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居》现象与思考

吟坛书虫

董耀章（原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诗人）
我为什么要说一下呢，因为社科院说了，作协的说了，文化厅的发言了，文联除了两个领导，还没有人发言，我简单说两句。因为孙钊刚才讲到，马旭跟我还有一段渊缘，因为他原来是晋中师专的一个毕业生，是我把他调来《晋阳文艺》当编辑，一块工作了多年，所以对他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还是有所了解的，这些话都不说了，咱们长话短说。他的长篇小说，跨了半个多世纪，从民国到现在，选了这么一个层面，了不起。第一个感受他是宏扬了真善美，贬责了假丑恶，在这部小说里，这个表现得比较突出，因为当今时代，当今世风愈下，道德缺失，诚信流失，精神贫血，人们一切都向钱看，特别是老人跌倒了，没有人敢扶。为什么社会到了这个地步，马旭的小说值得我们深思，当今社会是怎样的社会，马旭对这个进行了思考。所以借明末清初顾炎武的一句话，能把他的主题概括，叫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说马旭在这个问题上有担当，有认识，而湖南邓映如先生慧眼识金珠，了不得。那么多的出版社会不敢出版，他敢出版，冒着风险挺身而出，在编辑界是个人物，这是第一点，觉得马旭有担当意识。对时代有深层思考。
第二点他的小说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的生活语言，他的艺术化了的生活语言，我特别读了他的小说，但是没有读完，就像刚才孙钊讲，他的话只有那个生活环境中，才能深刻苦理解，如果离开了他的生活环境，就不知道他讲什么。这一点跟他生活阅历，生活经历，生活感受有关，而又不完全是生活语言。艺术加以提炼以后，而形成的这部小说。小说语言很亲切，也很生活化。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特别是伞头秧歌，我到过临县，甚至参加过他们伞头秧歌表演，谁唱，马上就能唱。即性发挥，他在里边运用得非常得当，非常恰到好处，而且都是原生态。是马旭对生活的感悟的再现。这是一个。
再一个是我们文联主席李才旺讲到，文联十多年来，就开过一次研讨会，现在就是马旭，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文艺队伍存在人才断层，沙漠化现实严重。这是非常可悲的现实，我曾经向胡部长说过，你们把现实扭转扭转，难免，现在在座的，文联的，说实在的，有文学修养，能在这发言的，有几个呢？崔莹玺，李维加，梁秀亭，还有谁我点不出来了，李才旺能点出来。李才旺他是主席，他还是现任主席，我觉得现在文联是严重的人才匮乏。现在作协，李俊虎还可以，崇轩，现在你们评论界还可以，也是后继乏人。现在存在人才断层，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作协就是作家协会，文联是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没有家叫个家干啥。这是一个感受。
再一个我觉得马旭这个人呀跟他作品一样，朴实厚重，刚才降大任说过，人呀性格有点孤傲，有点固执。与人交往有点生硬，他今天能出版这部小说说实在的，他搞文学创作，后来又写书法，还有一个让人感动是他敢于当人梯。他是杂协的秘书长，不到龄，为了帮人，提前把秘书长辞了，哎呀，不多，他的人格力量是让人敬佩的，尽管平常我和他的一些观念不同，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他的文学创作从朦胧走向真实。原来他写诗，他的诗，我不敢读，就像王东满讲的，讽喻现实太严重。从人格魅力看，把他倔强，固执都淹没了。人的个性与人的艺术可能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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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润田（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

《善居》把北方山区一个农村作为缩影，以变动不居的
社会政治生活为经，以生活于其间的人物言动和心理为纬,编织出民国迄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图,风俗画。其着眼点，质言之，就是展示此一时期的“世道人心”，世道与人心互为因果，而中心则是揭示人心的流变，(在某种意义上说，世道是人心的背景，)在社会动荡、世道嬗变中凸显人的精神风貌、道德行为是小说的旨趣所在。与一般描写人，写人性作品不尽相同的是，作者所要着力彰显的价值取向，是具有浓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意味的善与真。为此，在多维多向的描写中，用相当笔墨塑造了男女两种近乎范型或典型的人物，男的如心锤和富贵，女的如兰兰与翠花。善良、真诚与邪恶、虚伪，守身如玉与放荡不羁互为衬托，相映成趣。这里，作品寄寓了相当深厚的道德教化意味。对善德强调，近乎伦理小说。但人物性格并不因此而抽象、模式化，人物性格是丰满富于变化的，如为躲避富贵的纠缠隐身天主教堂多年，可谓坚贞、节烈的兰兰，在三年饥馑时期为果腹活命也向富贵的淫邪低头。一向心术不正，劣迹斑斑的富贵在面对时下严重道德沦丧情境，也有所忏悔，较之如今的人心不古，似乎他当年作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人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生活的严酷与畸变，这又显示了作者严肃的社会批判倾向和忧患意识。这一点在小说结尾处直画点
