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绮先生和熊任望先生

文韬

不同寻常的12月29日

——纪念黄绮先生和熊任望先生

    12月2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2010年12月29日，去保定为老师熊任望先生送行，回来的路上，车窗外树和景都是模糊的，同去的几人一路无语，唯有一任泪流……接树池短信：“送黄老也是这天吧？”是啊，2005年的12月29日这天，送别了黄绮先生。

    黄绮先生长熊任望先生11岁，两人是好友，又是同事，同在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黄绮先生教古代汉语，熊任望先生教古典文学。黄绮先生风雅孤傲，熊任望先生淡泊谦和，但两人书法之作都力能扛鼎：黄绮先生的书法独立苍茫，傲视大荒；熊任望先生的书法四面出锋，气势如虹。记得有一次熊任望先生说：“你看我和黄先生都是南方人，写出来的字却都能表现出燕赵的慷慨之风。”

    如今，两位先生乘鹤远去，他们的博学、书品、人品，已成为我辈心中耸立的楷模……

[ 本帖最后由 文韬 于 2011-12-30 13:44 编辑 ]

文韬

                                    黄钟大吕   绮霞满天
　                                                                                          ——怀念黄绮先生
　
　　　　　　　　　　　　　　　　　　　　　　　　　　　　　　　　　　　　　潘海涛
　　2005年12月29日那天的黄绮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石家庄殡仪馆万芳厅内满室肃穆，哀乐低徊。从党委政府领导到我国书画界知名人士，以及从外地赶来的先生的学生和好友四百多人为先生送行。花圈、挽联摆满灵堂。黄绮先生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神情安详。哀乐声中，人们向这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做最后的道别。
　　黄绮先生号“九一”，1914年生于安徽怀庆市，祖籍江西修水，是北宋书法大家、诗人黄庭坚的32世孙。黄绮先生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在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着独特建树，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学者、语言文字学家、诗人和教育家。在书法创作方面，其独特的“铁戟磨沙体”，开创出“雄、奇、清、丽”之书风；其“三间书”兼容并蓄，凛然独步。
　　如今，黄绮先生安葬在石家庄双凤山陵园，陵园门楣上“双凤山革命烈士陵园”几个独具匠心的大字金光闪烁，是黄绮先生早年写下的。先生可能没有想到，他百年后就安葬在自己题字的陵园里。陵园深处，一尊端坐的长者青铜塑像，这是艺术大师钱绍武为黄绮先生雕塑的。钱绍武先生酷爱书法，对黄绮先生的书法艺术更是非常推崇。因为他了解黄绮先生，所以他塑造的艺术家黄绮形象格外生动传神，独具风采。黄绮先生塑像旁边横卧着的一块汉白玉石碑，上面镌刻着先生那首为人熟知的《学字》词：

　　学字从唐始，入晋自无难。忽然特喜汉魏，濡笔几多年。抛弃斯翁纤弱，沉醉两周六国，姿态重如山。殷契近兵史，取彼利刀尖。好奇险，贪丑陋，不需妍。不择毛锥软硬，触纸间方圆。回到宋元涉猎，顿悟有清知变，大胆叛前贤，篆隶草行简，融我笔毫间。

