用，书法的审美情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扬州八怪”中的金农在一首诗中写道:“会稽内史负俗姿，书坛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①。这正表达了碑学兴盛之下碑学家们的艺术追求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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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阮元的书学理论体系及其碑学成就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衔，卒谥“文达”。阮元利用当时学者及自己在金石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以大量珍贵的金石资料为基础，自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②，对几千年的书法家作系统的整体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书法理论及关于北碑、南帖的见解。

　　①冬心先生《续集自书手稿》[Ｍ].民国初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

　　②阮元《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据涵芬楼四部从刊影印本)，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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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元的书法理论，集中体现在《南北书派论》中。阮元认为，书法因变迁而呈现出各流派纷纭混乱的状况，如果不溯其源流，就不能返回古代，不得书法真意。他系统地分析、总结了魏晋以来的书法变化，将其划分为南朝系统和北朝系统两部分，指出书法上的南北之分，开始与汉末魏晋之间，隶书变为正书、行草之时。若以时代论，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可以说以区域论)。两派书法同源于钟繇。继之而后，南派代表人物有王羲之、王献之、曾虔、智永、虞世南等；北派则为索靖、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文标、赵文深、丁道护以及欧阳询、诸遂良等。两派对峙，朗然可见。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中心是复古求真，溯书法源流，得其真意，并对清初占统治地位的帖学提出挑战。

　　阮元的书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局限，第一次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书法的形成及发展历史，详述了其源流兴衰和嬗变关系。他的《南北书派论》，不仅将书法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而且更进一步指出北派以习碑为主，南派以临帖为主。在此基础上，阮元又撰写了《北碑南帖论》，发表自己关于北碑、南帖的见解，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清晰明了地描绘出中国书法发展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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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元的书法理论，力探书源，开创碑学之先河，并且身体力行，打破了清代“馆阁体”独占书坛的局面，又适值帖学派衰微之时，加之当时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好古之风尚存，阮元的以复古求真为主的书法理论，也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好古心理。因此，学书法的人纷纷弃帖从碑，书法艺术为之一变。

第三节 包世臣与碑学理论的完善

　　阮元在嘉庆年间撰成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倡导北朝碑版石刻，很快得到一些书家和学者的响应和赞同。其实，帖学书法由于取径狭窄，辗转仿效，已经暴露出明显的弊病和衰颓之势。而许多学者书家对金石碑刻的搜集和研究则为书法家大大拓宽了眼界和营养来源。邓石如、伊秉绶等人在创作上的成功和轰动更是为碑学理论提供了依据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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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真正将阮元的碑学主张发扬、完善，并使之深入人心者，还应归功于包世臣的实践和宣传。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安吴，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多次应会试不第，遂以幕僚身份活动于南北各地，曾在广州海关衙门任职，后担任江西新喻知县一年，晚年居南京，以著述为事。他与当时的一批著名学者李兆洛、张琦等人关系密切，李、张二人均与书法家邓石如交谊颇深，张琦之兄张惠言能写篆书即是由邓传授，包世臣与邓石如的相识，大约也缘于此。

　　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强调北派书风存在的事实和合理性，同时号召重视北碑，以扭转因帖学积弊而造成的书风靡弱衰颓的局面。包世臣则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对北碑的考察，详细论证了北朝书法的渊源和来历，列举了一系列北碑名品，从中总结归纳出北朝碑刻的技法规律和风格特点。他所提出了一系列北碑名品，从中总结归纳出北朝碑刻的技法规律和风格特点。他所提出的“五指齐力”、“笔毫平铺”、“用逆用曲”、“中实气满”等原则，不仅响应和发挥了阮元对北碑的提倡，同时在创作技法和审美标准上与破了帖学的法则，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对邓石如的标举和宣传，更使这一体系具有了实实在在的榜样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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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自己的广泛交游和擅书之名，包世臣以取法北碑为核心的碑学理论不断扩大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习书者所接受。包世臣弟子众多，据比他年轻 24 岁的何绍基记载，包世臣“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何绍基诗文集》文钞卷九《跋<张黑女墓志>拓本》）据包氏自称，他的《述书》、《历下笔谈》等文章写成后，朋友、学生纷纷传抄学习，包氏又在回答弟子请教时反复讲解发挥。后将这些文章、信札集为《安吴论书》，收入《艺舟双辑》，流布甚广，影响巨大。至此，碑学理论完全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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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赵之谦的书法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

第一节 赵之谦生平及艺术

　　赵之谦为艺术天才，是人所共知的。篆刻融古开今，合浙皖为一，成为一代宗师。绘画则开海派之先河。虽然他并未在上海居住过，却对上海画界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被奉为海派绘画巨匠，代表画家之一。书法，则更是真、行、篆、隶无所不能，无一不精。

　　赵之谦与其他著名书法家相比，其人生相对单纯，基本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35 岁前后的游幕时期。

　　道光九年（1829 年）七月初九，赵之谦生于浙江绍兴开元寺东首大坊口赵家。名之谦，字益甫，又字撝叔，号铁三、冷君、子欠、次寮、憨寮、悲盦、思悲翁、无闷、婆娑世界凡夫、支自头陀、悔素、笑道人等，自署二金蝶堂、苦兼室、悔读斋。据载，会稽赵姓为宋宗室之后，最早居嵊县，明时始迁绍兴。入清后分居大坊口、观音桥、广宁桥三处。赵之谦为迁绍第十五世裔，曾祖立钟、祖源，父守礼，字松筠。母章氏，生两子，长子烈，字积庵，次子即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