蹲，意味深长的言说。那是心锤对富贵说的一段话：(37页
下)小说对社会对人生有深切的洞察和独到的识见。以善育人，以德治国是作者念兹在兹的旨归所在。
    小说所呈现的社会生活时间宽度大，容量大，不仅再现
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波诡云谲、发展变
化的全息图景。而且小说中的“善居"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策源地，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小说也给我们展现了浓郁而鲜活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地方色彩的节庆、行为、话语方式，加之秧歌、民谚、俗语等赢斥其间，包括那“善
居’不善、几近残酷的“家法"，这一切，使这部小说具有
民俗学的意义。作品语言与作品内容也相称相得，叙述语句
都是简短，洗练民族化、规范化的，人物与歌谣语言间有方
言，但绝少怪僻费解之处，作者功底甚好，我看过作者的旧
一体诗和书法，写实与写意，雅与俗兼擅，这部小说整体看风格朴实但俗中见雅，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
    略感不适的是，有些地方显得繁冗拖沓，读来觉得滞涩
不畅，这可能是因为作者过分留恋细节所致。应该说，这部
小说细节描写针脚绵密、生动逼真这方面也有其独擅胜场的一面。(有时甚至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但有些地方堆积过多或游离情节之外，尽管它们单独看不无生动之处，也
还是应该割爱的。不然，会影响小说流利程度，节奏感及好
看好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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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加（作家）
我和马旭私交很密切，今天我主要来不是捧场的，主要是深入这个作品，稍为深入一点的解剖，如果光是说一些面面的话，我就不讲了，而我这两天当中，还是比较认真的准备了。这部书太大，将近六十万字，从一个角度不可能认识到它的实质性的东西。这部书在十多年前出版的时候，张发的《黄河》那时组织了一次研讨会，我去参加了，十年前发什么言我忘记了，只记得我给了它一个概念，叫做原生态。但是现在不够了，我又给一个概念叫原乡。原乡小说，后来出版社采用这个概念了。这是台湾人的概念，用在这里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有一个故乡，现在我离开了，远远地回顾它。这是一个意思，再一个原来的故乡不仅是我生长的地方，也是我心灵的家园。也是我祖先的地方，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如果原乡还原原本本在的话，那么我对原乡的怀念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关健是原乡，善居的原乡的善不在了，刚才有人讲，善居不善了，哪去了，这个呢就写这个变迁的过程，六十年的发展过程，善居不善了，我就问一下同志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是什么原因呢？是怎么发生的？它一定它内在的原因，它不是表面的，不是有个人把它拉了，或者是善居村里的人一下子变成了魔鬼了。显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从几个角度来解剖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社会学的角度。
我先讲一下原乡，原生态的概念，这个村子三四百人，它生存了几百年了，它生存的一个基础是一个道德，则靠道德维系着。三四百人共同来生活，三四百年，清朝、明朝就有了，规模不大，比较隔绝、是一个原乡共同生存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家园，心灵的娘家，意识者的意识原生地，存在者的存在之处。是大家互相维系，共同生活、生存的共同体，它跟外边联系很少，是自成单元的。过去俗话讲：收了场，纳了粮，皇帝老子管他娘。他是真实的反映当时村子具有村社的性质，切近的自给自足。与外边联系不大，从这个意义上，比较独立一个单元，因此呢，我就理解呢，它是一个自成单元独立生存的系统。稳稳当当的，也不出什么问题。它这个系统不仅是能够打粮食，而且在精神上也是自成单元的。这个单元，从物质到精神是自成单元，但是这个单元后来被打碎了。我问谁把它打碎了，如果这个村子没有人管它的话，他再走一百年没有问题，再走三百年也会没有问题。但是有个系统把它打碎了，这个系统就是国家的系统。