　　雕像与北侧的“黄绮艺术馆”相呼应，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安息在这澄湖碧水之侧、灵坡秀岭之巅，想黄绮先生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近距离接触黄绮先生，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风雅倜傥、孤傲率真、书生意气和博爱大度，其风度、风范、风骨，更是令人钦敬。
黄绮先生四十年代初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大中文系，留校工作，任清华大学文科院闻一多先生的助理，随之又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从导师唐兰先生研究文字学，此后在安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八十年代初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
　　黄绮先生以古文字学研究而称道于世，其古文字研究、古音韵研究、方言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声誉。出版有《解语》、《说文解字三索》等主要论著，对汉语音韵及古文字的源流、演变作了评注、考订，其中《说文解字三索》达十四卷，共一百多万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黄绮先生在艺术创作上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其书法和刻印，且以书法创作为代表。先生幼时便用方砖、麻丝笔习字，以水代墨、以砖代纸，一笔一画地练颜柳大字。多年来，力学不辍。在书法上，先生十分注重传统的东西，对历史上公认的名碑名帖无不学习，“学字从唐始”，“回到宋元涉猎”，“顿悟有清知变，大胆叛前贤”。上下几千年中国书法的书写“踪迹”，他都走过，最后他才敢肯定地说：“不懂中国书法的书写史，就不会知道中国书法应如何创新。”“创新必须有中国特色”。先生一生在学术方面都强调创新，反对做前人奴隶，他常说：“守法是‘基金’，破法是思变，立法是创业。”先生自定的书法创作目标为“雄奇”与“清丽”的统一。
　　在感受着时代的强烈的脉搏跳动中，黄绮先生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上取得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成果。这种成果之于书法创作，是以“铁戟磨沙体”与“三间书”为代表。“铁乾磨沙体”是缘于篆书创作的，此字体取甲骨文之锋利，取钟鼎文之凝重，取汉隶之古朴，取北魏之方劲，形成独特韵味。“铁戟磨沙体”的创作，注重方笔的运用，结体参差错落，多取险势，具有朴拙、厚重、方劲的阳刚之美，被中国书法界誉为“北派书风”。“三间书”又被书界称为“黄体字”，专指黄绮先生的行书创作。黄绮先生的行书，不拘古人字体结构的限制，善于融合创新，每每兼取于篆隶之间、汉魏之间、行草之间。所谓“之间”，即是取篆之意象，隶之古朴，而篆之意象与隶之古朴原是非常接近的，此一“之间”，即可构成字的神韵；汉魏相衡，汉多厚朴凝重，魏多方正刚劲，取此二者“之间”，构成风骨；行草之间，则是结体更富有变化，也有更多的创新大地。“铁戟磨沙体”及“三间书”是黄绮先生毕生艺术追求的结晶，其对中国书法艺术未来之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黄绮先生的书法理论，建立在对中国书法艺术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基础上，建立在既有的关于书法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从现代哲学、现代美学的角度作出科学的把握，因此，它不仅通体显示着东方的艺术审美精神，而且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精神。黄绮先生的书论，内容丰富，涉及到与书法创作、书法欣赏、书法家修养等有关的各个方面，大致可分为创作论、艺术论、欣赏论三部分。前人论书，多讲运笔用锋。结体章法，不去回答书法是什么的问题。黄绮书论则不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从书法艺术的性质、内容、形象、题材等方面，对书法是什么、书法与线条的关系、书法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书法与时代的关系、书法的真与美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我认真学习过《黄绮论书款跋》，先生对书法性质、形象美、真和美、风格的阐释，对笔法、墨法、结构的解悟与表述，对书法创造活动如何创新、提高修养等的会心与倡言，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书学美学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
　　在艺术论中，黄绮先生对书法创作的方法，怎样创新及风格、境界的形成，作出明确的界定。笔法、墨法、结体等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古人已有诸多论述，对此，黄绮先生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使之更为丰富。比如传统书论偏爱中锋，而黄绮先生则指出，锋有锋的美处，腹有腹的妙处，用笔腹，画边可残缺，达到用笔似刀的效果。
　　书法创作固然需要书家具有充沛、丰富、健康的感情，然而有时这种感情状态相当浓烈，以致使理性思维处于被抑制状态。黄绮先生认为，如果创作活动不自提笔到落笔止，而是从认识生活、参与实践、提高修养、锻炼技能算起，直到作品的完成，那么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其间不仅有感情活动，有肢体自然运动的训练（技能），也伴有大量的甚至是相当艰苦的理性活动。黄绮先生深暗其间五味，故他说：“好的书法作品，是书家在书写前一直到书写中，通过理论的分析而制作出来的，所以它能永远禁得起欣赏者用理论来分析。”（《黄绮论书款跋》）肯定了理性分析活动不仅存在于艺术欣赏活动中，也存在于艺术创作活动中。
　　黄绮先生认为书法艺术是中国的，具有民族性，只有不断地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及丰厚的现实土壤中汲取营养才能创作出更多、更真实、深刻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优秀作品，在这里人是作品的第一要义，所有形式，笔墨技艺等的表现手段都应该反映出人物形象、人物精神、人物品德、人物理想。先生认为书法艺术作品可以教育人，鼓舞人。他常说的四句话是：“篆以端容，隶以谨行，行以丰姿，草以畅志。”
　　我多年来一直把黄绮先生《书中五要：观、临、养、悟、创》作为自己学习书法的指导。比如先生所说：“‘观’与‘临’之后，特别是‘临’之后，要把各碑帖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包括运笔、结构、行气等等形象地保存在我们脑子里，以形成多种的动觉，随意运转，大有招之即来、呼之欲出之势。如某字的一横画的长度，在我们动觉里就会‘动”到与原碑帖某字相符合的适可而止的程度，正像‘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养字莫善于多思’。经过一段时间的临摹，在‘养字’中，要用‘分、合、断、推’的方法把所临摹的有关书法的内容掌握起来。逐笔逐字逐行地进行分析，能分还要能合，把全碑帖或碑帖与碑帖之间的总精神、总特点集中起来进行研究，然后判断它们的优劣短长，最后，我们就要从优劣短长中间如何探索推陈出新的路子来……‘养’不是消极的等待，它是经过最富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后强大的生命力即将迸发的表现。‘待用’是在那里酝酿，‘待用’是在那里准备创新。这是活动达到‘养’的最高阶段。”
　　黄绮先生在创作大量书法作品的同时，也留下了一批极具艺术价值的篆刻作品。先生刻印以秦汉筑基，兼习历代印风，他还善将甲骨、篆、隶、真、行、草及简化字入印，诸多书体皆为我用。
　　先生在《黄绮刻印自述》中提到过自己幼年学印经历说：“我家住在安庆小南门外长江边，相距不到十户人家有一个石刻铺子，我喜欢观看两位石匠师傅带着老花镜雕刻墓碑铭文，总觉得刻的字比用毛笔写的字好看得多，特别是隶书和楷书。回家后试着用刀在石板上‘写字’。初中时，认识些篆书，开始练习刻印，购买印谱，模仿秦汉。一本印谱给了我最大的动力。我的三姨夫姚瑞琪与黄宾虹大师交深，我刻一块‘宾虹’印请姨夫转赠与黄，大师甚喜，认为我‘有前途’。他自拓印玺一册，后页题短跋：上虞罗叔言赫连泉馆印谱，定直甚昂。乙丑携来沪市，中多精品玺印，拓存以奉餐石（当时我的笔名）先生鉴。宾虹记。”以至后来“文革”期间，先生“亦能在生活的艰辛和尘世的喧嚣间于笔墨刀石中独守一丝乐趣。‘文革’初期，靠边站，尚未进‘牛棚’，家居无事，横女协助磨制石块很多，直至‘解放’回家继续刻印。”怎奈“有时眼花了，看着石纹都成篆隶。”
　　黄绮先生之印雄健秀逸，篆隶草行，各见风流。因先生收藏有五枚秦汉时期铜印，于是有了斋名“五金屋”。
　　黄绮先生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虽常自谦说他的画“攻关犹未下，不敢多示人”，但在他八十寿辰时由河北省博物馆举办的“黄绮书画展”上展出的一些作品，气势逼人，神韵非凡，如其书法一样的凝重，是真正的具有时代性和美学价值的“文人画”。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黄绮先生曾是国画大师陈少梅先生的入室弟子，后跻身于天津画派的“八大名家”之中。
　　黄绮先生高超的艺术成就，不仅得力于其高度的文化素养，而且得力于其高洁的品德，先生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这在其大量词作中得以充分体现。
　　从青年起，先生就遭逢不幸，过着国破家亡的生活。流徙辗转的主活激浪，把年轻的他冲到国统区的后方，进一步认识社会，接近人民，无法再锁在书窗下做一个“莫谈国事”的大学主。人民的苦难，大众话的语言，凝炼成这位词人的性格。仰首夜幕和星空，经常发出绰约影射的词语，在整个三四十年代中，运用各种寓言和寄托，写出了他的深切感受，在他的词笺上，儒染了多少辛酸和泪痕：“我泪犹未干，能润汝枯眼。枯眼聚蚊蝇，宁使昆虫怨！市口异沙场，伤重无人见。保国国濒亡，九死难忘战！”（《主查子·病兵》）“怒对刀丛，灵前洒泪，士子惟忠直。酹君荐土，血痕永共天碧。”《念奴娇·碧痕》（“一二·一”四烈士灵前作）
　　黄绮先生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寄托。在当时，有些揭露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的诗词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了大量诗词有意识地采用《归国谣》词牌作为词集名，“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先生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们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作者一定能归故乡。先主相信，抗日的正义之战一定胜利，将来的中国一定是一片光明。
　　先生的诗词有着深邃的思想，成为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诗篇，得到了朱自清、闻一多、唐兰、罗庸、吴梅教授的高度赞赏。闻一多看到黄绮先生年轻时参加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后写的“广土”词，有“结队高歌如啸虎，直到宵游，无畏高烧炬。杀尽百僚须大酸，脱身笑入人群去”。对他说：“你的词有侠气。我是反对青年人写旧体诗的，但是，我不反对你写。”
　　先生长于旧体诗词的创作，其作品工于格律，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不出淤泥出自天，欲知播种在何年。为求高洁供天帝，云养青山变白莲。”（自书诗《黄山莲花峰》）此诗境界高远，趣味淡雅，天人合一，情景交融，景在情中，有无隔之境。他如《乡居》：“溪上儿童打稻，堂前妇女分麻，茅檐低矮挂秋瓜，愧煞雕楼画榭。另有几方园圃，不过数口人家，朝餐青菜暮鱼虾，浊酒闲谈耕稼。”几笔淡抹，即勾出一幅江南水乡秋忙小景，蕴积深厚，情趣盎然，“愧煞”句极自然流露出诗人强烈的平民意识，“闲谈”则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中国农民的洒脱风貌。“健足必须行广土，草木馨芳，鸟兽非顽鲁。独有幽怀谁敢侮？酒酣泪下风飘雨。　结队高歌如啸虎，直到宵游，无畏高烧炬。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这首《蝶恋花·广土》词作于四十年代，是他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后回到校园写的，闻一多先生看后称赞“有侠气”。黄绮先生说，自己并不专门作诗，只是每当兴致，便口占几句，聊表情怀。
　　欧阳中石先生在谈到黄绮先生时这样说：“我和黄绮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同在文化圈、同在书法界，可以说是以文会友、以书会友。早在1981年，中国书协成立的时候就认识，在大会上，他的讲话很有见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黄绮先生是个极有品位、很讲性情的人。……1986年，中国书协一班人去保定参加活动，启功、我都受到邀请。活动一结束，我们就被接到石家庄，同黄绮先生见了面，晚上，当地安排了一次笔会。我一直在暗地里看黄绮先生题什么内容，他出一个词儿，我就顺着出另外一个词儿。开始，他题了两个大字‘骑鲸’，我便跟着也写了两个字‘过海’；他又题‘驾鹤’，我随着写‘翔天’，……观摩作品的时候，黄绮先生高兴地说：‘你我的书法，算得上是天然的对联了。’我俩心有灵犀，堪称十分相得的朋友啊。我是奚啸伯的弟子，所以到河北的机会很多，每逢到石家庄，尤其是参加奚啸伯先生的纪念演出活动，黄绮先生都要亲往捧场，而且是每场不误。多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彼此敬重，始终融洽……应该让更多人了解黄绮先生的人品和艺德。”
　　黄绮先生多次说起他和津门大家王学仲先生的交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绮先生在天津住在马场道，这段时间，两人的交往很亲密。王学仲先生在回忆黄绮先生时说：“我与黄绮相见是以老朋友相称的……黄绮先生是个非常有诗才的人，当年给闻一多先生做助教，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诗词作品具有大家风范。同时，黄绮先生还是位造诣很深的学者，尤其是在文字学和音韵学领域。当时黄绮写诗作词，我就画画儿相赠，诗画互答，交谊日厚。……我和黄绮先生学术上互相砥砺，是文人之间互相敬重的一种感情，我俩都非常珍惜这种情感。即使到了晚年，我也很怀念和黄绮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有一次黄绮先生说起诗词集《归国谣》时提到，自己和王学仲先生是多年的至交，王学仲先生给这本《归国谣》写序，写的是蝇头小楷，洋洋洒洒几千言。可是出版社编辑在修改时，用蓝色圆珠笔直接在王学仲先生原作上涂改了很多，先生说到这时很生气也很心疼，并说将来出版《归国谣、无弦曲合集》时会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恢复王学仲先生序文原貌。
　　1997年春天，黄绮先生正准备向国家捐献作品，包括书画创作、学术著作、诗词作品、刻印拓片、石头、碑帖、名人字画、藏砚名笔和著作手稿等。并为香港回归创作八尺联：“主权神圣、故土温馨”。先生曾展示给我看，并说，这是自己有代表性的作品。
　　提及捐献，先生非常坚定地说，“这是我几十年来的夙愿。”还在青年时期，先生就树立了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在学术上，要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一定要达到能捐献给国家的水平，达不到这个水平不罢休。“走自己道路，启他人心扉。”黄绮先生说，“我到了耄耋之年才敢对自己的艺术历程总结这两句话。”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黄绮先生的艺术精神，是我辈后学丰富的营养。先生虽已乘鹤远去，但他的艺术生命一直延续着……

[ 本帖最后由 文韬 于 2011-12-29 20:44 编辑 ]

文韬

　　　　　　　　　　　　　　　根之茂者其实遂  膏之沃者其光晔
                  　　　　　　　　　　　——《当代书法家精品集·黄绮》卷读后
                                              　　　　　　　　　　
　　　　　　　　　　　　　　　　　　　　　　　　　　　　　　　　　　　　　　　　　　　　　　艾树池