这个国家的系统不仅是王权的系统，而且是行政的系统，还是思想意识的系统，是我们现在能感觉到的系统，过去有一句古话，说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原来的国家系统，对乡村不怎么干涉，只要你纳了粮，不犯法，不死人，你们自己活着就是了。所以国家大系统对它不怎么去干涉。这就存在两个系统了，一个是村社的亚系统，一个是国家的大系统，这个国家系统不怎么管它，他就独立动转，但是两个系统开始有了冲突，这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这是书里交待的背景，从日本人进来之后，这个时代正式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富贵，富贵原来在它的系统村社系统中，有了问题，就是执行家法，就要喝尿，矫正他不端的行为，这就可以看出他的村社系统了，但是他第二次犯了村规，他的村社成员要对他进行管理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什么原因呢，富贵说我参加党了，虽然当时共产党没有执政，但是隐隐约约代表一种王法的意思。于是村社的系统面对大的系统一下跌到后边去了。这个处理就执行不下去了。而富贵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打这个旗号，村社这个系统越来越管不了他了，而后边一系列的事情，就是这两个系统发生冲突，发生矛盾，这个事太长，我不想多占大家的时间 ，我把提纲交待了就算了。《善居》完整记录了中国旧式村社的变迁史，原乡的变迁，变迁的起点始自上世纪40年代。变迁的原因是由于外力的加入。变迁的性质：强行变迁。就是把你自给自足的系统纳入到共产主义的大系统，你不能按你的去做，要按我们的去做，结果是旧有村社（原乡）的完全解构失去。失去了，这个村社原有的核心道德也失去了。
这是冲突的结果，这个冲突是从四十年代开始的。进入的阶段是在土改的时候，土改之前，这些人还相对完整，还能独立生存，这个土地一入社，基本就没有独立生想存的机会了。入社之后，接着是人民社，高级社，大跃进，接着是思想意识形态呢，全面收入到国家大系统当中，这个村社不仅没有生存的能力了，而且思想意识上也失去原有的东西了。它的元素也加入到国家大系统当中了，就是说我这个国家系统不仅要求你怎么活，而且这个土地怎么分配，怎么种呀，而且还要管你的意识。管你的灵魂，按的想法来想，让你怎么想，你就得怎么想。这才成立，不按我的想法，这不行。到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到达了第一个高潮，那么接下来，发生文化大革命，就到了最高的高潮了。文化大革命就狠斗私字一闪念。人心里的念头也许你有自由的东西，自主的东西了，于是这个村社外内到外灵魂没有，这就是这个村社衰落的历史，变迁的情况，结构性的原因。难道不是这样吗，善居失去的过程，你告诉我难道不是这样失去的吗？那怎么失去的。就是这个情况，其它的话我就少说，总之就是外面的一个大系统对村社这个小系统全面的占领。从经济到精神，从个体的行为到意志，灵魂，大家一回想就清楚了。中国每个村社都是这个过程。我大体就说这么多，下面说一些具体的。
这些人物呢，作品人物——心锤：坚决捍卫本土，他就是善居的化身，他坚决维护村社的道德。但对外系统也适当妥协，以留地步，这也是原乡人应对皇上的态度。而富贵呢，加入另入一个系统，代表着另外的系统，这两个人的矛盾与对抗呢，代表着两上系统的矛盾与对抗。但是心锤一再的败于富贵的手下，这是很明显的。难道说是富贵鬼点子多，个人能力强，显然不是，而是他背靠那个系统。你这个心锤再金钢不倒，再意志坚强，你打不过这个系统。这是两个人对抗的性质。还有一个人物，我需要解释一下，他这个作品是多元的。除了两个系统之外，还有柆柱和翠翠：彻底追求自由的人物，既不在原有的系统之内，也不在后来的国家系统之内，他们两人是典型地追求自由的代表。这个拉拄是宁可要饭也不受拘束，翠翠是我随意接客，看到谁，愿意跟谁就跟谁睡觉，也是愿意受约束。原来在村社的时候，他是受制的人物，到了公社的时候，他也是受制的人物。他们两人是受制最大的人物，受制最大的还不是心锤，他还抱着原有的系统，这两个人，即不抱原有的道德系统，也不抱后来的意识系统，最受制的就是他俩。其它就不说了，本来还有一个哲学的审视。文化的审视，这些我就不说了。接下来我说三，点问题，一个是关于语言的问题。关于作品的不足够。这部作品，上部的架式已经把作品烘托出来了。他的瓤子，后半部集中写文化大革命和一段的改革开放。前边已经到火候了，前边国家大系统收编村社小系统完全到火候了。已经水到汇渠成了接下了就是雪崩式的，势如崩雷，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结果，反而觉得文革一部分写得多了。这是我的感受，然后说说语言的事，这个语言土，有些地方可能读起来是个障碍，但是这个语言不土，不圪里圪搭，就不够那个味。你比如说傅山先生讲这个书法：宁拙勿巧，宁支离勿破碎，宁枯勿顺溜，就是那个意思。如果他写得纯净了，提炼了，纯净得像水晶一样，提炼得没杂质了，这个东西反而没有味道了，就像根雕一像，你把那些疙疙瘩瘩都去掉，最后像个什么样子。你给我剔除了，看像个什么东西。但是还有一个用词的问题，涉及审美的问题，虽然使用一次两次可以，多了不行，比如里边用到“洋务”，这个词建议不用的原因是，这不是你当地的土话，用了这个词，我觉得就有了三言二拍的味，不是说三言二拍不好，为什么用在这儿不好，那是市民味，不是咱们善居的味，宁可一次也不用。再一个审美感觉不好的地方，也是关于性，我不是说他写得多了，而是有几处吧，说腿里边湿了，这个审美感觉不好。用上一次就行了，用得多了不好，鲁迅说这个鼻涕什么不能入画，这也一样。但是到了那个劲的时候，非得疯起来，泼起来不行。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翠翠说，我就是追求的自由自在，我的X长在我的腿旮旯里边，我想让谁日就让谁日，这是我自己做主，大意如此，我觉得不够劲，因为这里表达的核心是自由，表达是自由，文词必需跟上劲去，我到觉得打个XX，倒不如写上汉字。造的字就是让用了吗，为什么要打个XX。就是顶上劲去。我不是一概反对描写性。还有两处语言我点评一下，马旭的小说里，原来没有写景的，写得很少，有一处景写的不错“夜一寸一寸得向深滑去”。写的不错，另外讲一下文本，讲一下写作，这个作协他们更擅长。他的写作完全是本土化的写作，所以他里边没有心理描写，没的肖象描写，这些东西都是从西洋传进来的。他的写法很传统。重在对话描写，很显然他的对话都是推动情节式的。他的对话都是情节进行式，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说书的传统，《水浒传》的传统，对话就是推动情节。不要肖像描写，不要心理描写，不要外围的烘托。纯粹的本土的描写。所以这里头有两个系统冲突的内在结构，这就是作家的意识洞察力，他意识到我们社会，是谁把谁弄坏了，他不是理论家，他是艺术家，艺术洞察力，他写了这些东西。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大概拢不住，我再给他一个概念，叫“后山药蛋流”时代的写作，这已经是后山药蛋派的范畴了。山药蛋派如果把他当作甜甜地稍带一点麻辣的赞美诗范畴的话，马旭的小说进入到史诗的这样一个范畴。所以大家说这个书怎么厚重，怎么样好，我觉得应该从这几方面去体会去解读。
总之，这部书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一部乡村史折射半个世纪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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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丁（原山西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剧作家）
我同意以上大部分同志的看法，我赞同张平同志对这部小说的定位，因为说得比较简炼，并不是因为他是省长。我也同意后边几位同志的说法，但是我也一些不同的看法。需要提出来，一个是对马旭的定位，刚才好的同志讲，马旭没有名气，我认为不能这么说，马旭三十年前，小说就出版了，三十年前就出版小说的一个作家，以后的小说一部比一部精练，一部比一部精彩，怎么能说马旭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小作家？这是一个。再一个刚才提到了对小说是认可的，但又有人认为有些地方泥沙俱下，我认为用词不太合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一部泥沙俱下的小说怎么会辗转十二年出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山西小说的代表？我认为《善居》是我省小说界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高峰。从马旭的年龄，马旭的创作，是马旭的一个高峰，也是我们山西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再一个有好几个同志谈到西、李、马、胡、孙等山西药蛋派作家，我认为“山药蛋派”从来就不存在的，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艺术上也没有共性，大家讲到后二代、后三代，今天张石山同志在，我认为张石山先生的作品不属于山药蛋派的，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山药蛋派和《善居》更是联系不起来，再也不要提山药蛋派了，山药蛋派是没有的，西、李、马、胡、孙各有各的写法，各有各的特色和风格。当然赵树理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也不同意说《善居》是山西的《白鹿原》，我也不同意这种提法，不要这样比，这个话传出去，对我们宣传《善居》不利。《白鹿原》写的是五零年前，《善居》除了土改，主要写的是五零年后，其主题的挖掘更为深刻。但是我们不去比它。我说两分钟，现在己经两分钟了，下面我对这部小说已经认真读了，而且把它的错别字也挑出来了。有的错别字可能是马旭在语言表述上有问题，还有是在校对上在问题，咱们随后再说，我是认真读完这部小说，今天在座的认真读完这部小说的并不是很多。我读完了，而且写了将近六千字的文章吧。由于时间问题，我把我写的评论的标题念一下。第一：文章的标题是、一部优秀史诗小说。小说具有史诗般的艺术灵魂与感染力。第二、作者运用了“迭化式”的点线结构手法，巧妙地统筹和编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第三、把方言土语诗化般地运用与表现出来，使民俗为主题、情节、人物服务。第四点、一切围绕人物在布局情节与描绘故事，凡出场人物都为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体不讲了。这个呢一个交给马旭同志，一个交给湖南文艺出版，这是我读完小说完成的一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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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石山（作家）