    翻开《当代书法家精品集·黄绮》卷，如行崇山峻岭中，万千气象，目不暇接。雄奇、清丽、古拙、飘逸……令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品味再三，更感意蕴无穷。
　　黄绮先生先生是当代书坛闻名遐迩的书法大家。数十年的书法实践和教学生涯，广取博收，碑帖兼容，使先生得以在书法艺术的传统母液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自出眼孔，自竖脊背，终成一家风骨。黄绮先生在《写字》词中写到：“学字从唐始，入晋自无难，忽然特喜汉魏，濡笔几多年。抛弃斯翁纤弱，沉醉两周六国，姿态重如山。殷契近原始，取笔利刀尖。好奇险，贪丑拙，不须妍，不择毛锥软硬，触纸间方圆。回到宋元涉猎，顿悟有清知 变，大胆叛前贤，篆隶楷行间，融我笔毫间。”黄绮先生正是在中国书法传统的长河中，上下求索，从而 逐步懂得书法应该怎样去”创“以及怎样才算是”创新“的。也是在此前提下，黄绮先生作出了符合书法艺术发 展规律的变化，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深刻的内涵，成为当代书坛一道绚丽的风景。
    本文试从造型、意象、抒情、书教四个方面结合精品集中的书作谈些粗浅感受。
    造型。关于书法的品评，欣赏者的目光最终要停留在汉字的书法造型上。这正如我们建筑一座大厦而首先 要认真选择一砖一瓦一样。同样，书法造型是构筑书法艺术玉阁琼楼的基础，而点画和结构则是完成书法 造型的一砖一瓦。在这方面，黄绮先生无异于一位技艺超群的建筑大师。“学习古人，而同时要高视古人 ，学习古人是入乎“古”，高视古人是出乎“古”，能入是临，能出是创。”（摘自《黄绮书法论文选》)正是基于对书法的清醒认识和创新精神，加之深厚的修养，广博的学识，黄绮先生终于寻找到了具有高 度艺术概括力和具大艺术表现力的适于自己艺术表达的书法语言。当然，这绝非一般意义的寻找，而是数 十年浸淫在传统的海洋中，借鉴、整理、改造、吸收而成的结果。这为黄绮先生以表达情感、以表现时代 精神为目的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绮先生笔下的线条如苍松，如枯藤，而这其中我们不难觅到 甲骨文的锋利，钟鼎文的凝重，汉隶的古朴，北魏的方劲，晋书的飘逸空灵，颜鲁公的庄严厚重，黄山谷 的纵横舒展，郑板桥的率意洒脱，金农的大朴若拙……先生善于从古人书中汲取营养，酿造自己的玉液 琼浆。所以我们常见的黄绮先生的书作，一曰"铁戟磨沙体"，取甲骨、钟鼎、汉隶、北魏、笔意成一体；一 曰"三间书"，笔意在篆隶之间、汉魏之间、行草之间；三曰"方笔草"，以方笔作草书，打破旧草圆、匀、滑的 旧习。当我们叹服其中点画、线条的完美、精妙、生动和谐而又富含古典美学的深厚意蕴和人文内涵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结构的鲜明个性。那是书家超脱一般结构的平衡而重建新的重心造成的惊人的险绝。“看到重心所在，需要眼力；建立新的重心，需要胆力。初学平正之平正是安的最低要求，复归平正，则为之高境界、高姿态也。”（摘自《黄绮论书款跋》）黄绮先生正是以非凡的眼力和惊人的胆力抛弃以往结构的匀称、平衡，运用富含生命力的线条重构“险中求正”的结构而复归平正的。此外，黄绮先生运笔运用中锋又不为中锋所囿，藏、露、侧、逆并施。黄绮先生拥有高超的驾御笔的能力，通过运笔的缓急，塑造丰富多变的线条。运笔缓，能为笔画“塑形”，运笔疾，能为笔画“画形”，“塑”是精雕，“画”是写意，兼而用之，则两全其美，变化无穷。黄绮先生作字，还善于根据创作内容及创作情感选择不同的墨法。欲使墨色凝重丰厚，使用“铸墨法”，力随墨透；欲使墨色空灵润泽，使用“泼墨法”，骨峻神清。而先生用墨并非一成不变，或铸或泼，或泼中有铸，或铸中有泼，从而完成笔墨与书家情感、创作内容的和谐统一，也进一步增强了造型的艺术表现力。
    意象。文字发展至今，离文字最初代表的物体形象越来越远，但是书家可以将自己的意兴、情趣融入笔墨生成意象。“中国书法的艺术造型，在造的过程中，渗透了书家的想象与联想，不似实物之体形，是'忘形';但又有实物之情意,是'得意'.'得意'而'忘形',是中国书法造型的高度艺术概括。”（摘自《黄绮论书款跋》）意象是中国书法独特的艺术形态，欣赏者往往因此引发联想。黄绮先生书法创作的艺术特点，正是以现代审美精神为艺术表现的基调，把意象造型作为书法形象的主要特征，而将欣赏者的目光、思绪引入笔墨营构的艺术的大山之中的。我们以前所言线条、点画、笔法、墨法，都是为意象服务的，我们稍后所谈到的抒情、书教也是由此而产生的。所以，意象是黄绮先生书法艺术的结晶，也最大限度地包容了黄绮先生的睿智、情怀和修养。草书“雪峰”，纵笔直下，大气磅礴，就是直取自然界中雪峰的雄伟、高大、空旷、苍茫之气入书，通过运笔的缓疾，墨色的燥湿，结构的疏密，传递给欣赏者刺激并产生联想。行书“微雨燕双飞”，泼铸交融，书家于墨色浓淡、滋润间营造出一丝凄婉，一缕清凉，好似淡淡的喜悦里渗透了淡淡的忧伤，也令每一个驻足于前的人的思绪受到润泽。长卷行书《琵琶行》则恰如一曲哀怨的歌，那散发着汉魏气息的“三间书”，似一个个跃动的音符，让人紧随着低缓、忧伤的旋律去感伤、叹息，留下深深的思索……
    抒情。书法是一门反映生命的艺术。书法的最高境界展示的是人的情绪、思想和精神境界，而不仅仅是笔墨技法的优劣。黄绮先生数十年艺术探索的道路同时也是品德、人格修炼的过程。当先生的书艺已臻妙境、人书俱老之时，也必是先生修养自高、灵魂必美之际。而这些终将在笔墨间流淌出来。于是我们得以透过笔墨感受到充盈在字里行间的书家情感与胸怀，以及对祖国、对社会、对自然、对人生、对艺术的一片赤子之心。“拔山并起，呼鹰伴飞”一联系先生梦中所得。1996年春，我拜访黄绮先生时，先生曾将此六尺长联展示共赏，谈及创作过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先生曾于梦中拔山而起，醒后遂书“拔山并起”四字条幅，孰料第二日又梦见户鹰结伴，翱翔天宇，先生将此梦境概括为“呼鹰伴飞”，恰与昨日所书合为一联。正文之外，先生长跋记录了作品诞生的原委：梦中奇行壮举如此，盖耄耋之年，豪情未减。放笔书之，满纸活力，不知观者有无惊异？一千九百九十六年春，黄绮于石门笔帘留香处。昨日已书拔山并起一条，今夜梦振臂呼鹰，结伴翱翔，于是压缩成四字呼鹰伴飞，正与拔山并起为联。农历丙子三月初一阴转晴，书兴正浓，字体格调尚能统一。九一又记。“黄绮先生正是借助笔墨,通过自身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抒发了满腔豪情,也表达了积极进取、豁达乐观的人生境界。行书“馨野”，轻松的笔调，简洁明快的形式语言，把对丰收的喜悦之情融于字里行间，当我们为作品的情绪感染时，也为书家对土地、对人民的挚爱感动了。黄绮先生书作之中包容的情感的复杂性、人生的曲折性也是令人惊叹的。试看隶书“烛影摇红”的委婉、清幽，草书“逸气”的高迈、豪放，篆书“和风”的大度、雍容，不同的线条、笔法，巧妙的艺术安排折射出书家缤纷的精神世界，有驰骋的思想，正义的呼号，也有命运的无奈，无言的感伤。此外，黄绮先生作书，多题长跋，补其言之未尽者，这更为欣赏者深刻感受书作中的思想、情趣提供了参照，这无疑大大深化了作品的抒情性、艺术性，也进一步鲜明了黄绮先生的书法语言和格式。
    书教。中国是书法的国度。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书法就已成为一种艺术化的人生修养方式，即“书为心画”。黄绮先生作为新时代的书法家，显然不仅满足于此。黄绮先生在通过书法进行品格修炼的同时，将“书教”作用于社会和人民，让更多的欣赏者可以借助艺术这面镜子来反观现实社会和自己的灵魂。从这一意义上讲，黄绮先生是用自己的笔墨、才情、人格、修养共同构筑了一座审美的精神家园。
    “我提出的‘书教’，不是一般的书法教学，而是说好的书法作品本身对欣赏者能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颜字法度从容，气量宽宏，厚重端庄，风神奕奕，历代书评家多说他忠义之气，溢于笔间。颜字给予我们的教育确实是这样，我们通过颜字的书教，可以懂得今天应该怎样为人。”（摘自《黄绮书法论文选》）黄绮先生“宏伟端庄、高昂振奋、明快刚劲、潇洒风流”的书风正是当今人物形象、精神、品德、理想的真实写照。这是黄绮先生奉献给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黄绮书法艺术的丰富内涵。
    黄绮先生曾书隶书长联“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题跋曰：“书老杜诗句以鼓舞全国人民，振奋精神，贡献才智，或能起书教作用。一千九百八十九年新春，石门笔帘留香处，大案铺纸，行笔倍觉舒畅。曾提出篆以端容、隶以谨行、行以丰姿、草以畅志，从书法中学为人之道。此作属隶又欲塑潇洒飘逸意象，未知能达否？人道似孔庙。我有自家风。九一。”由此可见，黄绮先生正是通过创作内容，结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书法语言展示传递书教作用的。欣赏黄绮先生的作品，时而振作，时而沉着，时而谨严，时而飘逸。宋陆游评价林和靖的字：“予见之，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其中不免夸张之词。而品味黄绮先生的书作，“角力杰出，清朗显赫”，足以令人精神振奋、头脑清醒，确是不虚之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相对于抒情、书教而言，造型、意象，则为其“根”，其“膏”，而就黄绮先生书法艺术整体而言，则是深厚的书法功力，正确的理论基础，渊博的学识以及高洁的人品。
    黄绮先生五岁学书，由唐入手，上溯魏晋、商周，下涉宋元明清，广取博收，去芜存精，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他的笔下有太多古代书家的影子，然而经过黄绮先生的消化吸收却又自成面目。究其因，也许正如先生词中所说：“顿知有清知变，大胆叛前贤。篆隶楷行简，融我笔毫间。”黄绮先生精通书法理论，美学理论。《黄绮书法论文选》一书集中了先生从执笔到结构、意象、欣赏、书德以及书法的历史走向等全面系统的书学主张，其中不乏独到而精深的见解。在此基础上，黄绮先生以自己的实践解答了书法怎样“创”又如何“创新”的问题，为中国书法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书学思想、书法艺术以及为之所做的求索与实践，必将成为书法复兴时代的宝贵财富。书家之外，黄绮先生又是一位学者、诗人。先生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留校工作，任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1942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古文字专业。曾先后在中法大学、安徽大学、津沽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任教五十余年。其间，出版了文字学专著《部首讲解》、《解语》、《说文解字三索》，诗词集《归国谣·无弦曲合集》等。此外，先生对篆刻、绘画也用功颇多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文字学根基加之文学、绘画、篆刻等民族传统艺术的滋养，无疑成为黄绮书艺成长的源头活水。所以，当我们陶醉于黄绮先生或宁静、或奇逸、或雄浑的书法世界时，同时也会真实地感受到词家的身影和诗人的情怀。其实，早在书家的黄绮之先，是有着一位诗人、学者的黄绮的。黄绮先生正直豁达、淡泊宁静，在自身书艺、人格的修炼外，始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而对某些社会丑行、书坛歪风深恶痛绝、坚决抵制。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书家气节、诗人情怀，从《归国谣》和书作中多有反映。1998年，黄绮先生把多年创作、收藏的书画精品四百余件捐献给国家，由河北省博物馆收藏，再一次表达了一位老艺术家无私、高尚的品格。
    行走在黄绮先生的笔墨中，我获得的不仅仅是艺术的享受，更是一种人格魅力的感染，一种人生的启迪；徜徉在黄绮先生的艺术世界里，我品味而出的也不仅仅是线条、造型、意象和风神，而是中华民族永久不朽的民风和永远不屈的国魂！


[ 本帖最后由 文韬 于 2011-12-29 20:45 编辑 ]

文韬

　　熊任望（1925.9—2010.12） 原名人望，江苏靖江人。当代著名书法家、诗人、楚辞研究专家。195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先后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河北文化学院、河北戏剧学校、河北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屈原学会理事、河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保定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当代书法家精品集·熊任望卷》《熊任望书法集》《临兰亭序长卷》《楚辞探综》《屈原辞译注》《离骚讲义手稿》《知养斋诗草》等。


[ 本帖最后由 文韬 于 2011-12-29 11:52 编辑 ]

文韬

　　　　　　　序
　　　　　　　　　　　　　　　　　　　　　　　　　　　　　　张胜发

　　一年前，八十六岁高龄的熊任望先生离开了我们。
　　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世俗所称道的“长寿”，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微不足道，似沧海之一粟。而老子所谓“死而不亡者寿”，是对人生的深层次的理解和阐述，之所以“死而不亡”，缘于“人”的思想精神和价值意义能彪炳千古。熊任望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在人格精神、学术思想、艺术成就等方面能够照耀我们的“人”。在其逝世后的一年里，学术界、艺术界的朋友们常常怀念他，他率直刚正、儒雅朴实的形象，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
　　熊先生倾其一生致力于学术和书法研究，终使他成为当代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和书法大师，然两者的成就终缘于先生人格的高尚和精神的豪迈。这从熊先生的斋号可见一斑。熊任望先生的“知养斋”，他解释说典出孟子“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也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序里“亦安知所养何哉”的天地之正气。这股正气，就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核心。说到文人士大夫之气，亦与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诚如先生所言：“我学习书法，开始的时候是受家庭影响。高祖宜斋公是李兆洛先生入室弟子，善书。曾祖、祖父亦皆能书，父并擅诗。家藏高、曾祖及其师友墨迹甚多，古碑帖亦不少。李兆洛、吴云等名家对联，常年挂在堂屋。我有幸从一出世就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当代书法家精品集•熊任望卷》自序）不仅书法如此，熊先生的人格以及学问均受到家学的濡染，形成了谦逊平易、不卑不亢的道德风范。他对待朋友热情诚恳，对待学生则给以循循善诱的教导。作为全国知名的书法大家，熊先生则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在当今书画界市场化严重，有沦为名利场之虞的情形下，熊先生却从未追名逐利，而是以一种孤傲的姿态站立在书法的顶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当今的书法名家中，熊先生是真正值得尊重的书家之一。
　　熊先生的书法，诸体皆擅，而以草书成就为最高。在草书方面，他对孙过庭《书谱》、张旭和怀素的草书情有独钟，反复临摹，无间寒暑。他深谙《书谱》所谓草书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的真谛，使其草书充沛着酣畅婉转之势。尔后，熊先生又把柳公权刚硬整饬的方笔、李北海险峻奇崛的体势以及魏碑线质的厚重生拙恰如其分地杂糅其间，使奔放的草书多了许多的凝重，使舞动的线条增加了几多的力度，其奔放处使人激动，其凝重处让人流连，所谓端庄杂流利、刚健含婀娜，沉着兼痛快、痛快复沉着。到了晚年，熊先生的书艺真正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熊先生这种将诸多精华同炉共铸的创作方法以及昂扬飞动、豪迈激越的独特风格，令当下追名逐利不择手段之辈汗颜。熊先生不仅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他还通过多年的治学心得，体悟出许多具有实践意义的真知灼见，并且身体力行，一以贯之。比如，诗书合一才是一等学问，书法两难：养气和自然等等。总之，在当今学术界、艺术界弥漫着浮躁空虚的气氛之中，熊先生的精神值得我们反思。
　　作为集学者、诗人和书家多重身份的熊先生，无论是其人品还是学艺，可圈点之处实在太多，而我尤其推崇他的“学艺双馨”，目的是为了呼唤学界书坛涌现出更多的像熊先生这样能够照耀后学的“人”！
　　值此熊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作为朋友，写下以上文字，以示缅怀。

[ 本帖最后由 文韬 于 2011-12-30 13:34 编辑 ]

文韬

焉能棠棣再相依

——我对长兄熊任望的点滴回忆

　　　　　　

　　　　           　　　　　　　　　　　　　　熊百之

儿时关于大哥的记忆实在模糊。大哥比我大18岁，又早早外出求学，几乎就没有与我在一起生活过。只记得一年暑假，大哥从南京返里，到了靖江县城天已擦黑，再没有车辆可乘，他便一人走了40里夜路，约半夜时分才到家中。父母十分意外，惊喜中将我也唤了起来。我还在迷糊之中，只记得他送了我一支花杆钢笔。还有一次，他探亲回来，在院中唱起了京剧（由近房堂哥为之伴奏），此时的我，也不知他唱的是什么剧目。后来得知，他在大学毕业演出时，竟彩唱过一出《苏三起解》，他扮演的是苏三！
我习字很迟，是在20岁之后。不像大哥从小就有模有样地书写。一开始我对书法好坏不懂，总不得要领。大哥远在北方，不能当面辅导我，在扬州一时没有找到好的书法老师。总算通过熟人认识了大明寺的一书画和尚，便登门求教。我将此事信告大哥，大哥狠狠地批评我说：“一个共青团员怎可拜和尚为师，这太不象话！”他不提“共青团员”这碴倒也罢了，提起来我还真有一肚子怨气：文革前便已风行“唯成份论”，我为了入团，高中三年，大专三年，报告打过不知多少，就因为父亲是右派、大哥是托派，被一直拖着，组织上硬是不批。我心有不甘，积极表现，终于在大专毕业前夕入了团。他现在倒好，反过头来教训我，要我与和尚划清界限！不久文革骤起，僧人全被赶出寺庙，我便与这“老师”自然地断了联系。当年社会乃至个人的极“左”倾向，现在看来，竟成了政治笑话。大哥颇为自责：“我不该在上学时糊里糊涂地加入托派。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你们，影响了弟妹及子女们的前途啊。”
我对大哥有怨气，过后也就算了，再说那也是社会造成的，在书法上还愿多向大哥讨教。有一段时间，我酷喜刘石庵行书，便将临作寄给大哥看。他又是一顿批评：“你字本来就写得拘谨，怎能再学刘石庵？”“你走秀逸一路，完全可以继承家学。”当时的我，真有些接受不了，后来想想，是有一定道理。
我对于诗词、古文的喜爱，不亚于书法，还试着写格律诗。从时间上讲，我还早于大哥写诗呢。大哥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我也没有多理会。因为我几乎不涉及政治，多作风景诗，写写也无妨。想不到大哥后来自己写起来，从国家大事，到对歪风邪气的针砭一一入诗，无所顾忌。当然社会的评判标准与宽容性已与之前大不相同，但他的犀利笔锋是我任何时候也不具备的。有时他也为我改诗：一首《题风雨独钓图》：“白苇临风乱，红枫经雨湿。斜竿一蓑烟，独钓秋江色。”他将末句的“独钓”改为“钓尽”，意思更进一层，便增色不少。
其实在诗书方面，我的灵性远远不及大哥。我的作品，在大哥眼中永远是稚嫩的、欠缺的、不完美的，他的来信，总是厚厚的一沓，大段大段的批评、改错、指出路。
我们的联系方式仅以通信为主。我偶而去北方出差，也拢过保定几次，时间极短。第一次较长时间的接触，已在1996年之后。这年冬季，我大嫂突然去世，对大哥的打击实在太大。几个月下来，他总是走不出阴影。在家几乎整天不说一句话，晚上便将自己关在房内，对着大嫂的照片发呆。我们从侄儿处得知这一情况，便赶至保定，陪了他一个多月。慢慢地开导，慢慢地转移他的注意力，总算使他从阴影中摆脱了出来。看到他渐渐地恢复了原来模样，我们才放心地离开。他后来在我们面前又多次提及：“你大嫂不单单是‘贤惠’二字可以概括的。她对熊家尽心尽力，跟着我吃了一辈子的苦。刚刚可以享清福了，却突然离去，我对她有着永久的愧疚……”他一直将大嫂的骨灰保留在身边，并立下遗嘱，与自己骨灰一起洒至故乡的江河之中。
几年之后，大哥为我在保定莲池书院操办了个人书展，那次我们待在北方的时间最长。兄弟俩共同欣赏优秀碑帖，一起探讨诗书艺术，有时争论不休，有时又开怀大笑。晚上在校园散步，总有聊不完的话题，那是一段最开心的日子……
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去年七月。86岁高龄的大哥已是癌症晚期，并开始疼痛缠身。他拖着病躯，与我一起着手编辑《靖江熊氏书法传承录》。熊氏祖辈手泽及师友作品的整理工作量很大，我怕他吃不消，说慢慢来吧。他正色道：“不能拖，一定要抓紧。”兄弟二人便夜以继日地挑选、整理、定稿，直至找人裱托、拍照、电脑修版，我一人能做的事尽量不让大哥插手，即使这样，他身体还是受不了。晚上躺下来，胸口那个疼啊，疼得久久难以入眠。后来我将此书的文字部分编排好，让必鳌君去安排出版事宜，大哥总算在病榻上见到满意的样书。今年年初，我又回家乡捐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熊氏六代人的诗书传承被称之为“靖江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这当是对大哥抱病出书的最好安慰吧。
《传承录》定稿后，我与大哥一起回到南方。大哥再不是以往一向要强的大哥，你太累、太累了！忘不了出站时你蹒跚的步履与佝偻的身影；忘不了后来我们去北方探病，返里前你在病榻上调侃的话语与挽留的眼神；更忘不了几百人告别仪式上一拨拨或鞠躬或跪拜的感人场景。大哥，我再也听不到你磁性的声音与殷殷的话语，再也得不到你对我诗书上的帮助抑或是最严厉的批评！让我再看看你、看看你，那怕是多看一眼也好！忽然，我被人架起拖走，我泪眼婆娑，唯有一声撕心裂肺地大喊：“我的大哥哎——”
大哥真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毕生为之付出的楚辞教学与研究，离开了十分钟爱的诗书创作，离开了时时牵挂的亲人、朋友！不过大哥你放心，你的学术专著与书法集、诗集一定会高质量地尽快出版，你给社会留下的一笔可观的文化遗产，我们一定会十分珍惜、好好传承。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我竟然发现大哥是多种“矛盾统一体”，身不满五尺而心雄万夫；身经坎坷仍桀骜不驯；表面儒雅却内心刚烈；学术严谨而草书狂放；大事果敢而小事精细；对子女近乎苛刻与对外人十分宽厚……所有这些，有的是社会所造成的性格扭曲，有的则是内在素质的自然流露。在他的身上，不知还有多少迥异于人的闪光点……
　　“靖邑西来庵小子，高抬泥腿走天涯。”（大哥自作诗《家》中句）从靖江西来小镇走出的大哥，不怕被人鄙视，反而“志欲拿云”，“高抬泥腿”，闯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在书法上的高度，会有一个历史的定位吧。