今天开马旭同志的作品研讨会，来了这么多人，包括湖南出版社的这位朋友，原来我们就是酒友、哥们。见了朋友很是高兴，小说我没有看完，大致看了一下，手头有一些其它事，大概翻了一下，咱们都作过编辑，一目四行，就知其大概。由于时间原因，我简单说两句，一个是小说毕竟是小说，我写了小说这么多年，才明白这个道理，我是反对鲁迅那个话的，不愿意做医生，去做文学家，要改变中国的国民性，学了两年日语，穿上和服，照照像，扭过头来就回来，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可能吗，你跑到那儿就变成了上帝了吗，事实证明，这几十年，改变了一点中国国民性了吗，实际上小说就是小说，就是要好看，就是人们在茶余饭后拿起来小说有趣，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是否是济世救民了那个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小说家是思想家，诗人也是，但是他不能跳出来喊叫什么思想。有跳出来的时候，我举举我个人的例子 ，在三十多年以前吧，1980年我全国小说获奖，领获是在1981年的春天，三月份，由于等待中央的内部斗争的决断，会上无所事事，大家在开研讨会，没有人随便发言，那个时候，我有几次发言，我的小说是不公然喊叫什么思想的。让发言我就发言，当时正逢3月5号，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我不知道别人说过没有，我是第一个提出坚决反对学习雷锋的人，学习雷锋是什么，就是肩榜上扛得不是自己的头，学习毛泽东思想，只学习了几句毛主席语录，抛弃了全人类的思想、目标和追求，就是红卫兵的前身，就是学习毛主席思想的冲锋队，然后起来就杀人放火。
会上刘宾雁反驳我的思想，话筒就回不到我的手里来，然而后来我知道，反对学习雷锋是批判刘宾雁的罪状之一，可以说他接受了我的思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写一点农村题材的小说，我对农村了解不多，当时获奖的都是农村题材的。我看到一个最致命的，也象马旭同志这样一部五六十万字的小说一样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之日起，他就变成了农奴，我们中国有没有奴隶制社会，我们是说不来的，但是现实俨然看到一个奴隶制社会，就是把大家的土地全部剥夺掉，这个问题到现在解决了没有，土改时，我们的乡绅，维系我们道德，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文明，维系我们乡间道统的统杀干净。把土地夺走，然后平均地权，在客观上达到一个效果，这可以，然而1955年，让农民自愿的搞了合作化，让农民把土地夺走，从此，包括在座的各位，我们的父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脚底下没有踩一寸属于我们的土壤，我们的土地。中国自古以来属于农耕社会，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刘邦打下的，就是我朱元璋打下的，他也会给农民一纸地契，我农民照章纳税之后，我就有我的权利，与我的尊严。而中国现在空说，让大家活得有尊严，怎么样才能有尊严呢？我们脚下没有我们自己的一寸土地，怎么会有自己的尊严。怎么会有思想，我们死无葬身之地，我们父亲的祖荫和祖坟统统被摊平，这是现状，实际上就是这样，说责任制，还民于田，只不过是修修补补的，给大家一个喘气的机会，过去大体制，人民公社是怎样崩溃的，不崩溃就不得了，大家活过来了，肚子已经吃饱了，这已经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再一个小说家，诗人这些名堂是外边给的。 我们古人是没有的，大家是一些读书人，文化人，有人通过科举考试，可能当官了，他又操心国家长国家短，中国的仕文化，马旭先生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关心我们的道统，也许我们不明确，这样一些人，吃了饭没事干，就是要想中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咱们嚷是不是就顶用了，咱们写本小说，五六十万字，有人看吗，有没有人看还不一定。是不是能起作用呢，不吐心中不快，这就是我们的天职，这就是我们的天命，因为我们是农民的儿子，老百姓的孩子，就要嚷一嚷，说一说，这种千百万人的呼吁，能不能起到作用，聚集一点力量来，推动中国往前进一步，私有制，恢复私有制，每个人脚下有他的一寸土地，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重新搭起中华民族的结构来，才能够有未来。这样往前走，咱们盼望这样，也许日子会好一点，不知在何年何月，我说是有希望的，我说中国人的聪明，中国人有智慧，中国人解决不了能解决了，我们非在到西方它们篮子，他们的武库里挑他们的东西吗？，挑来欣去，就挑来一个最坏的东西，就是剥夺，就是毁坏。你有钱，我就抢你，咱们就上梁山。你们家好，我就去抢你，把胡三家的东西抢来，再东西分给王二三，然后你还要唱，写电视剧叫做激情燃烧的岁月，诸如此类，非常不合理，大家被这种强势的不合理的东西蒙蔽着。压抑得太久，我们思想的锋锐已经被磨掉了。但是咱们还是灭而不亡，咱们还是人民的儿子，还是跟大众生活在一起，这些情况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好，可以用小说的形式或者散文的形式，诗歌的形式，马旭的诗歌我浏览了一些，很有锋芒。祝贺马旭这本书出版，并且非常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把这本书出版出来，使得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研讨，小说是不是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远远达不到那种程度。但是它是一个存在，一个作家就是要这样表达自己。传达出自己的思想观点来，这是我最看重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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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评论家）