                 　　　　　　　　                                        辛卯端阳日于樨影山房南窗

文韬

《永远的怀念——熊任望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父　亲

熊　陵

父亲熊任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随着整理他遗物的逐步深入，使我感慨万千。儿时的一些模糊记忆也逐渐清晰起来，渐渐地渐渐地进入了他的精神世界……
因为工作忙，我和父亲平时沟通不多。小时候，父亲在我们心里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敬畏”。我们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玩笑和幽默，无形的条款却是不少，什么“在校要尊敬师长”、“不许骂街，不许和同学吵架、打架（就算是他人主动挑衅的也不行）”、“不准占别人便宜”、“不准说谎”、“吃饭不许掉米粒儿、不准吧唧嘴”、“不准上房、爬树（主要是当时没有那么多钱买衣服）”、“不准……”等等，若有违犯，将会得到相应的惩罚。我们在他面前从不敢说一个“不”字。一次，父母带我们上街，路过新北桥（当时是一个小木桥），看到桥上有一块钱，我们就捡起来交到母亲那里，父亲正色道：“从哪儿捡的还丢到哪儿去！”母亲说，又不是偷的，放回去，一阵风就刮到河里了。父亲更加严厉地说，捡的也不行，放回去！我们只好乖乖地照办。现在看来，管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只是当时那种方式方法及严厉的惩罚，无形中给我们养成了一种性格，那就是处事小心谨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及一些物品凭本、票供应，国家处于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阶段。当时我们还小，母亲没有工作，家中只有父亲一人挣钱养活一家六口人。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而且细粮只占30%（这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深深地体会得到的）。父亲一直坚持和家人同桌吃饭，从不搞特殊，偶尔有什么饭烧得糊了点，他都抢着吃了。他说，我爱吃糊的，可以养胃。其实他哪是爱吃呀，只是不想浪费罢了。母亲曾多次提出给他单独做饭，让他吃好点、吃饱点，他都拒绝了。他说，你持家也不容易，孩子们都在长身体，我也没有什么可特殊的，就一块儿吃吧。我们当时就很感动，因为我所认识的同学、邻居里就有一些家长是分桌吃饭的。
记得那个年代，有工作的人是可以公费医疗的，我们家除了父亲外没有人享有这个特权。可他却一丁点儿也没有把这一特权给我们使用过。我们生了同样的病（如感冒），他拿的药就放在家里，可是任何人都别想“沾点光”，他的药他自己吃，其他人有病上医院花自家的钱，拿同样的药，也得分开来，各服各的。我们当时真是很不理解：谁还查你哪个药是你吃的，哪个药是别人吃的！事隔几十年，想来真成一个笑谈，但这也是他人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用身教告诉我们：公家的东西，哪怕小到一片药、一张纸都不许有什么贪念。
父亲生活很节俭，工作之余除了写字，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了。生活艰苦的时期尤为突显。记得当年家里不管谁的塑料凉鞋坏了，都是他来修，用一把小刀子，放到炉火上烧红，将断了的地方烫化，粘在一起，然后把表面处理的光光滑滑的，技术还蛮高呢。
可是他为人却是豪爽大方，在不富裕的生活条件下,仍然坚持资助了个别特困学生，还经常邀请同事、好友到家中做客。父亲平时是不做饭的，来客人他便亲自下厨，尤其炒得一手好菜。说来奇怪，就跟无师自通似的，朋友们都称赞“熊老师炒的菜味儿真好”。我们自然也跟着沾光了。
记得有一年，父亲的书法老师郑诵先先生病了，他背着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百多块钱拿去看望先生。当时一百多块是什么概念，是家中的全部积蓄，母亲得知后，也没有过分责怪他。说到这里不能不谈谈母亲，我的母亲，可以说是具备了中国妇女的典型特征：勤劳、善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她从不与任何人争高下。在我姥姥家，她排行老小，上面有四个哥哥，又是唯一的一个女孩，你想她在家中会受到怎样的宠爱。可嫁到父亲家，因为我父亲是老大，当时我爷爷家还没有分家，她就是大儿媳、长嫂，那什么活儿不得干在前面，吃在后面呀，可她从无怨言，都默默地承受了。到北方后，一家过日子了，她是处处精打细算，还时常弄一些刺绣的零活儿回来，挣些钱以贴补家用，她的绣工是很不错的哟。如果说父亲在学术和艺术上获得了些许成就的话，这是与母亲的支持和默默奉献密不可分的。套一个现代的词，母亲是真正的一位“贤内助”。
父亲在工作上向来是精益求精。无论是备课写讲义，还是其他工作，都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小时候我有时半夜醒来，总看到父亲还在埋头疾书。即便是讲了一遍又一遍的稿，还得要不断地完善。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他说：“作为一名教师，讲课时不能光念课文、念讲义，而是要把讲义背得，才能融会贯通，才能表达生动、引人入胜。”
他写讲义，每个论点，都要求“站得住脚”，甚至某个关键字、词，引经据典，必有出处。他说，咱们讲课就和演员表演一样，也得做到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马虎不得。又说：“学生们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很不容易，咱们可不能误人子弟呀。”由于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得到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广泛认可。这一点也是我非常敬佩他的地方。
作为业余爱好，父亲在书法艺术上同样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他之所以在后来能取得成就，是与他平时刻苦练习、辛勤笔耕分不开的。用他的话说，他在书法艺术上天资并不是很聪慧，那就只能用勤奋来弥补了，勤能补拙嘛。我不好妄评他的天资是否“聪慧”，但他的勤奋是我所能深切感受到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这句话本是形容军人训练的，我看用在他身上也不为过。我们家原来住在报社大楼，那是一个“筒子楼”，冬冷夏热。炎热的夏天，我们吃过晚饭都到楼下乘凉去了，父亲还坚持在室内练习书法。他赤着膊，肩上搭块湿毛巾，毛巾热了用凉水泡一下，拧得半干再搭上，如此这般天天不断，他的毅力和勤奋是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
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高兴地对母亲说，今天从古旧书店买到一本李北海的字帖。我们并不以为然，他却如获至宝，每天对着这本帖不是看就是临。他对书法的痴迷，也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
这样的日子虽苦但还算平和，随着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原有的平静。不久父亲也同其他“臭老九”一起，被关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再加上他还有所谓的“历史”问题，那更是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后来“政策”有所松动，他便坚持练习书法，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就用树棍儿在地上画。其间有幸结识了作家梁斌先生、画家田辛甫先生等人，有时就关起门来一起写字作画。重获自由后，父亲打趣地说，每天劳动之余，能写写字，还认识了那么多朋友，真不错，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我也就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走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去兵团需体检、政审，和当兵的一样，兵团派了专人到父亲所在的干校进行调查，结果竟通过了（当时还真有个别人政审不能通过）。出发的日期已定，临去内蒙之前我专程去干校看望他，领导特批允许见面。当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父子俩在土路上默默地走着，好长时间没说一句话，后来还是父亲先开口，问我什么时候出发？家中都还好吧？我一一做了回答，父亲又说，你这次能去兵团，看起来组织对我的历史问题，还是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的。你去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背什么包袱。此时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丝欣慰，不知是对我能被政审通过的一种释然，还是组织上对他有正确评价的一种解脱，亦或是二者兼有。总之，这次见面话虽不多，但感到一种别样的轻松。
几年后，父亲随着大革命的结束，和其他人一样回到了保定，调到河北大学工作。几年后我也从兵团回来，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在平静中又过了几年，直到1982年9月，父亲被查出患有癌症，一家人犹如“五雷轰顶”，十月住进首都医院，我去陪床。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还从家里带去许多书，边治疗边备课，我说，你都住院了，还备什么课呀。我心里话，这是什么病呀，能不能“出院”还不知道呢。可他却说：“国家花这么多钱给我治病，我出院还得好好报答呢，不备课拿什么报答？！”我拗不过，只好随他去了。治疗期间他以豁达开朗的心境（因为他比谁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及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病情一有好转，便积极地投身到工作之中……
后来，每每谈及此事，他便自嘲地说：“我到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说：‘你还有好多工作没干完呢，回去接着干！’，就把我放回来了。”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父亲退休后本该好好休息，哪知道社会活动更多了，根本就闲不住，他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多项捐赠活动，和青年书友一起办书展、笔会等。并倡议“与君相约三千日，文馆争衡一百篇”，用以激励年轻人奋发向上，同时鞭策自己不断攀登高峰。
2010年，85岁的父亲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却仍在努力着，仍在拼搏着。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再出几本书，以留后人。是年年底他在病榻上，还亲自选稿、定稿，甚至一遍遍地校对……
可这次不再是那么幸运了，病情每况愈下，躺在病床上，他若有所思地反复对我说：“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是合格的；作为一个家长，我是不合格的”。短短的话语，我知道这里面承载着什么，它承载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承载着他含而不露的儿女之情。他想说，他如果还有时日，他要补偿些什么。我的眼睛湿润了，哽咽着说，你不要自责了，现在大家不是都很好吗……
父亲走了，可他却给我们留下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文韬

　　　　　　　　　　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
　　　　　　　　　　　　　　　　　　　　　——熊任望先生的书法艺术

　　　　　　　　　　　　　　　　　　　　　　　　　　　　　　　　　　　　　　　　　　　　　　仇必鳌　刘德彪

　　当今书坛，集学者、诗人、书家于一身，耐得住寂寞，不为名利所动，沉酣于笔墨，年既老而不衰的书家已经寥若晨星。七十九岁高龄的熊任望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先生原名人望，祖籍江西南昌，八世祖迁居江苏靖江。高祖是清代著名学者李兆洛的入室弟子。书法宗颜，行书从《争座位》出。曾祖、祖父亦善书，父并善诗。家藏古籍书画，富甲一方。先生自幼即受文艺的熏陶，除祖辈手迹外，李兆洛、吴云、曾国荃、赵烈文等名家的法书风采，早已深深地印在先生的脑海。先生四岁学书，由其父亲授。上中学时，师从当地书家盛逸白、朱立先生。青年时，就读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在丁廷洧老师家饱览自汉至隋碑拓一百六十余种，又得亲炙胡小石老师风范，从此眼界开阔，志向高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师事郑诵先、王传恭两位先生。广泛学习名碑名帖，特别是注重从古人墨迹中领会笔法，做到博涉多优，受到郑诵先先生的鼓励和赞扬，认为“拔帜书坛合有传”。
　　先生大学毕业后，曾执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河北文化学院。现为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博览典籍，学识渊深，一生谨严，不求虚声。其学术和艺术成就极少公诸于世，直到晚年才出版专著《楚辞探综》和《屈原辞译注》，以及书法作品《临兰亭长卷》和《当代书法家精品集·熊任望卷》，受到世人的瞩目。
　　在书法创作上，先生强调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不继承何以创新，不创新何必继承。”先生主张学书早期，老老实实地做古代书家的奴隶；后期则必须堂堂正正地做主人。他在继承的道路上，几十年风雨兼程，一步一个脚印。最近还计划系统研习碑帖经典，以期对传统有更清醒的认识。先生根据自身的教训，曾发出“朱颜奋笔充豪主，皓首穷碑作小奴”的慨叹，并以此告诫初学者。先生主张碑帖兼容，崇拜古人但不迷信古人。他用多年练就的一双慧眼，对古人的东西去芜存精，做到“学古毋为假佐，标新贵有真知。”（先生语）因为先生有正确的书法理论作指导，所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以碑入帖和以魏入草的迥异于他人的独特风格。
　　先生善作榜书，气势如山。作品丈二条幅“天行健”，力能扛鼎。收录在作品集中的八尺楷书对联“鼓腹饮河成鼹鼠，息心期海戒鸾凰”既有唐人的法度，又有南北朝的风骨。
　　先生书法，成就最高的的还属草书。初从孙过庭《书谱》入，得规矩；继攻张旭、怀素，复得连绵宛转之势。后又糅进魏碑的方笔，宛转中增添了方峻的笔意。一般草书，以圆取胜，和魏碑的方笔，属于两个范畴，审美的趣味不同，所表现的艺术气质也不同。方笔给人以方严峻拔，雄强伟岸的感觉，更显出阳刚之美。把对立强烈、距离遥远的方和圆两种笔法在草书中加以结合，表现了先生的胆识。跌宕的节奏，鲜明的韵律是先生草书的又一显著特点。好的节奏、韵律能营造“山回水转”引人入胜的幽美境界，使作品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再加上力透纸背的笔力，给人以扎实沉厚、神情郁勃的美感。收入其书法集中的李白《将进酒》长卷，自作长诗《梦游大海》十条屏，以及《诗书畅想曲》长卷，都是先生这种审美价值取向的发挥和演绎。
　　除楷、行、草外，先生偶涉篆隶，随兴所至，也颇能得自然之趣。
　　看先生的书法，善鉴者自会发现与其学养密切相关。先生是先秦文学研究生导师、楚辞专家。学术成就见于其楚辞研究专著，颇多自出机杼之处。先生还精于旧体诗的创作，律、绝俱佳，尤擅古风。他的书法多表现为“我书我诗，诗书相契”。在内容上，既有情意深沉一路，又有纵横万里一路，先生的诗书创作思想，包括诗书境界、作者修养、诗书价值诸方面，在其《诗书畅想曲》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诗书本无法。从心所欲即玑珠。兴来如临洛水，惊鸿游龙宓氏姝。兴去烟消云散，见狂且不见子都。乌鸦凤凰同是鸟，何必问高飞低翔入霄无。
墨翟爱我为摩顶，袖手旁观有杨朱。千幅写罢骑牛云游去，收拾残局温良恭敬一腐儒。五岳归来知全性，忽觉天生德与吾。雕虫小道也，经国大业乎？
　　这篇古风激情飞扬、辞采华美、铺陈有序，集中体现了先生对诗书的认识和不懈的追求。前八句形象地描绘了诗书的最高境界和创作过程。其最高境界就是从“有法”到“无法”，自然天成。诗人、书家即兴挥毫，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迷人形态跃然纸上。作罢回首顾盼，却只看到当时如痴如醉的癫狂之态，而子都之美，宓妃之艳似乎不见了踪影。显然，这是对诗书创作“现象”的一种普遍概括，但也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狂”是熊先生诗书的象征用语。他在《梦游大海》中说：“少年狂发不牵犬，青春担笈下长安。”在《和胡海君》诗中，就直接自称“楚狂人”了。不过先生之“狂”和“子都”之美并不矛盾，此处只不过强调“狂”而已。“乌鸦凤凰同是鸟，何必问高飞低翔入霄无”所追求的是那种“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人籁悉归天籁”的“无法”的至高境界。
　　中间六句，是对诗书作者学术修养的要求。通过对诗书创作前后整个过程的生动描绘，把古代哲学大家墨子、杨子、孔子（嘲笑的仅仅是腐儒）、老子全都请来，师之友之，同游同憩，象征兼容并蓄他们的思想精髓，从而完善“天生德于吾”的“自我”。这样的自我，才能“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最后两句，先生以诗、书具有的社会功能作结。杨雄认为，辞赋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而曹丕《典论·论文》却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至于是“雕虫小技”，还是“经国大业”？不言而喻，诗书的价值因人而异。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作品的造诣，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创作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几十年来，先生通过“上下求索”，其学术和书法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他认为，一种成就的取得，与“做人”分不开。在做人上，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正直谦和，为人师表。对后辈，循循善诱，寄寓亲切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近几年来，慕名拜访、求教的络绎不绝，常常是前者未去，后者踵武。不管来人年龄、地位如何，先生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侃侃而谈，不计时间的长短。
　　在书法教育上，先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有时甚至超过他自己的书法创作。七十高龄时还亲自为儿童书法班上课，认真进行辅导。一名三岁幼儿写了一幅不错的擘窠大字横幅，先生竟装裱收藏，频频向来客展示，比自己创作一幅好作品还要高兴。先生奖掖后学，不遗余力，却不收书法弟子。对向他请教的晚辈，都是以书友看待。他认为，这样有利于转益多师，不致沾染门户陋习，就连他在大学教过的学生也不例外。先生这样做，我们想还有一层意思：把交往感情远近的距离，留给别人去掌握，免受师徒名分的约束。
　　先生创作态度谨严，常让晚辈批评其书作，达不到一定的水平，绝不流向社会。晚辈了解先生的襟怀，都能“知无不言”。先生甘当人梯，甘当艺术“靶子”的大家风范，给晚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五年元旦，先生看了保定市青年书法联展，即兴赋诗一首：“九五将飞龙在天，作书七十正当年。与君相约三千日，文馆争衡一百篇。”青年的点滴进步，他都为之动情。他把自己摆在和晚生同列的位置，以此激励后学。十年之期将届，争衡之举将行，晚生们的心情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原载《中国书法》2004年第四期

文韬

意气凌霄汉
嘘吸气如虹
——熊任望先生的书法艺术

刘宗超

熊任望先生是燕赵大地的书法耆宿，极富独立人格魅力。他是楚辞学家，写得一手好诗，诗书合一，不同流俗。其诗脱胎于屈骚传统，慷慨恢宏，恣肆瑰丽，其书雄强奔突，姿态奇矫。先生擅以碑学笔法写草书，奇崛激荡，自出机杼，其“碑体草书”在当代草书艺术创作中矫矫不群。他又是一位颇多理性意识的学者，在楚辞研究和书法研究领域颇多创见。他所提出的“形意书”创作观念和“神龙本《兰亭》的底本不是真迹”的论断，极具独特创建。在至今八十年的笔墨生涯中，他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创作和学术观念，影响培育了一批艺术人才，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