我就说两句话算了，第一句，这部小说它确实写了一个传统的乡村社会呀文化信仰破碎的过程，刚才维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二个是大家有歧义的地方，小说形式，有人说泥沙俱下，有人说非常成熟，这样的小说形式，大概是山西独有一种形式，怎样认识这种形式呢可能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我大概就提这两点意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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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茅盾文学奖评委）
能够有幸参加这个小说的研讨会非常荣幸，首先要声明一下，这部小说我是很认真的从头到尾读过了，没有没读过。读了之后我有这么几点感受和几种想法。
第一个，为什么十多年前写完了小说，出版不了，周游列国十多年才出版。为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那这里大家谈了它思想锋芒，思想深度，思想力度，道德建构的问题，小说叫《善居》，善居即是村庄的名字，我们不妨当成象征的东西，善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那么这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写什么，时间跨度有百年历史，它写什么？写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精粹的部分道德的衰败史，就是个道德的衰败史，你像一开始民国年间那个善居村还是非常好的，因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中国传统文化还在，可是到了后来，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直到市场经济，他一次一次被打击的。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又是什么东西呢，我想半天，它应该是刚才李维加讲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他把它叫作村社社会，我把它叫做中国的传统宗法文化，或叫做乡村自治传统。多少年来，在中国的农业文化，或者农耕文明当中形成一套自恰的乡村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20世纪，在现代性进入之后，在政党政治进入中国之后，它一步一步地被完成衰败了。我觉得从思想深度上来说，马旭的这部小说就是来思想中国传统宗法文化、中国乡村自治传统如何被粉碎、被打击的一种过程，而且我知道不止马旭一个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读了好几部小说，大家好像都在思考表达这个东西。比如说贾平凹的《古炉》、《秦腔》，比如我们山西的女作家葛水平的《祼地》，那么这几部作品，你如果读一读，就会发现，他们不约而同都趋向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对宗法文化的失落唱一首挽歌。来提示这个过程，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纪它突然出现一个这样的创作的潮流，而且这个创作潮流你要注意，它跟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创作潮流正好相反。它是不一样，鲁迅当年所否定的东西，所批判的东西，新文化运动那些作家当年所否定的东西，所批判的东西，贾平凹他们、马旭他们、葛水平他们而是要认同它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原因在什么地方，可能有各种种样复杂的原因，其中一条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五四时期他们是文化启蒙主义占上风的时代，是现代性刚刚到了中国的时代，那么到了新世纪，当这些作家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背后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现在是文化保守主义占上风的时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时代，他肯定要表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想跟这个是有关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为什么马旭的小说写出来十多年出版不了，而又突然能够出版。是他的小说修改吗？他跟大的时代背景嵵代思潮是有关系的。这是我要讲第一点。