（一）艺术历程

熊任望先生1925年出生于江苏靖江一个书香世家。其高祖宜斋公是清著名舆地学者、文学家李兆洛的入室弟子，其曾祖、祖父皆擅长书法，其父并擅吟诗答对。熊家藏碑帖法书甚富，厅堂长年悬挂着名家作品，少年熊任望便生活在这充满浓厚书法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里。先生四岁开始随其父学诗书，稍长，大字临柳、赵，小字临《星录小楷》、《黄庭经》。8岁上二年级时，校长命书“授我以方”四个大字，遒厚的笔墨博得在场众多观者的赞赏。16岁时，从中学校长盛逸白学习《郑文公》，后从本县书家朱立学习汉隶《张迁》、《鲁峻》以及行书《集王圣教》，稍后自学《张玄》、《二爨》。21岁入金陵大学，得知当时著名学者书家胡小石先生任教于中央大学，遂前往拜谒，被其碑学书风及其书斋所悬挂的《始平公造像记》拓片所感染。此时，熊任望先生受时代碑学氛围影响，沉迷于《广艺舟双楫》，按康氏所示路径，从《龙门》入手，沿《张猛龙》循序渐进。当时中文系教师丁廷洧藏汉魏碑拓150余种，熊任望先生得以借观，朝夕观摩，逐一细研，眼界自此大开。1952年院系调整后，熊任望入南京大学，得以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弟子，于楚辞研究和书法上有了长足进展。但先生认为书法上并未得到胡的真传，或许是出于自谦。
师从郑诵先、王传恭两位先生是熊任望书法历程的重要契机。
熊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音乐学院、河北文化学院、河北戏剧学校任教。在执教河北文化学院时，兼授书法。此时，熊任望有幸师事北京书法研究社的郑诵先、王传恭先生。自此书艺大进，其风格渐趋形成。郑诵先对熊任望的为人为艺大为激赏，曾为熊任望作七律一首相赠：“弟子先生孰是贤，昌黎《师说》信其然。华而不实人之患，富而多闻尔所便。问字远从千里外，相逢近在两年前。感君意气凌霄汉，拔帜书坛合有传。”郑诵先是了解弟子的，熊任望先生性格开张，不拘小节，为人为书深受郑诵先先生嘉许。王传恭先生也曾答诗赞熊任望先生曰：“尺翰飞来喜欲狂，期年功力见精良。心摹手追仿唐宋，留待书坛发异光。” 无论是郑诵先先生“感君意气凌霄汉，拔帜书坛合有传”的称赞，还是王传恭先生“留待书坛发异光”奖掖，都对熊任望先生的独特风格大加首肯。而熊任望先生对两位恩师也是终生念念不忘。在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联句时，熊先生长跋曰：“辛丑重九，诵先先生曾书此联，发表于同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书法篆刻专页。原件不知收藏何处，未得一睹真迹。癸卯夏，应弟子之请，重书一幅赐赠。三十年间，时时瞻仰，如亲謦欬。今试仿先生笔意书写，藉表追慕之情。”而对王传恭先生，熊任望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奉和王传恭先生的诗中写到：“少小摹碑志颇狂，十年求索愧无良。一从京国承师训，艺海扬舲见曙光。”在经两位恩师评阅的字课上，留下了值得珍惜的朱批和墨批，两位先生多次惠函、赐字、赠诗，对熊任望勖勉有加。可见，两位恩师的确是影响熊任望先生书法历程的重要因素。
至文革，熊任望先生失去了与两位恩师的联系，进“干校”锻炼时，随身携带孙过庭《书谱》与怀素《自叙》，沉迷于草书之中，后一直以草书创作为主。1973年，熊先生调河北大学工作。教学研究的同时，他开始系统地研习历代优秀法帖。颜、柳、褚三家楷书，二王行草书，张旭草书，《石门颂》、汉简等隶书，《石鼓文》、《天发神谶》等篆书，是其集中研读的对象，后又学章草，并时时观赏《墨迹大成》中名家墨迹。临写体味，下了一番硬功夫。20世纪80年代以后，熊先生更加沉迷于草书创作，加之他一直未在书法专业机构里任职，置身是非之外，专心创作，诗书共进，最终形成了他那沉雄恣肆、昂扬激越的碑体草书。

（二）书法创作

熊任望先生“篆隶楷行草”诸体皆攻，却均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面貌，沉雄老辣，恣肆开张，绝不媚俗，故能不同流俗。
草书是熊任望先生最为用心也最具代表性的书体。熊任望先生以碑学笔法写草书，体势自出机杼，书风恣肆奇崛、感情激荡，个性极为鲜明。把他的草书放诸古代和当代草书艺术之中，均能显出矫矫不群的艺术特色。熊任望先生的草书大气浑然，来自深厚书法传统，字里行间虽然能感觉到传统的气息，却又让人辨不出具体出自何家体势，一派典型的熊氏风格。其草书独特不群处在于，一反“草贵流而畅”的古训，颇多方折峻利的转折之法，其草书作品以奔突奇崛之姿营造出了浑厚开张之气。笔法沉郁顿挫，笔笔到位，力能扛鼎。
熊任望先生以诗人情怀作书，故能体势奇矫，磊落不群。他说：“我读诗喜欢屈原、李白，作书也就偏爱草体。我的草书，以真和行为基础，主要来源于柳公权的用笔，朱义章的劲健，李北海的体势。”但其体式又脱尽言筌，神融无迹。对此，他有清醒认识：“我临摹碑帖，不能直接运用是一大毛病；但能将所学种种储于脑中，逐渐融合。”其实，这正是熊任望先生的高明之处，并非“毛病”。通过读帖和临习，先生领会重在神髓，而非外在形态的毕肖。其实，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正在于通过继承传统实现对传统的超越，而非简单的继承本身。
熊任望先生的楷书有不同的体势，早期以《龙门》体势为主，结字开张，笔法沉实，抑扬顿挫。晚期具有自家独特面貌，有唐楷的字理、魏碑的气度和行草的韵致，不同凡响。他早年在唐楷上下的硬功夫已经积淀为一种书写的潜意识，挥洒之中，得其理而舍其态，自能风格独具。
熊任望先生的行书得魏碑体势和兰亭序的风范，自然洒落，而又含蓄蕴藉。对《龙门》和兰亭序，他是下过大力气学习汲取的。其所临《兰亭序》长卷，深得启功先生嘉许，启先生曾跋尾曰：“任望教授执教之暇唯耽八法，寝馈于稧帖，无间寒暑，此卷信笔所临，展大真本，玉枕之后独开生面，自识云反奴为主，盖深造有得之言，非预期亦非豪语，获观题尾以志眼福，启功。”熊任望先生的行书正是有了学习《兰亭序》的苦功夫才更加耐人寻味。
熊任望先生的篆书，得《天发神谶》的拙朴和《石鼓文》的婉转，体势险绝，笔法老辣异常。其隶书多取法汉简及汉礼器碑，体势开张，笔法跳跃，使静态的体势多了一层跳荡与激情。另外，或许受到了其师郑诵先先生的影响，熊任望先生还在章草上多有涉猎，体势较之他的大草书多了一层沉厚，写得厚重方阔，时有出锋捺笔，神采顿生。
透过不同书体，熊任望先生的书法有一以贯之的风格。那就是气势雄强，节奏跌宕，笔法恣肆奔突，笔锋变幻莫测，一派烂漫生动的大家气象。

（三）艺术思想

熊先生曾自撰一联“学古毋为假佐，标新贵有真知”以自励。他认为学古不泥只是标新的初步，要真正获得真知，必须具备高尚的情操、广博的学识，深厚的书法理论基础，以及丰富的书写经验，离开这些，不可能创作出前无古人的“新”。他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
熊任望先生的书法，是书家之书、诗人之书、学者之书，也是思想者之书。其风格的形成渗透着一种理性意识，这就是他在自己书法集自序中所倡导的“形意书”创作观念。
“我书我诗，诗书相契”是熊任望先生的主张。结合先生的论述，这并非是只书写自作诗文就能完成的。因为书法虽属于文艺，却与诗歌的创作大有不同。诗歌创作可以展开翅膀任意翱翔，不受时空限制，内容和意境每篇不同，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而书法创作的手段对个人来说，却不是无限的。“要求书法不断随着诗的内容和风格的变化而变化，达到完全契合，非常人所能企及。写诗难，写字更难。”这是熊任望先生对书法艺术创作所做的深入的美学思考，他所追求的是形式与文字内容完全契合的书法艺术创作，而非一般的文字抄写或惯性书写。其实，先生对当代书法诸创作潮流都曾悉心关注并研究过，曾对笔者讲到各派别的得失，准确而深刻，他只是不愿行诸文字而已。这对一位已有大成的老书家来说，做如此深入思考是难能可贵的。其实，熊任望先生的一些优秀草书作品已经成功践行了“形意书”创作观念，这一观念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
先生从不做空头文章，在楚辞学术研究之余，于书法研究方面述而不作，所写书法论文不多，但能有前人未发之论。如关于“形意书”的思考和“神龙本《兰亭》的底本不是真迹”的论断，来自多年书法实践和仔细思考，备受人们关注。
熊任望先生把文艺方面的学问分为两种：一种是创作，一种是研究他人的创作。先生戏称前者为第一等学问，后者为第二等学问。先生不甘仅仅作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而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写诗，并用自己的书法表现出来。先生的诗词或直书胸臆，或感惠徇知，皆气魄宏大，汪洋恣肆，奇丽清新，有一种正大气象。其《梦游大海》、《诗书畅想曲》、《迎二十一世纪》等篇目，读来朗朗上口，气魄不让唐贤。“苍天助我力，嘘吸气如虹”，“大叫三声翰飞舞，辞若涌泉字若风”等诗句真乃惊世骇俗之语。“水帘洞里隔帘望，飞瀑如珠乱打衣。”“偶然园里坐，蚂蚁上身来”等句又有何等的闲情逸致！熊任望先生斋号“知养斋”，他解释说典出孟子“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的诗歌和艺术透露出的正是正大浩然之气。

（四）先生其人

先生为人善良正直、谦和豁达，待人宽厚真挚，一派发自于内的儒雅君子风、遒厚学者气。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中青年书法才俊，先生总是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辅导交流，启后学于迷津。对一些老朋友，常常是彻夜长谈，即使自己年龄步入“80后”，也乐此不疲。作为学者、诗人、书家的熊任望先生，虽然桃李成蹊却从不以大家自居，对求教于自己的弟子贤达，总是平等相待，总说自己从没有书法学生，大家都是朋友。他在上世纪末为恢复保定莲池书院而奔波，首次复坛开讲，并作诗鼓励大家：“名都代有回澜手，未必今人逊古贤。”1995年元旦，他创作了《飞龙在天》一诗：“九五将飞龙在天，作书七十正当年。与君相约三千日，文馆争衡一百篇。” 激励年轻人应该奋发进取。作为大学教授，他一直热心于书法专业教育事业，曾创办过“广养书法学校”，从孩子们做起普及书法教育。较早在河北大学考虑招收书法研究生，并积极编订过教学计划。先生说自己只是一介书生，对于书法教育的构想“虽九死其犹未悔”。
先生倡导独立人格和慷慨正气，他有句曰：“舜，人也；予，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读骚每叹高阳帝，学字常思楚霸王。”“今日华颠昨日青，拿云意气老难平。”“磨剑钟山意气狂，壮游燕国吊昭王。为寻感慨悲歌士，直认琅琊作故乡。”这种睥睨古今，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是他的书风得以独树一帜的精神来源。所以在创作上，他有着极强的个性创作意识，能独开生面，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这种昂扬进取的人生态度，也使他老而弥壮，始终保持了乐观积极的心态，两次与癌魔抗争，都表现出了超人的意志力，人们说，熊先生能创造生命奇迹。
先生染病在床，嘱我为他的作品集写点文字。我自知才疏学浅，不能把先生博大精深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想反映出来，惶恐受命，踌躇再三，写成小文。2010年12月20日上午，我到病床前探望先生时，将该文呈上，先生说，等自己状态好时要细细看。谁知先生看后还未来得及对我细谈此事，竟于12月25日驾鹤西去了！不当不周之处也只有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了。
我坚信，熊任望先生必将是一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价值日益凸显的书法大家！

2010年12月12日初稿
12月19日修改
2011年 1月24日修订
——本文为《熊任望书法集》一书序言

[ 本帖最后由 文韬 于 2011-12-29 10:51 编辑 ]

文韬

拔帜书坛合有传
——熊任望先生其人其书

刘德彪　吴磬军

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近七十年的研习书法历程，使熊任望先生集学者、诗人、书家于一身，在诗、书创作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求，为我国当代书法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先生原名人望，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江苏靖江一个书香世家。高祖是清著名舆地学者、文学家李兆洛的入室弟子。曾祖、祖父皆能书，父并擅诗。家藏碑帖法书甚富，为学习书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先生四岁开始学书，稍长，在小学、中学课程外，读“四书五经”、古文辞。青年时，就读于金陵大学，院系调整后入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音乐学院、河北文化学院、河北戏剧学校任教。现为河北大学中文系兼艺术系教授。五十年代，先生学书得胡小石先生指导。六十年代，师事郑诵先、王传恭先生。一生苦学，碑帖兼容，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获。
关于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先生有两句自励自律的话：“不创新何必继承，不继承何以创新。”他在继承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小楷宗魏晋，大楷学南北朝、唐，行书上溯魏晋，兼能旁通篆隶。为了避免食古不化和哗众取宠，先生提出“学古毋为假佐，标新贵有真知”的主张。他有着极强的主体意识，力求在书法创作中表现“自我”。“舜，人也；予，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这种睥睨古今、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是他的书法得以独树一帜的精神来源。
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的是草书。他对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以及旭、素草书的研习，非一日之功。除此之外，还得力于柳公权的用笔和李北海的体势，先生将诸多精华同炉共铸，形成了昂扬飞动、豪迈激越的独特风格。收入《当代书法家精品集•熊任望卷》中的李白《将进酒》长卷，是他草书的代表作之一。其伟岸如松柏之立高山，浩荡似江河之入大海，情酣意畅，得心应手，观者叹为当世杰构。
先生善擘窠行书，所写牌匾气魄宏大，为时所重。即使临《兰亭》，也突破固定程式，展为五米长卷，迥异于古今任何书家临本。为此，先生曾戏作七绝一首示书友：“真真假假说《兰亭》，反复临摹各自矜。我也效颦书一过，何如请问赵吴兴。”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先生少时在魏碑上下过苦功，所作魏体，受到同道好评，最近则在楷书上另辟蹊径。对联“鼓腹饮河成鼹鼠，息心期海戒鸾凰”，代表了他楷书的新面貌，其中不难看出唐人的法度和南北朝的风韵。先生常说，唐代以后无楷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试着写自己的楷书呢！唐人楷法已登峰造极，没有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功力，要想在楷书上创新无疑是空想。先生拙厚峭拔、雍容大度的楷书，称得上是理性的追求。
书法本于法，但法的极致是“无法”。在诸体兼能，各法皆备之后，有必要突破“法”的藩篱，向“无法”的境界升华。先生在诗中说：“诗书本无法，从心所欲即玑珠。兴来如临洛水，惊鸿游龙宓氏姝。兴去烟消云散，见狂且不见子都。乌鸦凤凰同是鸟，何必问高飞低翔入霄无……”到了“无法”的境界，到了不必问“涂鸦”和“凤舞”孰高孰低的境界，便到了诗书创作的“自由王国”了。近来，先生正从简牍帛书和敦煌遗书中吸取营养，企图跳出书法的第二阶段——造作，向第三阶段——自然迈进。
看熊先生的书法，善鉴者自会发现，其书法造诣与学养密切相关。先生在学校讲授古代文学，是先秦文学研究生导师、楚辞专家，从他发表的许多楚辞论文中可以看到，对《九歌》、《招魂》等篇的研究，都有超越前贤的地方。其书法集中，有一组以《楚辞》为题材的作品，典型的表现出学者、诗人、书家三位一体的特点。作品的主体分别以篆、隶、真、草书写，边题则是有关“楚辞”的自作诗。如果不是在学术上有突出的成就，在诗歌创造上有横溢的才华，单凭书法技巧，是不能创造出这样形象奇特雄伟、内涵博大精深的作品的。
先生作诗，古风、律绝各擅胜场，新诗也偶尔为之。律绝多情意深沉，如《与友人游白洋淀》，表面上全是白描，只有熟读《诗经》《楚辞》的人，才能洞悉其中幽微。古风则善于表现豪情壮志，上下千年，纵横万里。诗跨越时空，大气磅礴，书雄强纵逸，超群绝伦，堪称双绝。可先生仍屡感缺憾，其严于自责到了十分苛刻的程度。先生说：“看不到自己的优点不能前进，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也不能前进。”他就是这样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前进着。纵观当代善草者，似乎带有某种地域特色。先生独步太行，颇多慷慨之气，代表着异于其他地区的燕赵风骨。地域性愈强，愈具有全国性；民族性愈强，愈具有世界性。颇有意味的是，先生书风豪放，而其在扬州工作的胞弟百之先生却恪守婉约。百之师林散之先生的草书特点是古朴、闲雅，而任望先生的草书则热情奔放。同是喝长江水长大的，为何书法的风格有如此大的区别呢?优点不同，缺点亦异。散之先生“点画多垂下，少振发，时见凋疏之象”（骆恒光《晏如阁论书》），而任望先生却是“笔多姿纵，失之粗率；提按每失控，流于芜杂”（书法集《自序》）。除个人秉性和生活经历不同外，常年所处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环境，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从先生的草书《述怀》诗可以得到印证。
近年来，先生除了继续向优秀传统学习，认真进行创作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书法教育上。他不仅为本校学生讲课，为老年大学书法班讲课，一九九六年，还和同道创办起“广养书法学校”。此外，他正筹划在保定市美术中学和河北大学艺术系创设书法专业，以期从小学到大学，系统培养社会上极其需要的书法教育工作者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书家。
先生德高望重，和蔼可亲，虽声名远播，但不以名人自居，不管是在校的学生，还是社会上的书法爱好者，只要登门求教，无不热情接待。青年们不仅在书法上得到他的谆谆教诲，在品德上也受到他潜移默化的熏陶。
先生淡泊自守，不慕荣利。“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只有上了靶场，他才和年轻人笑争中环的多少，完全不像个长者。至于在书法上，与年轻人互相勉励共同求进，则始终如一。一九九五年元旦，他写了一首戏称向青年书友挑战的诗——“九五将飞龙在天，作书七十正当年。与君相约三千日，文馆争衡一百篇。”鼓励青年当仁不让。每遇书法交流的机会，他总是先推青年展露风采；甚至递纸倒墨，甘当陪衬。当青年取得进步时，他逢人说项，感到由衷地高兴。
先生奖掖后学，不遗余力，急切地希望青出于蓝。他说，当初郑诵先等前辈书法家就是这样帮助青年前进的。郑先生曾有一首七律勖勉先生，成为先生攀登书法高峰的动力：“弟子先生孰是贤，昌黎《师说》信其然。华而不实人之患，富以多闻尔所便。问字远从千里外，相逢近在两年前。感君意气凌霄汉，拔帜书坛合有传。”先生没有辜负郑师的期望，他又把同样的期望留给了后学。

——原载《书法》1999年第一期