第二个关于人物，当然石心锤是一个讲道德、讲善的人物，当然离不开他，但是人物写得有多么成功，我到是不觉得。单从审美的角度，艺术的角度来衡量，小说中塑造得好的有这么几个人物形象，像拉柱，翠翠，兰兰，富贵这几个要比心锤更丰满、更艺术，更生动，或者说更有人性的深度。小说就是要写人性的深度，你像《红楼梦》中，写得最好的是谁呢》是凤姐，王熙凤，不是贾宝玉，也不是林黛玉，当然并不是说贾宝玉和林黛玉写得不好，但是凤姐是写得最好。这是人物形象，我简单说一下。
第三，关于语言，我也是吕梁人，虽然我不是临县的，我是文水的，但是读这部小说感到非常非常地亲切，我能读懂这部小说，而且是很有味道的。事实上湖南文艺出版社邓映如先生能够出版这部书，我想他是能够读懂的小说的，我想外省的读者也是能够读懂这部小说的，你看賈平凹的小说语言，也是土得掉渣的语言，但是影响它的存在了吗？没有。所以说小说中方言不是问题。这部小说为什么是原生态的，为什么是原乡的，就是因为跟语言运用太有关系了，因为语言渗透到他的血液当中了。才能给我们那样土得味道的感觉。所以我想引两段话：这是我想着重说一下的。一段是胡适谈方言的一段话：“当年胡适给《海上华胥传》写序言的时候说方言文学的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够表现人的生理。通俗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够表现人说话的声情口气，古文中的人是死人，通俗白话文里的人的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的人是自然流露的人。”那么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方言土语的运用对人物的塑造和小说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有这么一个作用。当代作家张炜也有一段话，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言是真正的文学语言，文学创作不能真依仗普通话，因为它是一种被折中了的语言。”胡适这么讲，张炜这么讲，而且马旭这么干，实际上讲，这几年如果你留心中国小说创作潮流你就知道 ，不是马旭一个人这样写，他在运用方言土语，我们山西的作家李锐也样写，像贾平凹的小说，像葛水平的小说，像闫连科的小说，像张炜的小说，像韩少功的小说，大家都在这样做，这太多了。大家都在走方言化的道路，就是李维加刚才讲的本土化，本土化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系跟方言土语运用是一致的。是从形式到内容有机结合在一块的东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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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平（山西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评论家）
本次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山西省文联、山西省作协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但是我们作协做的事并不多，只是挂了个名，召集我省一些评论家和作家，省文联做了许多工作，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做了许多工作，我代表山西省作协首先对马旭这部小说经过十几年终于出版表示祝贺之意。另外，对湖南文艺出版社表示一种敬意，因为这部小说经过十几年，到过好多版社，最后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给于马旭对出版社对广大读者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所以对湖南文艺出版社表示敬意。另外，我代表省作协以及主办方，对我们今天参加研讨会的评论家、作家、编辑及新闻媒体表示感谢。对于研讨会本身，在座各位都是久经研讨会杀场，许多人都经过无数次的研讨会了，对研讨会的价值与意义都很明白。首先今天的研讨会对马旭小说的认可，对马旭这么多年的坚守表示敬意。在山西文艺界都是很熟悉他的，感谢他给我们写出这样一部厚重的作品。所以说研讨会对他来说意义是非常大的。马旭现在主要精力写诗歌和练习书法，今天的研究会对他会有很大启发，说不定将来再给我们创作出一部小说。我想他会把今天各位专家所说的观点吸收了，为下一部小说的创作吸收经验。大家发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我想马旭经过小说研讨会呢对今后的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想这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目的吧。感谢参加研讨会的各位同志，代表主办方，感谢大家。谢谢。
石跃峰：已经十二点了，很多同志还没有发言。时间关系，会议到此结束。

刘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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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旭长篇小说《善居》网上评论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